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失去市場

谷歌再度站在風口浪尖

2014年1月，全球精英會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谷歌（Google）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公司其他4位高管在瑞士達沃斯洲際酒店見面。這家洲際酒店是一座蛋形的金色建筑，與旁邊的阿爾卑斯雪山顯得格格不入。谷歌高管們希望在這里與歐盟競爭事務專員華金？阿爾穆尼亞（Joaqun Almunia）敲定最終和解協議，阿爾穆尼亞也是谷歌過去4年來的主要法律對手。會議室里氛圍友好又緊張。阿爾穆尼亞的任期在秋天到期，谷歌不想到時候還得跟他的繼任者重新開始談判。谷歌之前提出的兩個提議受到其20家競爭對手一致反對，它們已向阿爾穆尼亞和歐盟正式提出投訴，稱谷歌利用其在互聯網搜索領域壓倒性的優勢吸引用戶使用它自己的服務。例如，當用戶在歐洲某個城市搜索最佳餐館、附近的牙醫或航班時，谷歌就提供自己的地圖和其他服務的鏈接，而不是顯示網上其他最佳搜索結果的鏈接。 現在，施密特對歐盟的談判團隊說，谷歌愿意既提供自己的服務鏈接，也提供其他搜索結果的鏈接。他用PowerPoint幻燈片展示說，如果用戶用谷歌搜索“紅色索尼相機”或“去羅馬的航班”，谷歌將在搜索結果頁面頂端的突出位置設一個結果框，內含3家競爭對手網站的鏈接和標識，如Yelp、TripAdvisor和Expedia。

施密特介紹完谷歌的提議后，阿爾穆尼亞提了一大堆問題。67歲的阿爾穆尼亞是一位慈祥的經濟學家，他曾競選西班牙首相但落敗。他問施密特：谷歌的競爭對手如何可以獲得這種特殊待遇？（他們必須在拍賣中競拍。）如果可能的話，這如何影響用戶的行為？（沒人知道。）谷歌的首席律師大衛？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和法律總顧問肯特？沃克（Kent Walker）幫助施密特回答了這些問題。然后施密特詢問了在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Booz Allen Hamilton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后，歐洲反美情緒惡化的問題。雙方達成的任何協議都需要得到歐盟委員會所有成員國（28個）的一致批準，這也是為什么谷歌希望先搞定他們的老大。施密特問阿爾穆尼亞能否在他的任期結束前讓和解協議獲得批準，阿爾穆尼亞說，他有信心做到。兩個小時后，大家對談判結果表示很滿意，握手告別。

谷歌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10天后，阿爾穆尼亞站在歐盟總部大廈會議廳的講臺上宣布了這個協議。谷歌在歐洲長期面臨的反壟斷考驗似乎終于結束了。在加州山景城的谷歌總部，這項與歐盟的和解協議已被視為板上釘釘，負責這項事宜的員工已經開始接手其他工作。但結果是，谷歌的估計大錯特錯。阿爾穆尼亞在歐洲委員會內部無法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來批準這項協議，甚至都沒能對協議進行投票。

2015年4月15日，阿爾穆尼亞的繼任者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也站到了歐盟總部同一個會議廳的同一個講臺上。維斯塔格今年47歲，是丹麥財政部前部長。她直言“大公司不能濫用它們的主導地位在相關市場創造優勢”，正式指責谷歌濫用其在一般搜索方面的霸權地位來主導網上產品搜索市場。這種指責相當于對谷歌定罪，這正是阿爾穆尼亞試圖通過達沃斯的私下和解來避免的結果。這還不是全部。維斯塔格還宣布調查谷歌是否濫用智能手機安卓操作系統的主導地位。她表示也有可能對有關谷歌在當地搜索、地圖、旅游等市場擴張的做法展開調查。對谷歌來說，這是一個噩夢。這意味著長達數年的審查，高達60億美元的罰款，以及可能永遠限制其產品有效性的法令。

