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要對會議進行解讀，但是，基于本次會議的高度重要性，及其對未來經濟的高度指導性，我們對會議的關鍵點進行了追蹤和對比研究。我們發現，今年以來，中共中央8月、10月和12月的重大經濟分析會，次次強調、高度一致的重申“六穩”。這六穩當中，“穩就業”始終是六穩之首、重中之重。“穩就業”不僅是2018年更是2019年的“頭把交椅”。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形勢2018年是“穩中有變”的話，那么2019年，穩中不容變的就是就業。中國經濟維穩和社會維穩的龍頭首要也是就業穩定問題。3個月后，中美重開談判、再次對決，2019年中國在全球經濟大決戰中能否發揮“戰略定力”，頭條因素也是穩住就業。反觀所面臨的一切重大挑戰，無論是來自外部波瀾起伏的的不確定性，還是內部的周期壓力、人口老齡化、人口低生育率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解決之要就是要在就業關上實現突破。
與之對應，中國經濟尋求更穩支撐和更大底氣，要求我們我們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加快創新立國、創新興國的步伐。一個具體落腳點和產業導向就是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推動技術進步。
于是，在我們預判2019年的經濟穩定形勢和經濟發展態勢時，就出現了一個似是而非的艱難選擇：一邊是對擴大就業和穩定就業的高度需求。另一邊是發展AI、“機器換人”對現有就業數量甚至就業質量所帶來的巨大沖擊。
那么，2019年我們如何破解這樣的悖論，我們會陷入或逃離科技創新的“就業陷阱”嗎?又如何撥云見日發現新的投資良機呢?
中國經濟最大挑戰：人口坎和就業關
2015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就降到了全世界所有國家當中的最低檔中。于是，中國從2016年起開始了準許所有夫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二胎政策”。但是，2017年的出生人口數量依然在減少。原因很多，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雖然“二胎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二胎”數量出現了增加，但是“頭胎”卻減少了。這是因為適齡的生育女性人口在減少。也就是說，中國的出生率不僅在下降，而且青年人口率、適齡人口勞動參與率也在同時下降。
據預測，中國22歲到31歲的適齡生育期女性在2015年到2025年的十年間將急劇減少40%。與之相對應，2018年各地政府公布的上半年出生人數也開始大幅度減少。未來5到15年間，中國將面臨著一個繞不過去的人口坎。
人口坎后面就是就業關。這主要表現在“90后”開始進入生育期和工作期。“90后”出生的1990年代是中國出生人數急劇減少的年代。這一批人長大以后，在學歷方面通常得到了急速提升，因此，進入工廠、餐飲店、旅行社、酒店客房等勞動密集型或者低端產業崗位的可能性被大大壓縮。這使中國未來幾年在產業升級尚未完成的“空檔期”將首先面臨傳統產業的“缺人空轉”困境。
中國的實際出生率大概在1.3左右，遠不及能夠維持人口穩定數量的2.1。如果中國的出生率在1.3附近延續下去，那么估計到了2100年，中國的人口約為6億人。中國的有效勞動力市場陷入真正的刀山火海。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將不斷擠出中低端工人，同時迭代后的AI產業還將擠出大量高技能的專業技術人員。
我們對新工業的投資是否會和我們的就業形勢發生“肢體沖突”?如果不弄清楚這個矛盾，那么就難以避免2019年的投資邏輯陷入南轅北轍和自相矛盾。也就無從在今天去正確估量投資行業的進入點和投資回報的平衡點。
好在，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之聲就在不遠的附近。
前沿國家發來的“暗號”
人工智能和機器換人可能引發的大規模失業問題給人們帶來了恐慌，給產業界帶來了沖擊。這已經成為討論經濟未來和投資邏輯的中心議題之一。面對這樣的困境，首先應該分析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機器換人這樣的潮流?其次，我們應該決定我們為此應該做什么?怎樣做才是正確之選?回答清楚了以上兩個問題，則能在2019年的新起點上，標定科技創新大背景下劃時代的投資回報率。
通過仔細分析和研究前沿國家的探索經驗和證據文獻，我們的研究團隊對此的基本觀點是：與其擔憂人口數量，不如提高人口質量;與其焦慮出生率，不如優化工作制。
人工智能到底將給經濟帶來什么結局?不僅中國，甚至美國和歐洲在“再工業化”過程中均面臨這個焦慮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下，新技術將使勞動力變得多余，以前由勞動所執行的任務可以自動化。自動化會減少就業和勞動份額，甚至可能降低工資。這正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始人熊彼特所預見的“創造性毀滅”的典型場景。機器換人所帶來的工作崗位的減少以及工資領域的變化，其擴產性后果，還會帶來進一步的舉國收入不平等。這將使經濟和社會面臨雙重沖擊和雙重動蕩。
