自2008年11月，在廣東全省地市級中率先開通網絡問政綜合信息平臺以來，惠州的網絡問政工作已經走過了6年歷程。根據《南方日報·惠州觀察》報道，近6年來，該網絡問政平臺共收到網民有效來信157422封，回復率99.51%，辦結率99.14%。此外，惠州正試圖以全媒體融合方式打造社情民意的“大數據庫”，健全網上信訪受理、跟蹤、反饋機制。
99.14%的辦結率，稱得上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然而，筆者查看近期部分顯示為“已辦理”的申訴，發現仍有不少改進空間。例如，有市民投訴一塊工業用地變為網吧經營性場所，相關答復是要求該市民“具體情況請徑向東江高新區查詢”，并未對于該問題解決情況予以明確答復。再如，有市民反映廁所排污口冒煙，答復是“下達通知書，要求其完善管道的固定密封和隔音措施”，至于對方是否整改，整改效果如何，并未說明。網絡問政平臺的設計如能更加細化，比如對于咨詢類申訴增加“已回復”的處理狀態，不僅更加直觀，也可便利今后“大數據庫”的建立
“大數據”的“大”并非指單純的數據量龐大。從1到1兆的整數列舉，看似龐大，但在處理程序上并不比從1到100的整數要復雜。其常見有4個V的標準，也即量級 (Volume)、多樣性(Variety)、價值(Value)、速度(Velocity)。網民有效來信157422封，看似不少，但對于動輒PB(1PB=1000TB)的量級，還屬于“小兒科”，但由于涉及大到城市規劃小到鄰居排煙的各方面問題，其多樣性和價值自不待言。
“大數據”的分析可以增強政府工作的可預測性，越是能準確、及時預測事件的變化方向和嚴重程度，政府的處理應對也就可以越充分。2006年世界杯的德阿點球大戰“紙條預測”，依靠高概率預測中了阿根廷守門員的撲救方向。可以想見，在大量數據有效分析的基礎上，政府同樣可以提高對重大事件預測的準確率，將可能出現的事件提前“撲救”，從而有效維護公眾利益。
除了預測，社情民意的“大數據庫”還可以作為施政方式的重要參考。
如果說以網絡問政平臺的運行只是政府處理市民訴求在渠道上的變化，與之相關的另一面則是市民與政府在法律地位上的日益平等。根據社會學理論，提高處理相互關系的藝術，必須與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在信訪等協調矛盾工作上的困難，很多時候并非政府故意推脫，也并非市民有意刁難，而是雙方在處理相互關系中都欠成熟。即使雙方都有妥善處理的意愿，很可能由于彼此誤解導致矛盾激化。建立在大量以往實例基礎上的社情民意數據庫，就可為處理方式的制度化提供參照。
一個良好的問政制度不應該鋪大餅，而應該是“漏斗式”：最外層面向全部市民開放，每個市民都可以暢通表達意見，與此同時，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越是能夠理性、客觀反映問題，維護更大范圍公眾利益的市民，越能夠深入參與問題的妥善解決。與之相反，看法偏激、傾向采取過激行為，不惜損害公眾利益以維護少數人、乃至私人利益的，則在參與問題解決時受到適當抑制。
總的看來，社會和經濟變革越劇烈，提出的挑戰和問題越多，制度成長的也就越快，也就越能適應接下來的新變化。由于如此廣泛的與不同利益訴求的民眾接觸，建立聯系，深度介入，政府各項工作的廣泛性和適應性也就越強，政府工作的基礎也就牢靠，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也就越強，也就越有助于公眾利益最大化的實現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公開、及時的問政平臺建設，沒有公正合理、可預測的制度建設，社會也就缺乏確定和實現公眾利益的手段，公眾利益的維護很可能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持續糾纏中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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