僅僅15個月，谷歌就莫名失去了歐洲市場。

反對的聲音應接不暇

政客們拿谷歌做文章

2014年斯諾登事件之后，谷歌開始喪失它以前積攢起來的良好聲譽。斯諾登泄露的幾份NSA文件顯示了谷歌和其他公司是如何允許NSA進入其用戶賬戶的。谷歌說，公司遵循法律，抵抗NSA的做法，但這已經造成了損害。“如果反正NSA會看你的電子郵件，要兩步認證又有什么用？”總部位于柏林和法蘭克福的互聯網和人權中心聯合創始人兼主任本？瓦格納（Ben Wagner）說，“（人們）對谷歌的態度轉變巨大。”

柏林團體Peng Collective的活動人士2014年5月在Re：publica數字文化大會上舉辦了一個假冒產品“Google Nest”的發布會以諷刺谷歌。這套假冒產品包括“谷歌信任”數據保險（“完全免費，你用你的數據付錢”）：“谷歌蜜蜂”私人無人機，可以監視你的家人；還有“谷歌擁抱”，可以幫助用戶與其他需要親情的人建立聯系。“在總部位于柏林的黑客組織Chaos Computer Club去年12月舉行的大會上，一位法國匿名人士發表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講話，題為”滾蛋谷歌“，稱谷歌地圖是公司想成為一個國家的野心證明。”沒人會對一片他不打算侵吞的領土繪制地圖。“他警告說。

谷歌拒絕讓公司高管接受正式采訪，但有幾位高管承認，歐洲批評的強烈程度讓谷歌措手不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之前在用戶中普遍受到歡迎。雖然未經證實，但很多人斷言，在必應（Bing）上，最常見的搜索關鍵詞是“Google”。（微軟拒絕證實這種說法。）但谷歌對此深信不疑。公司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占有90%的搜索市場份額，在美國占76%，其安卓操作系統占有64%的市場份額，在美國占47%。“谷歌在歐洲是最受歡迎的搜索引擎，因為它是為消費者打造的，幫助他們迅速找到他們想要的信息，”谷歌負責歐洲、中東和非洲業務的總裁馬特？布里汀（Matt Brittin）在聲明中說，“在搜索、網上購物和獲取內容方面的競爭前所未有地激烈。”

2010年7月谷歌全球移動搜索市場份額高達98.29%

2015年截至3月谷歌在美國的搜索市場份額然而，歐洲人越依賴谷歌，就越害怕它。因此政客們很容易拿谷歌來做文章。去年11月，歐洲議會以384票支持、174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標志性的提案，要把這家搜索巨頭一分為二：一部分為搜索引擎，其余業務分拆為另一家公司。在西班牙，谷歌因為版權問題被迫關閉了谷歌新聞網站。在德國，谷歌因為隱私問題停止了街景導航服務圖像采集。最近，谷歌被迫依照歐盟一項“被遺忘的權利”法規，在用戶要求下從其搜索數據庫中去除一些令人難堪的內容。

歐洲對其他美國科技巨頭的態度也變得更不友好， 包括蘋果（Apple）、Facebook和亞馬遜（Amazon.com），它們與谷歌一起被稱為“GAFA”公司。蘋果和亞馬遜的歐洲稅務安排做法受到調查；Facebook因為貪得無厭地收集個人數據而受到攻擊。 當地政客在2014年秋季選舉中將對GAFA的攻擊變為競選中的家常便飯。“我們不想成為美國互聯網巨頭的數字殖民地，”法國經濟部前部長阿爾諾·蒙特堡（Arnaud Montebourg）在去年一次采訪中說，“我們可能失去的是我們的主權。”

第一起訴訟

“反壟斷”開始

時鐘倒轉10年，英國倫敦以西溫莎古堡所在的伯克希爾郡的一對中產夫婦，施沃恩·拉夫（Shivaun Raff）和亞當·拉夫（Adam Raff）開了一家購物網站Foundem，用戶可以搜索和比較其他網上零售商各種產品的價格。

