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愛德華·斯諾登因為公開了美國情報間諜機密而震驚了全世界。在他逃往莫斯科之前，愛德華·斯諾登從全世界的媒體和特工眼前消失了。三年之后，德國媒體Handelsblatt（德國商報）找到了那些曾經協助隱藏斯諾登的人們：除了2個人權律師之外，還有那些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失去、已經失去了一切的難民們，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沒有任何一個人選擇出賣這個價值連城的情報。時至今日，他們都希望再次見到斯諾登這個相處短暫卻情誼非常的老朋友，但嚴峻的現實導致他們再次見面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這是他們的故事。

霍炬在他的朋友圈推薦了這篇文章，而我用了點兒時間，和朋友一起把全文無刪節的翻譯了出來，在這個美好的星期日，我強烈推薦諸位閱讀這篇可能篇幅有些略長（一萬三千字）的同樣美好的文章。

2013年，香港， 6位曾經保護斯諾登逃脫美國國家安全局追蹤的難民。他們只愿公開姓氏。從左到右依次是：Ajith，曾經是一名士兵，來自斯里蘭卡；Vanessa，菲傭，和她的女兒Keana；Nadeeka，斯里蘭卡難民，和她的丈夫Supun，女兒Sethumdi（圖片來源：Jayne Russell）

愛德華·斯諾登不喜歡吃蔬菜。Nadeeka邊笑邊在她的小廚房里洗著盤子。那個在她房間里度過三天的客人，曾經是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但是在飲食習慣上卻和她的女兒Sethumdi如此類似。肉吃光了，配菜還在盤子里。2013年的夏天，斯諾登和Sethumdi在房間走道里玩耍，如此的時光里，這個美國人看起來平常。

Nadeeka，一個有著一頭烏發的嬌小女人，洗完盤子后來到走道。她的客人已經再度回房間了。她敲門進去那一瞬間，斯諾登一如既往地在看他的筆記本電腦。Nadeeka告訴他自己打算去買點東西。她很抱歉，這個年輕的美國人必須在這個悶熱的房間里待這么久。他看著她，沒有動，然后說：“Nadeeka，在這個房間里，我還能活著，但到了外面，就會死。”

在此之前，世界上從未有哪個間諜像斯諾登一樣。“我叫愛德華·斯諾登，29歲。我為博思艾倫咨詢公司工作，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師”，在這段于2013年6月9日播出的采訪的開頭，他這樣說道。然后，他告訴觀眾們，一名服務于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師所能做到的一切。

這段采訪沖擊了全球。盡管此前人們已經有所懷疑，但斯諾登的揭秘仍舊讓他們脊背發麻。這個年輕人冷靜地描述著美國國家安全局如何記錄和存儲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封郵件每條短信。每個在使用的電話號碼、每個網絡地址以及每次網絡購物都能被追蹤被訪問。所有的這一切均沒有得到法律許可或政府批準。全世界出離憤怒了。

斯諾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響和共鳴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準備。接受采訪的幾周前，他抵達香港，行李中攜帶了一些U盤。這些存儲設備里有數不盡的美國情報服務的文檔。之后，他組織了一次會談，參與者有一名英國衛報記者，以及美國紀錄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

棱鏡計劃，美國國家安全局最大的竊聽計劃，數據涉及蘋果、Facebook、Google、Yahoo以及其他許多科技公司，其相關的曝光文章在6月開始陸續出現。事實真相的揭露引發群情激奮。數天內，全世界都想知道誰是這個驚天爆料的來源，直到斯諾登出現在他的采訪視頻里。身份公開后，斯諾登便成了對抗美國信息監控活動的代言人。

除了對于揭露事實真相的準備過程極其縝密，這個年輕人也略微考慮了一下這之后將會發生什么。英國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對斯諾登的采訪是2013年6月6日于香港香港美麗華酒店進行的。采訪公開后的三天內，這位揭秘者仍舊停留在這家酒店。

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諾登的樣子，他再也不能在外面隨意活動。住在另一家酒店的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也發現，去見斯諾登已經不再安全，會有其他的記者跟蹤他。揭秘者陷入了困境。

“斯諾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響和共鳴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準備。接受采訪的幾周前，他抵達香港，行李中攜帶了一些U盤。這些存儲設備里有數不盡的美國情報服務的文檔。”

律師

2013年6月10日，大嶼山，這座香港263島中最大的一島，太陽才剛剛升起，Robert Tibbo的電話就響了。這位49歲的律師睜開眼睛看了看鐘，覺得相當煩躁，于是翻了個身繼續睡。幾分鐘后，電話再度響起。等到第三次響起的時候，Robert Tibbo最終還是接了。

