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我們分析了俄羅斯芯片為什么不怕被卡脖子，通過模擬電路替代高端芯片，俄羅斯在缺少半導體工業的背景下，保證了核心軍事工業的安全。

不過，相對于追求實用穩定軍用技術的，民用層面卻又是另一番場景。特別近些年飛速發展的數字技術領域。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民用和商業應用，表面上看與軍事無關，但是當危機降臨，人們才發現，互聯網其實最早就脫胎于軍事用途，在現代社會，相關的技術完全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的手段。

2月25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宣戰的第二天，烏克蘭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滿推特地@歐美各大科技公司，發傳單似地貼出他寫的公開信，其中第一封就是寫給蘋果CEO蒂姆庫克的。

費多羅 夫在 信中宣稱， “現代技術是對坦克、火箭和導彈的最佳回應” ，希望蘋果以停售、切斷服務等方式， 迫使無法正常生活的俄羅斯年輕人起來反對俄羅斯政府。

一周后的3月1日，蘋果正式宣布全面對俄停售，根據外媒The Verge放出的蘋果完整聲明原文，蘋果的“制裁”主要有四項，分別對應了貿易、金融、輿論、信息，每一項都極具代表性：

停售：全面停止向俄羅斯境內的所有銷售渠道出口旗下產品(包括官網和線下經銷商);

切斷服務：限制俄羅斯用戶使用Apple Pay和部分其他服務;

封號：在俄羅斯以外地區下架了俄羅斯官方媒體RT News(今日俄羅斯)和Sputnik News(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App;

禁用軟件部分功能：在烏克蘭的Apple Maps中禁用了“交通”和“事故現場”功能，以避免俄羅斯從中獲取烏克蘭本土的信息。

類似的公開信，費多羅夫發了五十多封 ，除了蘋果、谷歌，還包括了數據庫巨頭Oracle(甲骨文)、企業服務提供商SAP、移動支付巨頭PayPal等等。 這些收到公開信的企業也紛紛“響應號召”，開始對俄采取措施，手段基本也沒跳出上述四種。

很難講俄羅斯是否對當前局面有所預判，不過毫無疑問的是， 數字時代大國博弈的戰場已經遠遠超越地面戰爭的硝煙。 對于不考慮成本和良率的軍工產業，用系統工程能力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是可行的，但在需要考量成本、良率、投資回報率、工業化生產效率等綜合解決方案的產業化領域，則完全是另一個賽場，是對國家綜合實力的另一重考驗。

八大金剛

2012年，亞馬遜AWS入華的前一年，美國眾議院發布報告稱，華為、中興的產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奧巴馬總統隨之簽署開支法案，禁止聯邦政府機構采購帶有中國背景的信息技術產品。

沒多久，前CIA職員愛德華·斯諾登將兩份絕密資料交給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曝出了震驚世界的棱鏡門。

在那之前，一心發展的中國普通民眾，其實很少有人意識到，我們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幾乎沒有國產公司的影子。 海外巨頭們在中國長驅直入，從手機到服務器，從辦公軟件到操作系統，從搜索引擎到無線通信技術;軍隊、政府、海關、物流、交通、金融、到普通企業的各級操作系統、工業控制系統，美國科技巨頭們的產品幾乎100%覆蓋了中國所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滲透到了中國網絡的每一個環節。

一場關于信息安全和自主創新的大討論，自海外至國內甚囂塵上。《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周刊》對此做了一期報道，標題是： “棱鏡籠罩中國：美國八大金剛在中國無縫滲透”。

文中的八大金剛，是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爾、蘋果、微軟，以及Oracle(甲骨文)。

十年后，它們無一例外的參與了此次對俄制裁。

這些公司的產品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

一是各類數據處理和網絡硬件設備，比如英特爾和高通的芯片;IBM的小型機、服務器，思科的路由器，交換機等;

二是各類操作系統，比如谷歌的安卓，微軟的Windows。

三是數據庫，顧名思義，保管和調用數據的倉庫，代表者就是甲骨文。

自1968年IBM推出了第一代數據庫DB1以來，數據庫一直是企業IT系統最核心的部分，地位比芯片甚至還要致命。 由于技術門檻高，這個領域長期處于被少數公司壟斷市場份額的狀態，包括Oracle、微軟、IBM和SAP都是其中巨頭。

命運曾握在別人手里

1978年，在時任數學教研室主任薩師煊的一力主張下，被迫停辦了十年的人民大學復校時，創辦了中國大學的第一個經濟信息管理系。 中國的老一輩科學家們，以一種強烈的責任心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點燃了中國數據庫技術的星星之火。 造就了此后二十年中國業界對數據庫行業的認知與應用。