Foundem的經營模式并無特別之處，但2006年谷歌更新了其搜索算法，突然之間，Foundem在谷歌的搜索結果中不見蹤跡。施沃恩不遺余力地推廣她的小網站，她花了幾年時間試圖讓谷歌告訴她到底發生了什么，如何才能讓她的公司擺脫谷歌算法的懲罰。谷歌對其內部運作一向不愿透露太多。

2009年，拉夫夫婦在布魯塞爾提出第一起針對谷歌的反壟斷投訴。他們還與蓋里·里巴克（Gary Reback）聯手。里巴克是一位硅谷的訴訟律師，他曾在上世紀90年代代表Netscape與微軟打反壟斷官司，他幫助拉夫夫婦在華盛頓游說。很快，監管部門開始關注谷歌在美國和歐洲的行為。“根據歐洲法律，在市場占主導地位根本不是問題，但一旦你成為主導者，你就應承擔特殊的責任，不應擠壓市場中剩余的競爭。”施沃恩說。

谷歌有理由相信這都是其頭號競爭對手微軟設下的陰謀。Foundem是游說團體Icomp的成員，Icomp是“Initiative for a Competitive Online Marketplace”（競爭性網上市場倡議）的縮寫，該組織稱微軟是其創建成員。施沃恩是該組織的特別顧問，這令她更像一個雇傭兵，而不是一位企業家。

還有一些其他跡象也很像微軟所為。FairSearch是Expedia等公司在美國成立的游說團體，它曾試圖阻止谷歌收購機票數據公司ITA Software，但沒能成功；該組織還專門在歐洲反壟斷方面找谷歌的麻煩。谷歌的高級競爭顧問朱莉亞·霍爾茨（Julia Holtz）2010年說，在微軟收購購物網站Ciao（Ciao也是谷歌的廣告合作商）之前，谷歌從來沒有收到它任何投訴。微軟的布魯塞爾辦公室拒絕置評。

越來越多的壟斷證據

谷歌遇十面埋伏

無論是否有微軟背后相助，Foundem的投訴確實指出了有關谷歌的一個事實：谷歌偏好自己的服務。2007年，谷歌推出一個名為“全球搜索”的功能，任何使用該網站的用戶都知道這個功能。如果你搜索一個特定城市的地址、一只股票的價格或一件產品的價格，谷歌給出的搜索結果將以一種它自己服務的形式展示，例如谷歌地圖、谷歌財經和谷歌購物。

這是一種理念上的轉變。谷歌首席執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他的同事花了多年時間來證明 他們的搜索引擎是一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將用戶引導到互聯網上最有用、最可信賴的內容。而現在，在某些情況下，它根本就不是不偏不倚的。

谷歌稱，這種轉變改善了用戶體驗。“如果我們知道答案，那么我們來提供問題的答案，從而令消費者不必再繼續點擊別的地方，這更有利于消費者。”施密特對美國參議院一個反壟斷小組委員會說。他還指出，根據算法挑選出來的搜索結果仍會出現在首頁，只不過在頁面上略低的位置，而且沒有人是被迫使用谷歌的。消費者永遠可以點擊競爭對手的網站。

接下來的幾年，谷歌不斷增加自己內容的可見度，包括OneBox等工具，該工具在搜索結果頂部的一個結果框里提供具體搜索的結果。谷歌還開始將簡介頁面、聯系信息以及用戶評價從基本上沒有人使用的Google Plus社交網絡整合到搜索結果中，比如餐館或熱門酒店的搜索結果。大多數時候，這些信息出現在網站藍色鏈接上方，提供更詳細的數據，例如點評網站Yelp或旅游網站TripAdvisor。

這些做法激怒了那些依賴谷歌的公司。在某些情況下，谷歌的網頁抓取軟件是“抓取”或拷貝實際評價和評級的一部分，并使用這些數據來充當它的搜索結果。［在Yelp首席執行官杰里米·斯托普爾曼（Jeremy Stoppelman）在國會對這種做法做證后，谷歌在2011年停止了這種做法。］