20分鐘后，他開著自己的馬自達前往九龍，香港美麗華酒店所在的地方。Tibbo感覺有點不適。作為一個律師，他已經在香港工作了8年。之前，這位加拿大人是澳大利亞孟山都公司的一名化學工程師。后來他在香港開了一家法律咨詢公司，讀法律學校，專門從事人權維護方面的工作。那時，約有12000名難民居住在香港，其中的許多生活于非常惡劣的條件下，因此Tibbo可以接到許多工作。

香港，愛德華·斯諾登與幫助他逃往莫斯科的加拿大律師Robert Tibbo。拍攝于2016年7月下旬，一家秘密的莫斯科酒店內。（圖片來源：N.Y. Jennifer）

這位律師開得飛快。香港，一個有著7百萬人口的中國南部沿海的特殊的行政區域。得益于超高的機動車稅和極好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大都市相比，香港很少有交通擁堵發生。Tibbo開到了最快。真是個糟糕的周一！他伸手去拿他的手機。

“你現在在哪兒？噢，不，那太危險了。我馬上就到。”他氣喘吁吁，對著電話那頭的人說。

Tibbo走進W酒店的大堂，這里是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入住的酒店。他環顧了一下四周。

已經有成批的記者在酒店大堂安營扎寨。在他們瘋狂尋找斯諾登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Greenwald。此時他們仍舊不知道他們所尋找的爆料者的身份，但是他們有一個非常簡單有效的辦法：跟蹤Greenwald，直到他帶著他們找到斯諾登。

Tibbo頭天晚上也在電視里看了斯諾登的采訪，像世界上其他人們一樣，他震驚了。他對這個美國人在談論美國國家安全局時所表現出來的輕松冷靜表示佩服。但幾個小時后，Tibbo的欽佩就變成了恐懼。斯諾登和那些記者們在出賣了美國情報機構最大的秘密后，就這樣打個哈欠蒙頭大睡去了？

斯諾登視頻曝光后不久，Greenwald接到了一個老朋友的電話，他提醒這位記者整個世界馬上就要開始搜尋斯諾登了。這個美國人需要一個律師。很快，他的朋友告訴他，Greenwald的讀者認識兩個最好香港的人權律師：Robert Tibbo和Jonathan Mann。

在W酒店，Tibbo很快進入了工作狀態。Jonathan Mann前往香港美麗華酒店去見斯諾登，同時Tibbo前往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辦公室（簡稱UNHCR）。Greenwald則原地待命。Tibbo離開酒店后就直接去了UNHCR。他表明情況：一個在香港的美國人急需政治保護。UNHCR對這個不明確的需求表示非常疑惑不解。此時，Tibbo的電話又響了。

斯諾登打來的。

他很緊張。早前，斯諾登說他的證言遠比個人自由重要。但是現在，揭秘所帶來的后果開始顯現，然后他開始意識到，如果離開酒店他就會被捕。那他應該去哪里。

“別擔心，”Tibbo說，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斯諾登現身

Nadeeka并沒有在見到愛德華·斯諾登的那一瞬間就認出他來。這個年輕人站在她的公寓門前，戴著一頂棒球帽，拿著一個藍色塑料袋。Robert Tibbo站在他身邊。這位曾幫助Nadeeka在香港獲得自由的律師在不久前打電話給她，說有個人需要保護，需要Nadeeka的幫助。

那晚，斯諾登睡在Nadeeka和女兒常睡的地方，一個裸露著墻皮的、100平方尺的房間的舊床墊上。而Nadeeka和她的女兒Sethumdi則睡在走道上。

第二天早上，斯諾登請Nadeeka幫他買一份報紙。當Nadeeka打開《南華早報》的時候，她目瞪口呆。眼前這張照片上的男人，此刻正坐在她家的床上。她正藏匿著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

當記者在香港見到Nadeeka時，她當時并不怎么好。那是2016年夏季，炎熱的一天，那天氣溫達到31攝氏度（88華氏度），濕度90%。Nadeeka剛從醫院出來。她想要親手抱抱她3個月的小兒子Dinath，但是Dinath卻因為耳部疾病導致腎感染，醫生決定讓他留院。

她的公寓在九龍一個高層住宅的四樓。穿過雜亂的樓梯井，雜物堆，和電線裸露的保險絲盒。從經過的樓梯的窗戶往外望，可以看見附近樓頂的非法搭建。

Nadeeka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兩室公寓里。淋浴間在樓梯井里，爐子在廁所旁。墻皮裸露，唯一的一點色彩就是Nadeeka的丈夫Sunpun畫在墻上的一副彩色風景畫。

