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年來媒體的公共討論而言，“人工智能”顯然已經成了定義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之一。在各種公共討論中，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的“人工智能威脅論”，無疑是極具影響力的一個聲音。

馬斯克把人工智能稱之為“人類面對的最大威脅”，并將開發人工智能的努力比作“召喚惡魔”之舉。早在2015年，馬斯克就聯合去年離世的斯蒂芬·霍金一起發出公開信，宣稱危險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已經開打。在2017年8月，馬斯克則帶領一百多位人工智能領域專家發出公開信，呼吁限制人工智能的開發。馬斯克甚至以聳人聽聞的語調在推特上聲稱：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由人工智能開啟。

盡管得到霍金、比爾·蓋茨以及許多專家聲援，馬斯克的“人工智能威脅論”仍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在2015就把馬斯克稱作“危言聳聽者”，指責他不負責任地激起了對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革命的擔憂。該基金會每年評選“樂戴獎”，專門頒發給那些試圖阻礙技術創新的人。“樂戴”一詞原指19世紀英國紡織工人發起的一個秘密社團，他們摧毀棉紡機器，聲稱新技術將毀滅世界。2015年馬斯克與霍金因人工智能威脅論而獲得“樂戴獎”(比爾·蓋茨亦被提名該獎項)。2017年臉書(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甚至直接在推特上指名道姓批評馬斯克關于人工智能的言論“消極而且不負責任”。而馬斯克則回嗆扎克伯格，聲稱后者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太有限”。

值得追問的是：馬斯克的人工智能威脅論是否只是故作驚人之語?其言論是否值得認真對待?在筆者看來，即便馬斯克把人工智能比作“惡魔”引來一片噓聲，即便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禍首”聽上去像極了嘩眾之音，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該論仍值得被認真對待。因為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挑戰，并不是在整體文明的層面上，而恰恰是在人類文明內部，在人類既有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建制的層面上。

去年辭世的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提出“競速學”，提議要把速度作為核心研究對象。在維利里奧看來，人類文明的變化，根本上是速度的變化：技術的演進，所帶來的實質上就是速度的提升(人和物移動速度、信息傳遞速度等);政治組織的變化(譬如從奴隸制到官僚制)，歸根結底也是協作速度的變化。而人類文明所遭遇的各種危機，亦是速度提升所帶來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挑戰，恰恰緣于速度提升：人工智能在“深度學習”上的速度、對大數據的處理速度，完敗人的生物“算法”。這輪速度變化的結果，我們已經開始見證：人們正在把越來越多的決斷權交給人工智能算法(從購物、獲取資訊到擇偶、招聘人才等)。

從競速學出發，我們可以重新審視馬斯克“第三次世界大戰”論題：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并不是它如“惡魔”那樣“有意”發動世界戰爭、毀滅人類文明，而是在當下主權性的民族國家格局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速度變化，正在使它實質性地拿到越來越多的決斷權。

另一位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最近提出“人工非智能”這個概念。在斯氏看來，“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文明自身恰恰會進入“人工非智能”——一種人為導致的“系統性愚蠢”。在這個人工智能聲稱比你更了解你的時代，你不再耗費精力去了解戀愛對象而是通過約會APP算法幫你定位到“最適合的TA”，國家領導人不再耗費精力去深入了解國際上的伙伴與對手而依賴人工智能的大數據進行分析判斷……這才是人工智能對人類文明的真正挑戰。馬斯克把人工智能比作“惡魔”也許不甚恰當，但“人工非智能”確實是人工智能深度社會化帶來的一個無法回避的效應。

馬斯克希望用公開呼吁的方式，甚至不惜滿口“危言”以達“聳聽”的效果，來阻止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國家間對人工智能優勢的爭奪，很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馬氏的努力，除了使他成功榮獲“樂戴獎”，顯然沒能有其他實質性效果。馬斯克本人去年投入巨資成立了研發“腦機接口”的新公司Neuralink：“既然我之前對人工智能的警告收效甚微，那么好的，我們自己來塑造人工智能的發展，讓它走向好的一面。”馬斯克已放棄了繼續公開呼吁，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什么馬斯克的努力會無果?在筆者看來有兩個結構性因素——

第一，西方世界仍然處于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下。近年來，人工智能使各個產業成本巨幅降低，利潤空間大幅增加;對人類生活不斷提供各種優質服務，并且服務的潛力無可窮盡。這使得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商業化前景。在資本主義系統中，只要有贏利空間，資本就會源源不斷涌入，何況是高額贏利的空間。這一點尤瓦爾·赫拉利看得很清楚：“只要讓他們獲得新發現、贏得巨大利潤，大多數的科學家和銀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第二，我們的世界仍然處在民族國家格局中。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治場域中，即便有覺得馬斯克言之有理的領導人，亦無法實質性地采納其建議，使本國自外于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之外。這種所有行動者都具有至高的自主決定權、但實際上卻無法自主做出決定的狀況，便是一種經典的“納什均衡”。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論證了存在著一類策略對局狀況，在該局中沒有人可以通過單獨改變自己的策略而獲利。

資本主義邏輯(利益最大化)加上主權國家格局(至高決斷權)，決定了馬斯克的人工智能威脅論即便用詞再激烈也只是徒勞。馬斯克的“危言”真正帶來的思想激蕩，不在于人工智能在可見的未來是否真的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在于如果他是對的，當下世界這套支配性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建制，卻只能逼使所有人一起眼睜睜地看著它的發生……

要擺脫這種“人工非智能”的局限，只能通過改變資本主義秩序與民族國家格局，這也是當年馬克思提出的方向。在今天，馬克思并沒有變得更無關，相反，其“改變世界”的“第十一論綱”變得更加迫切，并且在加速意義上變得迫切。馬斯克的無力之處，恰恰是馬克思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