谷歌還開始通過一個便于滾動的旋轉列表將搜索圖片（例如明星圖片）的用戶引向大幅的高分辨率圖片。蓋蒂圖片社（Getty Images）等圖片機構有自己的圖片搜索引擎，它們發現自己的瀏覽量大幅下滑。更糟糕的是，一些蓋蒂的用戶不再付費使用該圖片社的圖片，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從谷歌拷貝圖片。“ 谷歌成為盜版圖片的第一來源。”總部位于西雅圖的蓋蒂圖片社法律總顧問約翰·拉帕姆（John Lapham）說，該公司6月正式向歐盟提出反壟斷投訴。

批評者現在從這一時期谷歌公司內部的決策中找到大量證據，這或許是整個谷歌反壟斷案中最奇怪的插曲。今年早些時候，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競爭局給內部員工的備忘錄，被不小心按照不連續的隔頁順序夾帶在了給《華爾街日報》根據《信息自由法》要求提供信息的答復中。這份169頁的FTC文件大量摘錄了谷歌的內部電子郵件和備忘錄，當時谷歌的合作伙伴注意到這個搜索引擎的很多改變，他們認為這些改變似乎都是罪證。

谷歌的工程師在郵件和備忘錄中寫到，相比谷歌自己的服務，用戶往往更青睞谷歌在搜索結果中壓制的那些網站。谷歌員工還對價格比較網站可能吸引走那些最可能在網上購物的用戶表示擔憂。這些文件還顯示，佩奇和瑪麗莎·梅耶（Marissa Mayer）等谷歌高管支持偏好谷歌自己服務的做法，即使其算法認為這些搜索結果不夠相關或不夠有用。

證據越來越多。但2013年年初，FTC的5位委員一致投票決定不予受理此案，裁定谷歌可能的確是壟斷，還可能有損競爭對手，但畢竟沒有損害消費者。競爭對手指出FTC決定的背后有黑幕。谷歌花費數千萬美元游說美國政府；它對奧巴馬政府非同尋常地討好；谷歌前高管現在就在白宮任職。從技術上來說，這都是事實。但對美國監管部門來說，這起反壟斷案并不符合當代美國反壟斷法的主張，反壟斷法旨在保護消費者，而不是競爭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是受益者，因為他們可以更容易獲得搜索結果，而不必點擊和訪問其他網站。“對實際的或想象中的競爭對手的任何負面影響都是這個目的的附帶影響。”FTC在裁決中說。這使阿爾穆尼亞成為為谷歌全面平反的最后希望。

歐盟競爭事務委員

“求同存異，一致對外”

阿爾穆尼亞是個實用主義者， 他希望避免復雜的訴訟，因為訴訟可能拖延數年，這在快速變化的科技行業面前太不合拍。阿爾穆尼亞2010年被任命為歐盟的競爭事務專員，他篤信歐美合作，他與華盛頓和硅谷的重要人物關系密切。阿爾穆尼亞喜歡與媒體私下接觸。有一次，他在《紐約時報》上夸口說有施密特的私人手機號碼，兩人經常短信聯系，這個爆料幾乎損害了他在谷歌競爭對手那里的信譽度。

2013年，阿爾穆尼亞“測試”了頭兩個和解提議，向投訴谷歌壟斷的人們征求意見。反饋意見認為，谷歌提供的新鏈接框不夠醒目，阿爾穆尼亞的團隊建議谷歌把鏈接框移到網頁頂端。當投訴者抗議說用戶仍然太容易忽略競爭對手的鏈接時，阿爾穆尼亞的團隊建議谷歌把鏈接放大，并增加競爭對手公司的標識。對谷歌來說，這是極其痛苦的折磨。谷歌高管斷定，這些條款都是微軟及其盟友惡意提出的，他們真正的商業利益就是令谷歌陷在永無止境的監管困境中。谷歌員工真誠地堅信，公司沒有做錯任何事。最終在2014年年初，阿爾穆尼亞在達沃斯的黃金巨蛋與施密特碰面，達成和解協議。“全球沒有任何反壟斷機構獲得過這種讓步。”阿爾穆尼亞在歐盟總部大廈的新聞發布會上夸口說。他宣布不需要與投訴者測試這項和解協議，因為他已經測試了前兩個提議。