Nadeeka打開門，她的女兒Sethumdi興奮地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這個五歲的小姑娘看起來毫不受周圍貧困環境的影響。這個眼睛明亮的小女孩把她的塑料玩具給我們看。她沉浸在一個奇妙的世界里，在那里她是一位公主。Nadeeka摸著女兒的頭，拉出一把破了的椅子和一個塑料凳子坐下，然后告訴我們她是如何來到香港的。

“她的公寓在九龍一個高層住宅的四樓。穿過雜亂的樓梯井，雜物堆，和電線裸露的保險絲盒。從經過的樓梯的窗戶往外望，可以看見附近樓頂的非法搭建。”

縫紉女工

1983年，Nadeeka出生于科倫坡，斯里蘭卡的首都。父親是巴士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Nadeeka18歲時，她開始在一家工廠里當縫紉女工，為耐克和瑪莎做兒童服裝。她每天工作10小時，一周6天，加班是常事。工廠里工人去廁所都需要經過領班同意。如果Nadeeka沒有完成規定的服裝數量，她就得無償加班直到她的工作量完成。當有緊急訂單的時候，600個女工就必須徹夜工作。

但辛苦的工作并不是Nadeeka離開故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Nuwan，他是Nadeeka每天上班路上都會遇到的男人。Nuwan來自于一個有政治影響力的家庭。2003年3月，他第一次和Nadeeka，一個害羞的年輕女人說，他想同她約會，但她拒絕了。

6個月后，Nuwan跟蹤Nadeeka一路從工廠到她父母家，求她當他女朋友。Nadeeka動搖了——至少有一點——10月，她告訴Nuwan，他必須先征得她父母的同意。Nadeeka的父母這個年輕人見了一面，告訴他下次得帶著自己的父母來。不過他們還是同意了他和自己的女兒約會。

Supun和Nadeeka，兩個在香港的斯里蘭卡難民，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消失在香港酒店后的第一個避難所。（圖片來源：Jayne Russell）

四個月后，他們上床了。Nadeeka，一個在她的教育觀里婚前性行為是被禁止的女孩，開始是拒絕的。但是Nuwan堅持，并且Nadeeka也覺得自己肯定會嫁給這個男人的，所以最終她同意了。

2004年末，Nuwan出國了。接著就有謠傳說他在外生活得十分放縱。當他2006年中回到斯里蘭卡時，Nadeeka的父母告訴他，他和他們女兒的關系結束了。而這，就是噩夢的開始。

Nuwan騙Nadeeka來到一個朋友的公寓，強暴了她。從那時起，他每周都要求性交數次。如果Nadeeka拒絕，Numan就會打她強暴她。恐懼于會被周圍人恥笑，Nadeeka沒有向警察或者醫院尋求幫助。當她想要起訴Numan時，她被威脅了。Numan給她看了一個秘密拍攝的他們的性愛視頻，并威脅Nakeeda如果她抵抗，他就會公開這個視頻。同時，Nakeeda發現Numan結婚了，并且妻子已經懷孕。Nadeeka感到莫大(博客,微博)的侮辱和恐懼，她認為自己永遠都嫁不了人了，所以喝農藥自殺。

在醫生救了她的命后，Nadeeka藏到了一個親戚家。但是Numan還是找到了她，并威脅要殺了她、她的父母以及所有幫助她的人。因為Numan的家庭和執政黨有著密切的政治聯系，所以他有政治保護。警察不會為難他。2007年12月，Nadeeka逃到香港，在這里，她遇到了她想要與之結婚的人。

科倫坡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Supun曾經是一個高傲的男人。十幾歲時，是斯里蘭卡一名備受期待的板球運動員，而板球是斯里蘭卡最受歡迎的運動。他在學校很有名，是個萬人迷，夢想著自己有一天能揚名。如今，他卻住在破舊的公寓里，坐在Nadeeka的身邊，雙眼布滿血絲，顯得有點難為情。

Supun 困在香港11年。一直靠父親養活著，為了他，父親賣掉了房子。Supun也想做工補貼家用，但他卻不能。作為一名避難者，還沒有獲得法定身份，所以不允許在香港工作，也不允許離開香港。生活對他來說如同坐牢一般，可以說是度日如年。

戰爭迫使他背井離鄉。第一次聽到爆炸聲時，Supun才九歲。1993年，勞動節，當時他正在修自己的自行車。突然，他聽到巨大的爆炸聲，整個地都在震動。一個綁了炸彈的自殺式襲擊者在一場公共集會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彈，總統Ranasinghe Premadasa和許多旁觀者不幸身亡。

斯里蘭卡的內戰持續了多年。政府以及反對軍武裝組織的戰斗策略和征兵政策都相當殘忍無人性。沒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但一旦支持了其中一方，這個人立馬就會成為另一方屠殺的目標。Supun在上學的路上經常看到燒焦的尸體，叛亂者的脖子上被綁上浸滿汽油的領帶，然后點火。為了遏制民眾，學校前經常懸掛著那些反對政府的學生的被砍掉了腦袋的尸體。

