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執法部門對電子數據的取證權，同時暗含著規范這種權力運行的要義，目的在于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公民隱私的平衡。

日前，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屬于電子數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依法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電子數據。這意味著，手機短信、朋友圈中的內容將能作為刑事案件證據，因而引起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發展，電子數據在打擊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為此，我國刑事訴訟法將電子數據規定為法定證據種類之一，有利于執法部門更加精準地揭露、證實犯罪。電子數據形態日新月異，其屬性特征也區別于傳統證據種類，這決定了此類證據的提取和審查亦有別于其他證據。但是，立法并沒有明確電子數據的具體范圍，對其提取和審查判斷也未作專門規定。在這種背景下，《規定》的出臺能更有針對性地規范取證行為，發揮好電子數據在查證犯罪上的功能。

應該看到，對于電子數據進行規范，指向的是打擊犯罪和保障個人隱私的雙重目的。我們不能只是片面關注提取電子數據對于打擊犯罪的功能，而忽略了其對執法人員取證行為的規范功能。按照《規定》，手機短信、電子郵件、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文檔、圖片、音視頻等電子文件，均被列入電子數據范圍，這些信息與個人的隱私權緊密相關。倘若辦案人員收集、扣押證據存儲介質出現失范，不遵循法定的權限和程序，便可能對公民隱私形成極大的威脅。

例如，在收集電子數據作為刑事案件證據時，被搜查扣押的計算機、網絡系統可能存放著大量電子數據，其中有許多內容可能關涉個人隱私且與案件無關，倘若取證行為缺乏規制，不注意保護公民的合法信息，便極易造成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由此，賦予執法部門對電子數據的取證權，同時暗含著規范這種權力運行的要義，目的在于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公民隱私的平衡。

因此，將朋友圈內容列為電子證據，并不意味著執法者可以任意“光顧”公民的手機短信和微信。民眾的擔憂是，以往一些辦案人員違法取證屢見不鮮，電子數據的提取如何不重蹈舊轍，是必須重點考慮的問題。取證必須依據合法程序，這是刑事執法的應有之義。立法和司法解釋在擴大執法部門取證范圍的同時，更應提防可能出現的權力濫用，以盡可能為執法實踐提供明確的合法性指引，減少誤傷隱私的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