最后一步是讓歐盟專員團對這項協議投票，歐盟專員團由每個歐盟國家任命，一共28位，每位專員負責一個領域，如農業、公正或貿易。由于他們不是職業監管官員，他們可能不經審查就會批準由一名專員提出的復雜協議。但在他們能夠批準之前，一場風暴卻因為谷歌一個競爭對手的評論文章爆發。

2014年4月，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公司（Axel Springer）的首席執行官馬賽厄斯·多夫納（Mathias D·pfner）在《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發表了一封給施密特的公開信，標題為“為什么我們害怕谷歌”。阿克塞爾施普林格是德國或許整個歐洲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公司。其旗下《圖片報》（Bild ）的發行量是《紐約時報》的4倍。他的擔憂包括他自己極度依賴谷歌帶來的訪問量以及谷歌在日常生活、自由社會和言論自由的方方面面所起到的更廣泛的作用，以及谷歌是否將成為一個“數字超級大國”。

他在公開信中寫道， 當谷歌偏好它自己的服務時，“它甚至不會向用戶指出，這些搜索結果是給自己做廣告的結果…………這就是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他談到谷歌與阿爾穆尼亞達成的和解協議時說“這不是妥協”，因為它要求谷歌的競爭對手必須于拍賣中競拍在新的搜索框中的排位。“這是在歐盟監管機構批準下鼓勵那種被稱為敲詐勒索的不良商業行徑。”

52歲的多夫納以狡猾著稱。在德國有一個經久流傳的玩笑，說多夫納想競選公職，但又不想放棄他的商界權力。在這封公開信發表后不久，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和法國媒體巨頭、Hachette Livre出版公司的母公司拉加代爾集團（Lagardere Group）發起了一個名為“開放互聯網項目”的行業組織來反對這項谷歌和解協議。同時，德國電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對谷歌提出自己的反壟斷投訴，成為加入爭斗的首批大型歐洲公司之一。谷歌反壟斷案似乎不再是微軟發起的一個陰謀。歐洲大公司也不喜歡這項和解協議。

在阿爾穆尼亞的谷歌協議等待批準投票的幾個月里，政治反對派找到了一個代言人，他就是律師和前稅務顧問甘瑟·厄廷格（Gnther Oettinger），也是德國委任的唯一歐盟專員團成員。今年61歲的厄廷格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內一路晉升，幾乎可以肯定他傾聽了媒體公司和電信公司聯合反對谷歌的呼聲。在阿爾穆尼亞向歐盟專員團提交了最終和解協議后，厄廷格的反對呼聲最高，他抱怨阿爾穆尼亞沒有與其他專員適當磋商。

谷歌的律師從未預料到厄廷格的出現。他的專業領域是能源政策，所以谷歌的律師從來沒有與厄廷格的團隊碰面或討論過此案。現在他突然成了谷歌及互聯網政策方面的專家，巧妙地引導了戴姆勒（Daimler）和博世（Bosch）等德國工業巨頭對特斯拉（Tesla）等硅谷新創公司以及無人駕駛汽車等新技術的恐懼。“如果我們重視不夠的話，我們可能會投資生產很棒的汽車，但最后賺錢的卻是那些為這些汽車提供新服務的公司。”他在一次電視采訪中說。

厄廷格后來成為專員團的數字技術專員，他提議在歐盟征收“谷歌稅”，讓報紙和其他出版公司對抓取原創內容、用在網頁上的搜索引擎收費。這正是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和多夫納多年來一直提議的。阿爾穆尼亞很快偃旗息鼓。在歐盟執行委員會夏季休會前的幾個星期，他在歐盟總部大廈11層他的辦公室舉行了一次非正式媒體吹風會，內容大大出乎6位參會記者的意料。阿爾穆尼亞在他的媒體助理陪同下坐在長橢圓形會議桌一邊，另一邊是他點名出席的媒體記者，他對他們說，他對一些媒體文章感到不安，文章稱盡管反對呼聲日益高漲，但他將全力推進這項協議。他堅稱，這不屬實。在達沃斯達成的和解協議可能將做出更改。

