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或者去年翻譯成的“精準醫療”），已經被不斷“炒”了一年多。在“精準醫學”的催生下，對個人疾病從最初僅僅做風險評估，已經漸漸朝著“何時、何地”預測疾病發生的方向努力了。在全民都提“精準”的熱浪下，未來五年基因數據的爆發增長可以說毋庸置疑。
基因數據的爆發帶來的是全民預測和預防的普及。資本在這個風口上，必然會推動基因信息的應用落地，落地的應用則會帶來商業利潤的實現。然而，這個現象背后卻藏著一個急需我們回答的問題：基因信息安全如何在基因大數據的爆發下得以保障？
個人基因信息和個人隱私信息能夠關聯對應，一直以來都是公眾關心的安全問題。隨著有一部分專家提出將兩者進行安全隔離從而實現數據安全的建議公布以后，對于基因信息安全問題的討論也日益升溫。基因信息作為個人遺傳信息的一部分，是個人遺傳資源的數據化實現。
2012年10月31日中國政府網公布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條例的內容，能夠得到一個信息，國家開始對于人類遺傳資源（含有人體基因組、基因及其產物的器官、組織、細胞、核酸、核酸制品等資源材料及其產生的信息資料）開始進行管制了。
從2016年3月7日開始，這個管理條例逐步進行實施，國家不僅對于基因樣本資源有所規范，對基因信息資源也將逐步出臺相關的政策。走在最前沿的基因科學，在不斷“精準化”的同時，也把大眾的基因數據推向了信息化管理時代。在基因產業這部“快車”加速的同時，腳底下的“剎車”到底應該由誰來“踩一踩”？
基因數據價值鏈的建立
要清楚了解基因信息的安全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明白基因數據的價值問題。
空氣是一種人類的公共資源，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獲取，經濟學家會說空氣是沒有價值的，這是因為空氣還沒有形成一種可以被交換或稀缺的資源。如果今天我們的空氣被嚴重污染，對干凈空氣的需求會讓空氣成為一種可被交換的有價值商品。這時候我們會擔心空氣的安全問題，不僅僅是對空氣本身的質量的安全擔憂，更重要的是對其價值的破壞形成的安全問題擔憂。
這就引出了第一個問題：基因數據的價值如何被建立起來？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肖像權出現之前，我不擔心我的照片會被咖啡館放在顯眼的位置上，畢竟我的肖像還沒有成為可被交換或稀缺的商品，但是估計成名已久的范冰冰就不會這么認為了。這種對自己肖像的隱私意識的出現，其實是伴隨著肖像被價值化出現的。如果換成你的簽字、手印、語音、頭發、用過的被子等等，相信你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安全問題擔憂。而這個安全問題擔憂的程度，應該是和價值轉化大小成正比的。
既然安全問題的等級和價值大小呈正相關，那么我們只要能正確量化基因信息的價值就可以了。而事實上，量化基因信息的價值，不是那么容易的。
從互聯網獲取用戶關注的例子可以看出來，最初出現掃二維碼送禮品的時候，幾乎百分百的用戶會主動掃碼，估計每個人心里都在想：掃一掃，我又沒有什么損失，就可以獲得一份禮品，傻子才不掃呢？
現在呢？即便是路邊的掃地大媽，都知道不會輕易掃碼，估計大媽會想：掃一掃，關注了你們，你們吸粉賺了廣告費，才給這么一個小禮物，傻子才掃呢？
這樣的轉變，前后不過兩年。掃二維碼這個行為的價值被量化了，而量化的過程就是產業鏈形成的過程，數據價值在這個產業鏈里面通過應用落地形成了利潤體現。這就回答了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數據價值的建立需要產業鏈的成熟和生態的形成。
反觀我們的基因產業，是否已經滿足了量化數據價值的產業鏈了呢？
接下來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如何量化基因信息的價值？
量化基因信息的價值
提到量化價值的時候，我們通常使用信息而不是數據，因為數據本身沒有價值，價值的起源點在信息。數據需要被選擇和處理，這個加工過程是人工行為，未來也可以采用人工智能。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信息轉化為知識的價值，這個價值在人類的經濟社會里面能夠被賦予交換或者稀缺資源的屬性。
量化價值的關鍵點在于業態的形成。業態的形成伴隨著行業分工，行業內以企業為載體的產品和服務能夠經過市場化的協作和交換形成價值的轉化。這個轉化的過程會帶來價值量化的實現。在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下，也許會形成一種生物經濟、生命經濟、基因經濟等垂直產業鏈。