事實是否真的將如此嚴重呢?遵循中國古人“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的古典邏輯，我們可以看一看早于我國進行“再工業化”的前沿國家-美國的情形，以確認上述問題的答案。
1980年-2015年正好是美國再工業化的成熟時期，這段時期，傳統的制造業轉移出美國，而以信息經濟和新能源經濟為特征的“再工業化”在美國興起。圖1顯示，在這個時期中，如果將1980年新增的職稱(即“再工業化”新創生出的職業工種)當做基準量，那么，在這35年間新增工種大概增加了10%。這一估計意味著35年間，美國增加了大約5000萬個就業崗位，而其中的60%與新職業和新職稱有關。
圖1：美國“再工業化”時期就業增長率和新增工種的對比態勢
資料來源：DaronAcemoglu and PascualRestrepo,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6): 1488–1542.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696
而圖2的結果進一步表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三個階段中美國新工種/新職稱較多的職業所雇傭的職員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較高。這說明，掌握了新技術的高技能工人在新創造出來的任務或者工作中具有比較優勢。
圖2：美國各時期“新增工種”和“受教育水平”的關系
資料來源：DaronAcemoglu and PascualRestrepo,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6): 1488–1542.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696
美國的“再工業化”結果為中國2019年以后的人工智能和就業之間的作用關系和投資邏輯提供了非常具有建設性的借鑒指引：新技術可以補償剩余勞動力被替代后所帶來的“創造性毀滅”，自動化代替了之前工人的生產任務，但正是由于自動化，降低了用人成本，于是使用人而不是使用機器就在某一些領域變得更有利可圖!而這些領域正是新技術本身所在領域(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在這樣的機制下，人工智能將迭代創造出需要掌握新技術、新任務的新工種。
在傳統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無法體現以上態勢。但是一旦我們把資本積累、自動化研發、新工種的創生當做一個內生化的過程，就可以發現，新的經濟可以在“創造性毀滅”、自動化研發和新工種創生這樣的交替之中實現平衡增長(Acemoglu and Autor，2017)。
2019緊迫的結構變遷：必須投資于人
最近，世界銀行發布了名為《工作性質的變革》的趨勢報告。報告關注和預測了人工智能、科技進步對未來就業和經濟的影響，并重新定義了新的工作。報告指出，技術造成的失業通常只是短暫的陣痛，隨后而來的往往是新興崗位和職位的創生，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也會不斷的進步。唯一的重大挑戰是我們如何為新崗位提供及時有效的人力資本補充?
2019年，中國將面臨緊迫的投資結構變遷和人力資本結構變遷。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爆炸將重塑社會經濟的中國格局，零工經濟、借貸平臺、分揀貨物機器人、無人服務業以及彈性工作制，將很有可能成為不期而來的重大變革。
另一方面，這些變革將極大改變就業市場和工資市場。馬云和劉強東等大佬所預見的未來很可能不是在將來到來，而是在你我驚醒后的明天清晨。從2019年開始，我們將看到各國都將更加關注如何有效地投資于人?如何有效地投資和管理適應新創崗位的“新新人類”?一輪新的投資于人的投資競賽和軍備競賽即將打響，2019年是最可能的戰爭元年。
人力資本投資迫在眉睫，終身學習將成為下一個投資熱點。其中，對社會技能、性格技能、領導力技能等軟實力的培養和投資，在發達經濟體已成主流，但在中國卻是一片藍海。在這方面，不僅涉及到對弱勢群體的早期介入培訓，同時也涉及到如何利用共享經濟和共享技術來實現高價值人群的非認知知識體系培訓。這是一個政府和市場、公共和私人交叉投資、交叉補貼的高凈利市場。
過去30年，中國人在認知教育方面取得飛速的進步。表現為大學入學率和高等教育率廣泛的提高。但是，和世界發達國家甚至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中國人力資源的創造性和回報率明顯偏低，因為中國對“非認知教育”領域投資不足。這直接導致中國年輕勞動力人口在社會技能、性格技能和創新技能上缺乏后勁。對這個領域的投資不足不僅會導致當前大約1億青年人的就業質量偏低，還會導致整整一代人在未來15到20年間無法充分發揮潛力，無法進入國際競爭市場，從而顯著增大中國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率。