這是一個出乎意料的逆轉，但阿爾穆尼亞淡化了這個轉變的重要性，他指示記者不要立刻報道。（但他們還是報道了。）他還稱，這個決定是由于Yelp、Expedia和其他投訴者向歐洲委員會提交了“技術方面的新證據”，他說，這些證據表明，和解協議對于引導更多訪問量到競爭對手網站作用不大。 谷歌對阿爾穆尼亞的突然變臉感到沮喪，并對公司在歐洲面臨的強烈抵制感到困惑。谷歌去年8月邀請多夫納參加一個名為“Camp”的私人活動，與施密特進行辯論。Camp是谷歌高管、合作伙伴以及來自紐約和好萊塢的名流及其家屬參加的一個為期3天的私密活動，在意大利西西里島豪華的韋爾杜拉度假村舉辦。參加者有佩奇，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長勞埃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以及各界名流，包括賈里德·萊托（Jared Leto）、拉希達·瓊斯（Rashida Jones）和埃娃·隆戈里亞（Eva Longoria）。

辯論在一個炎熱的晚上舉行，最后卻演變為對谷歌的批判大會，而這一次是在它自己組織的度假活動中。多夫納態度可親，表現低調，穿著硅谷風格的球鞋和套頭衫（一反他平常喜歡穿昂貴西裝的風格）。他在辯論中一再表示阿爾穆尼亞的和解協議不公平，以及谷歌如何通過提供自己服務的鏈接而限制了創新。施密特指出，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的大部分受眾是直接訪問其網站，而不是通過谷歌，而且其旗下的競爭性網站并沒有受到影響。

以理服人顯然不能制勝。多夫納充滿激情地懇求美國互聯網巨頭尊重歐洲的主權、尊嚴和小企業的生存權。他的講話很有感染力。在辯論中，巴里·迪勒（Barry Diller）站起來，表示谷歌對他旗下的互聯網公司IAC/InterActiveCorp也造成了問題。沃達豐集團（Vodafone Group）首席執行官維托里奧·科勞（Vittorio Colao）還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們愛谷歌，但我們也怕谷歌。”

在那些關注辯論的參會者的印象中，施密特在辯論中慘敗。大部分參會者都說他們對辯論不感興趣。“埃里克被反壟斷案所淹沒，而多夫納則非常非常厲害，”一位參會的谷歌前高管說，因為是私人活動，這位高管要求匿名，“我們突然醒悟，我們的辯論都沒有說到點上。”

谷歌現在知道，它的真正敵人在歐洲。多夫納拒絕對本文置評。他有充分理由反對這項反壟斷和解協議。阿克塞爾施普林格轉向視頻和購物網站等數字領域，并且日益與谷歌展開競爭。其在歐洲的傳統媒體資產也受到大量監管。例如，十年前，德國當局阻止該公司收購普羅西本衛星電視臺（ProSieben），因為該公司在德國媒體市場已經占有太大份額。通過把關注焦點引向谷歌及其市場份額，多夫納和他的媒體支持者暗示，他們的監管負擔應會有所減輕。“這并不是說，應該減少或加強監管，”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的執行副總裁克里斯托弗·克澤（Christoph Keese）說，他直接向多夫納匯報，“我們所要求的，只是美國科技公司和任何科技公司都接受與我們同樣的競爭框架的評判和監管。”

維斯塔格說，她上任后首先處理的就包括谷歌的案宗。“這么說吧，它就在我的辦公桌上。”她在歐盟總部大廈10層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時說。辦公室中央是她的辦公桌，從背后整面墻的窗戶可以看到布魯塞爾的天際線。維斯塔格個子高挑，一頭灰白短發，喜歡發自拍照。她被視為《權力的堡壘》（Borgen）一劇中首相的原型，該劇是丹麥版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她不喜歡無謂的寒暄，也完全不介意尷尬的沉默，或回答問題時簡單地說“不”。