以生命經濟為例，在2011年召開了“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第一屆高端會議”，會議總結了人類工業化時代與信息化時代不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基本矛盾，分析了世界經濟危機產生根源與解決出路，開辟了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生命時代”即“生命經濟時代”和“生命社會時代”。這次會議發表了《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生命時代宣言》，制訂了人類生命時代可持續發展的“六大定性原則與六大定量標準”。2012年泰康人壽提出了“生命經濟學”這個詞，主張投資應先回歸生命本源，以生命為投資標的，掌握生命的主動權，以獲得更為穩健長久的收益。
關于“生命經濟”，華大基因的創始人和董事長汪建先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表示：“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豐盛和人類趨同，很多人圍著物質轉，而生命經濟更加以人為本，人們應該比誰活得長、活得健康、活得有質量，圍繞這樣的追求將產生非常龐大的教育、健康等產業。”
價值的量化需要生態環境的形成。從產品的使用普及率可以看出這個生態環境的成熟度。目前我們基因檢測產品的使用普及率能達到25%的覆蓋度嗎？我相信還遠遠達不到，按照大概14億人口計算，達到25%的覆蓋度意味著有3.5億人次的基因檢測產品被使用過，每個產品按平均3000元計算，這里就有萬億市場（僅僅一個基因檢測產品）。考慮到基因產品屬于新技術范疇，我們來看看美國新技術普及的一個統計。高科技產品，包括電話、廣播、電視、電腦、手機、互聯網、智能手機等，在其使用普及率達到25%所需的年數分別是：電話35年，廣播31年，電視26年，電腦16年，手機13年，互聯網7年，智能手機2年！
那么問題來了：基因檢測產品要達到實用普及率25%，還需要多少年呢？
基因信息的歸屬權應該在個人
從2012年《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規定了我們的基因資源需要管制開始，到生命經濟出現的價值鏈上體現了數據、信息、知識的轉化，無不透露著基因信息的安全問題。這個安全問題的背后，再一次讓我們開始思考：基因信息的歸屬權屬于誰？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一個例子。土地作為國家的壟斷資源，當房屋成為市場中有限流通的商品被交換買賣時，任何人購買的房屋，在有限的時間內使用權都是購買者的，通過使用房屋獲得的利益，讓購買者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為什么舉這個例子呢？
因為土地是國家壟斷的資源，房屋是在土地上被生產出來的商品。我們的基因資源目前還不是壟斷的資源，但是基因數據卻是一個可以被生產的物件，這個物件一旦被生命經濟賦予一定的價值，前面提到的肖像權利益的例子就會發生。這個由生命經濟產生的價值的所有權又是屬于誰的呢？還有這個數據的使用權產生的利益又是歸誰所有呢？
可能這個例子還需要更具體一些。比如，我拿鄰居老王的唾液到基因公司花錢做了一個基因檢測，因為是我掏錢讓這個基因數據生產出來了，于是這個數據自然而然我就私下獲得了（在鄰居老王不知情下）。日后這個數據也許能夠經過某些生物信息公司的數據挖掘服務讓鄰居老王的這個基因數據產生了價值并且有利潤了，那么這個多賺到的錢是不是就歸我了呢？
這個當然是假想的一個例子。但是背后有太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目前都沒有得到解決。再者，如果這個“我”是一家企業呢？企業花錢收集的一個大隊列人群的基因數據呢？這個數據的歸屬權和使用權又將如何來分配的呢？好比我買了房出租得到的租金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下毫無疑問是屬于我的，即便這個房屋的所有權（不等于產權？）并不是永久歸購買者所有。
一旦鄰居老王的基因數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歸他所有，在所有權歸屬個人的情況下，我使用其數據獲得的利益也是歸鄰居老王所有，那么我是毫無利益驅動力去私底下拿他唾液去做基因檢測的。除非存在另外一條價值鏈讓這個數據產生其他的價值，比如鄰居老李拿鄰居老王和自己兒子做親子鑒定。
華大基因的汪建先生曾經說過：與工業經濟不同，生物經濟最大的資源不是土地資源、空間資源而是基因資源，在未來10年至30年內，生命經濟成為下一個最有活力的經濟。
如果未來的基因資源在生命經濟中扮演著這么重要的角色，那么國家一定會和對待土地資源一樣在政策和法規上進行嚴格的管制。未來的五到十年，有遠見的基因公司企業家，將會走上當初某些房地產公司在國家出臺土地和房屋政策之前開始部署的生命經濟發展之路。在可以預見的十年內，生命經濟已經開始萌芽，那些已經想明白看清楚“精準”背后的信息安全的企業家們，已經開始蠢蠢欲動。續工業經濟后的生物經濟，我們期待著新的一波“弄潮兒”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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