中國數據庫學科奠基人 薩師煊教授

1995年5月，需求推動下，郵電部電信總局提出 “九七工程” ，要求引入先進數據庫，搭建起一套完整的電信服務系統。并在各個子系統中實現數據共享。 中國的第一代數據庫管理員(DBA)，就是在這個工程中被培養出來的。

IBM的小型機+Oracle的數據庫+EMC的存儲硬件，就是全球數據基礎設施發展史上繞不開的“IOE”，原本他們之間并非固定搭配，海外巨頭如谷歌、Facebook等，都并不使用這個組合搭配。但在中國，三家公司合縱連橫，達成了捆綁銷售的默契，強制性要求“IOE”成為標配。

想要Oracle的數據庫，就要搭配IBM的小型機。而一臺小型機就要500萬，兩臺小型機還要配一個300萬的EMC存儲。包括甲骨文在內的各大商業數據庫軟件費用基本都在幾千萬人民幣的級別，這還不包括每年高昂的運維費用。

2006年，業務爆發的淘寶，在需求逼迫下開啟了對“IOE”的瘋狂采購，小型機先是一臺一臺買，到后來干脆一排一排買。阿里巴巴的Oracle RAC集群節點數很快達到 了創紀錄的20個 ，亞洲第一。

但成本的飆升，還不是給阿里帶來了最大痛苦的東西。

在最早兩臺小型機進駐機房的三個月后，就有了第一次宕機的經歷。當時中國最好的DBA工程師們，面對故障不僅沒有一個人會修，甚至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動那兩臺機器，只能給遠在北京的IBM工程師打電話。

那20個Oracle集群幾乎變成了淘寶數據庫團隊的夢魘，平均每周都要出現三四次問題，所有人卻只能指望遠在一萬公里以外的Oracle技術支持人員來拯救自己。 團隊只能連夜值班，出現問題第一時間反饋給甲骨文總部，然后等待救援。

阿里和甲骨文早期的合作

可淘寶的工程師們心急如焚，對方的反饋卻只是按部就班。 加上時差的影響，經常一天以后才能收到對面的反饋。于是大部分時間里，淘寶的DBA團隊唯一能做的，只剩下了祈禱。

在別人眼里，他們是中國最好的技術人，但回到家里，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從西門子跳槽到阿里的DBA大神張瑞回憶，那種命運不由自主的感覺，讓他開始懵懂地詢問自己一個問題： 搜索技術靠雅虎，數據庫靠甲骨文，服務器和存儲靠IBM和EMC，那阿里巴巴是什么?

王堅院士

包括張瑞在內，那時其實很少有人意識到， 阻礙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最大瓶頸，不是行業競爭，也不是政策變化，而是我們沒有自己的IT基礎設施。

幫助阿里看清楚這一點的人，是王堅。

他對IOE架構的評價是：一，太昂貴，以淘寶的發展速度，IOE架構不改，光是買機器和軟件就足夠讓阿里破產。

二，不好用，阿里在2008-2009年每年都有10-20倍的業務增長，IOE的系統一方面根本沒經歷過這么大規模、高并發的考驗;二是已經開始暴露出不適合互聯網業務的致命弱點——無法彈性擴展—— 大促時數據庫不夠用，結束后又浪費。實際上已經無法滿足我們的發展需求了。

如何掌握發展主動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自主創新似乎只是為了“安全”。畢竟扳機握在別人手里，制裁或打壓也就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只有做不做的區別。

但從阿里的例子我們看到， 獨立自主的技術研發和創新，不只是為了安全，也是因為海外并不總是能滿足我們的發展需求，甚至往往會成為限制我們發展的瓶頸。

王堅說“不掌握核心技術，就沒有公司發展”，是一句真真切切的大實話。

中國雖然還不是最發達的國家，但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企業要面臨的許多問題，譬如雙11的超高同時在線，是其他任何國家所不面臨的。不靠自己的研發，是無法用現成技術滿足這種需求的。

某種程度上講，我們比俄羅斯幸運。蘇聯國民經濟本就輕重工業發展極不均衡，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的不均衡更是愈演愈烈。然而，中國卻充分利用了龐大市場的優勢，在改革開放后誕生了一大批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企業。