在谷歌的問題上，維斯塔格的態度經常不明朗。在談到谷歌和其他公司如何影響數字未來時，她提到1882年在她兒時家鄉創立的丹麥首家乳業合作社，以及養牛農戶當時如何根本沒有預料到工業設備將會改變奶油制作工藝。她說，21世紀的公司也同樣無法設想它們的將來。她的工作只是確保公司遵章守矩。維斯塔格上任10天后就宣布，她希望傾聽此案各方的意見，于是谷歌的競爭對手紛紛申訴。這些公司很樂觀。“她在5個月內見的公司比阿爾穆尼亞在5年內見的公司還要多，”施沃恩·拉夫說，“她不害怕堅定立場和真正了解市場。這意味著她不太可能會被谷歌所欺騙。”蓋蒂圖片社的拉帕姆還說，“維斯塔格所顯示的是，如果斷定一個公司在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她愿意不為公司所 動。”

維斯塔格也會見了施密特。今年3月的會面是谷歌高管首次向她陳述他們的立場，他們也了解了她的一些特質，包括她的辦公室里有一架木制梯子，這象征著女性如果想往上爬，需要“自己準備梯子”。

這時候，維斯塔格已經傾聽了足夠意見。“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在谷歌案上投入了很多工作。”她說。她不建議重復和解流程，“或許我們應該嘗試其他途徑，更具體、更公開的辦法，比如用書面形式，或許能讓我們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在歐洲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4月15日主持的會議上，維斯塔格發表了反對谷歌的聲明，稱用戶在谷歌上搜索產品時，谷歌會偏好它自己的價格比較搜索引擎。

此案的具體細節來自Foundem最初的指控，但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策略，因為谷歌被普遍認為在產品搜索領域是劣勢方，落后于競爭對手亞馬遜，很多網購者直接訪問亞馬遜。

維斯塔格對安卓系統的調查仍處于初級階段，投訴者似乎確信，她今年可能會發表第二次反對聲明，或許是關于谷歌在圖片搜索上的做法，以及它重新賦予高分辨率圖片用途與在搜索結果中將蓋蒂圖片社和其他來源帶有水印的圖片置于較低位置的做法。谷歌最近公布的季度收益是39億美元，其股票今年上漲20%。但是在歐洲，這家公司似乎無論做什么都是錯的。當谷歌今年夏季宣布一項合作協議，投資1.5億歐元（約合1.63億美元）與包括Guardian News Media和《金融時報》在內的八大歐洲出版商合作開發產品時（不包括阿克塞爾施普林格），此舉被普遍譴責為“勒索基金”和“封口費”。

維斯塔格說，她熱愛互聯網。她記得最近幫助女兒在網上預訂去美國參加暑期課程的機票、租車服務和火車票。“這只花了我們一個半小時，”她說，“這在我小時候簡直不敢想象！”

維斯塔格和她900名團隊成員中的調查人員必須讓歐洲委員會相信，谷歌在以影響歐盟成員國貿易的方式濫用其市場地位。他們決定處罰的力度可大可小，但維斯塔格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雖然包含她的指責的文件是保密文件，但彭博看到了一份歐盟競爭委員會向谷歌的競爭對手發送的編輯后版本。該文件稱，歐洲委員會“打算確定一個足以確保起到威懾作用的處罰”。

更為重要的是，谷歌或許不得不改變其搜索引擎在電腦和智能手機上提供搜索結果的方式。這將妨礙其利潤可觀的廣告引擎，并削弱其與蘋果（Apple）、亞馬遜和Facebook等對手競爭的能力。盡管維斯塔格經常使用谷歌，但她說，這不會影響她對此案的看法。“成為老大很好，但不要濫用。對歐洲人來說，這是基本原則。”她說。

這對谷歌來說可能是最可怕的事情。它并不是在與一個反科技的理論家或一個致力于鞏固個人政績的競爭沙皇打交道。它面對的是一個在敵對的政治環境中直截了當的公訴人，而主導這一政治環境的是強大的本土商業利益以及他們自己的監管議程。谷歌要想找一個出路，恐怕只能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