我們相信，從2019年開始，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會帶來很多領域工作崗位的流失，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些從事可標準化、可被編碼、可復制工作的職員甚至是高層管理者將首先被取代。然而，人工智能為創造新工種、投資和培訓復雜從業者/機構以及圍繞其周邊的外包服務提供了嶄新的投資機會。為此，我們必須加緊關注投資于人力資本的各種機會。我們無需奢談平臺經濟和“互聯網+”，而是需要認真面對未來人力資本經濟的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是“品類經濟”將和“規模經濟”同等重要。人們更加需要個性化、多品類的趣味教育產品。如何提供小批量、多品種的教育產品并非“在線教育”可涵蓋。比如，“一對一”的單兵社交化學習能有效保證非認知教育的質量，而所有教育的買單者，最看重的是教育質量而不是教育模式。因此，未來的教育投資將從線上重回線下，但不會忘記“線上”的教輔功能。第二，未來的就業將更加散碎化和分散化。會將出現無實體規模化的產業園區和產業社區。類似于貴州云計算經濟區的新業態將廣泛復活在其他地域和其他領域中。
從2010年開始，中國對醫療健康領域的投資逐漸加碼、加熱，到目前為止已經呈現出局部過熱的態勢。而中國對教育的投資不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都相對不足。前段時間的“紅黃藍事件”以及教育部對民辦培訓機構的整頓，使投資界對教育投資出現某種程度的誤判。對教育市場的整頓，恰恰顯示，相對于數以百億的資金進入健康醫療領域，教育投資領域卻艱于出現有成效的投資。“身體投資”熱過“靈魂投資”即是挑戰，更是機會。前期對醫療健康領域的大量投資必將牽帶出對教育市場的投資需求。
盡管中國未來教育投資市場仍是一片藍海，并且，這片藍海的高進入壁壘和超長回報周期構筑起了這片市場的獨特性、小眾化和寡頭型。有必要判斷在2019年開始將新教育投資領域放在哪里，以形成這個市場的“先動優勢”。
新教育的新投資
世界銀行判斷在面臨人工智能沖擊的時候，三類技能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三類技能是：(1)高級認知技能，比如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2)社會地位技能，如團隊工作能力、保持自控的能力、激勵其他人堅持堅守的能力;(3)能夠提高適應能力的技能組合，比如推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激勵能力。可以看到，這些能力的培養已經遠遠超乎應試教育和在校教育的范疇，他呼喚和需要一個終身學習、校外學習、家庭生活學習并舉的學習工具和學習平臺。這就為我們未來“掙人的錢”提供了明確的投資指引和投資機會。認知技能將由公共教育體系提供，這是就業的基本門檻。而就業的質量和就業附加值則取決于“非認知技能”，這可以由市場來提供。
投資于新教育的第一個有利可圖的領域是開辟和創建“非認知教育投資”。依賴于人際互動的工作將難以被機器所取代，而要從事這類工作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1)具有基本的認知知識-這部分知識由傳統的學校教育和在職培訓提供。(2)具備高超而專業的非認知技能。“非認知技能”無法通過標準化和規模化的教育產業和教育產品來提供。這種能力具有定制性、個性化和小眾化的特點。比如中國人的“圈子文化”就是一種“非認知能力”。西方人的“族群文化”也是非認知能力。無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新型人力資本必須具備社會和人際交往能力，需要具備在專屬的社會圈層和階層內自行游走和不斷攀升的能力。這些能力的培養，在之前的經濟業態下，被認為是不可行的，或是無利可圖的，因為無法實現標準化和規模化。而小規模、定制化、精英式的教育正是私人教育介入的不二領域。
可喜的是，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為以上私人領域的教育投資提供了“規模化收割利潤”的可能性。這就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如何梳理和建立“分工經濟”的利潤池。具體而言，
非認知技能的培訓、培養和創新運營是新教育的投資熱點。例如，美國的性格學校、日本的定時學校、歐洲的社交學院和興趣團體。此外，世界銀行和芝加哥大學等機構的研究指出，性格技能和和社會技能是就業質量和人力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領域，但是，這類技能形成于人的生命早期，且在人的一生中不斷得到塑造和加強。因此，有必要大力投資于兒童早期的此類技能培養。市場有足夠的空間來投資于這個豐厚的利基市場。對此，我們課題組做了長期的項目設計和投資分析，并認為，教育部所推出的各項政策，正是為2019年的新人力資本投資市場做出了明確的疏浚工作：公辦教育提供就業門檻教育，非公教育探尋就業附加值市場，而市場方向則正是本文的重點和我們的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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