在自主創新尚未被提到現在這個高度的年代，頗具遠見與洞察力的政策制定者，和深富實力與決心的企業和工程師們，早已開始了在各個科技領域的自主化探索。

拿中國的高鐵來說，我國國域廣闊，各地氣候相差過大，既有東北的極寒天氣，又有南方的持續潮濕，還有西北的大量風沙。海外具有高鐵技術的國家，沒有一個能處理如此復雜的氣候條件，所以我們國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技術引進+自主創新的路線，這才有了今天的中國高鐵。

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多時候都是在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這樣大開大合的全國性調度中得以保障的。這些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中國世界領先的特高壓輸電網絡，是我們自主研發制定的超大口徑PCCP管道設計參數;是歷盡艱辛才造出來的國產燃驅壓縮機組……

“復興號”電力動車組

在華為最早進入通信市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城市領域，都已經被國際著名的通訊公司所占領了，設備的唯一 機會就是在農村，可農村的條件相對惡劣，既有的技術很難滿足使用條件，華為因此而進 行了大量針對這類客戶的配套開發和自主創新。

通信領域的運營商們實際上非常依賴網絡供應商的創新，在華為轉 向海外市場的過程中 ，曾經在中國欠發達地區服務的經歷，和與之相匹配的技術儲備，在拓展海外市場的過程中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08年，那個屢屢被任正非提起的俄羅斯天才數學家，正是基于這種發展的路線，幫助華為突破了SingleRAN技術 ，成為華為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節點，使其在歐洲市場一舉打敗了當時的行業龍頭愛立信，為日后研發5G網絡奠定了技術和商業的基礎。

而另一邊，阿里巴巴則率先掀起了中國的“去IOE”浪潮。

2009年底，當時負責淘寶技術預算的劉振飛向王堅匯報，提出淘寶“2010年不會購買IBM小型機”，沒想到王堅問他：“既然2010年可以不買小型機了，為什么還要給自己留后路以后還可能購買呢?”

王堅說，你要在給董事會看的PPT上明確寫一句： 淘寶2010年起不再購買小型機了。

劉振飛咬了咬牙，“攢出”了一條去IOE的技術路線：“低成本、線性可控、去中心化(分布式)：去IBM，PC Sever替代小型機;去Oracle，用MySQL替代;去EMC，用中低端存儲”。

報告的最后，他以驚嘆號結尾，粗體寫上一句： “淘寶2010年起不再購買小型機了!”

2013年5月17日，阿里下線最后一臺IBM小型機。

那不只是中國企業“去IOE”的起點，也是中國云計算的起點。

此時距離亞馬遜試水AWS不到兩年，王堅將一個當時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中國第一個自主研發的云計算系統，命名為“飛天”，而甲骨文不可一世的創始人Larry Ellison，還在硅谷的論壇上嘲笑“云計算”是“愚蠢的概念”， 從未想過僅僅三年后，他就將永遠地失去它在亞洲最大的客戶。

今天的中國雖然依然在芯片、系統、軟件等許多領域和國際一流水平差距巨大，但也在許多領域開始奮起直追。

結語

只有自主創新，才能突破發展的天花板，這不僅僅是阿里的經驗之談，也同樣存在于中國各個領域的發展歷程之中。

我們關注國產替代的過程中，過去經常聽到一個言論，說中國這個也要做，那個也要做，別人做產業鏈一環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你天天什么都想跟人爭第一。

今天的俄羅斯，再次凸顯這個問題的答案。

被更多人提到的技術和國防安全，也只是答案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開放市場條件下，要發展就要有競爭力，要有競爭力就要有能力，而獲得能力的唯一途徑是自主的學習、創新和管理變革。

我們在《俄羅斯芯片，為什么不怕卡脖子》一文中講過，在西方的圍堵下，俄羅斯固然還能通過極強的系統工程能力和設計理念，來實現軍工上不被甩開太遠，從而保持自身的國際競爭力。但其產業層面的落后，民用產業的衰落，卻導致了嚴重的人口、人才外流，對于長遠發展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隱患。

一百個頂級工程師或許就可以撐起一個國家的國防工業，但要讓全國人民都安居樂業，社會生產力得到長足的發展，要有百萬個工程師，千萬個技術工人，以及數以億計的普通勞動者。

這也是為什么，星海情報局始終如此關注中國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原因之一。

中國要想在發展中破局，并不是簡單軍工行業的幾項技術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5G通信、芯片、云計算，乃至輕工業消費品領域，都形成獨立自主的創新體系。

這不僅要做產品和品牌上的國產替代，還要做規則和標準上的國產替代 ，讓更多國家愿意主動使用我們技術標準、提升與我們商貿合作的深度。

未來的問題和困難依然會層出不窮，但所有可能發生的曲折，都不會影響中國產業界走向自主創新的目標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