Supun六歲的時候開始打板球，他的天賦以及對這項運動的熱愛幫助他入選了全明星隊。在Supun12歲的時候，斯里蘭卡贏得了世界杯。在斯里蘭卡沒人比板球運動員更受尊重了。Supun想要成為一名職業板球選手，然后再轉型去當演員或者歌手。

17歲時，他戀愛了，卻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難題。他的女朋友Inoko來自于一個積極擁護反對派的家庭，而他的父母和親人卻支持執政黨UNP。這簡直是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故事。

當Inoko的父母發現他們的女兒正在和一個對立派的年輕人約會時，就威脅要殺死Supun。Inoko的家庭想把Inoko嫁個一個她沒見過但卻符合家族利益的男人。走投無路的Supun和Inoko在2003年10月秘密結婚了。

斯里蘭卡的政局狀況在2004年UNP落選以后一落千丈，更為糟糕。很快，Supun接到了妻子的電話，讓他趕緊躲起來。因為她無意中聽到了她兄弟間的對話，他們找到了Supun在科倫坡的新住址并且準備去抓他。

Supun從一個藏身地搬到了另一個，但他妻子的兄弟們還是找到了他。他們用金屬棍棒打他，要求他離開他們的妹妹。但是這對愛人依舊偷偷繼續見面。

當Inoko的家人發現他們居然秘密結婚以后，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Inoko的兄弟們把Supun打到半死，并軟禁了Inoko。他們強迫Inoko簽署離婚協議，威脅她如果不簽字，就殺了Supun。Inoko沒有辦法，只得服從，但是Supun卻拒絕離婚。光天化日之下，Inoko的兄弟們用棍棒毒打Supun，而這次，是在他的妻子的眼前。

Supun走投無路，只能求助于警察，但卻沒有用。Inoko家族支持的政黨如日中天。警察根本不敢把Inoko的家人怎么樣。反而在Supun交完文件費用之后，把他打了一頓。2005年3月，Supun逃到了香港。他選擇香港僅僅因為這里不需要簽證，只需要一張車票。Supun拖著僅有的一個行李箱離開了斯里蘭卡，開始了他新的生活。

“香港美麗華酒店是香港最時尚的酒店。2013年6月1日，斯諾登穿著一條牛仔褲和褪色的T恤，握著一個魔方作為接頭物品，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訪。”

天堂里的悲慘世界

剛到香港的時候，香港看起來如此美好，仿佛應許之地。位于中國南部海岸線，風景如畫。世界的各大銀行在此豎起了摩天大樓，街上滿是豪車。世界金融中心里的麗絲卡爾頓酒店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香港有著17億歐元，約合19億美元的財政預算盈余。僅僅20平米（215平方尺）的小公寓就需要一百萬歐元。高級公寓則可以賣到690萬歐元。

這是斯諾登在2013年5月抵達香港后感受到的這個城市的一面。坐落于彌敦道的香港美麗華酒店是這個城市最具風格的酒店。豪車成隊排在酒店入口前，進入大廳后，可以看到弧形的白色墻壁以及時興家具。在這里，斯諾登穿著一條牛仔褲和褪色T恤，手拿魔方以暗示身份，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訪。

從美國情報局逃跑的10天后，斯諾登開始熟悉起香港的另一面熟悉來。

斯諾登第一次接受庇護的地方，就是Nadeeka和Supun居住的公寓。公寓由一家本部位于瑞典的國際社會服務機構（ISS）經營，是一個正式的非政府組織（NGO），ISS和香港政府簽訂了一個相當合算的合同，主營難民居住屋。2015年時，市民大規模的抗議迫使城市管理者關閉并清理了超過60個的貧民窟：據報道，ISS的工作人員們將難民們送到了牟取暴利的貧民窟房東那里，他們將難民們安置在豬圈和鴿子籠一樣的地方居住，以此從數百萬的社會福利撥款中獲利。政黨、ISS高層以及惡劣房東們至今仍一脈相連。

當然ISS否定了這篇報道，以保護著它在香港的地位和權益。

香港美麗華酒店，香港奢華酒店之一，也是斯諾登2013年6月接受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和紀錄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采訪的地方（圖片來源：Jayne Russell）

香港對難民的福利政策飽受批評。難民拿到的兌換食物的票據只能在百佳超市使用。百佳超市，是亞洲首富李嘉誠經營的連鎖超市。但不論像Nadeeka和Supun這樣的難民抱怨過多少次百佳超市的物價比其他地方高，以及兌換券每月底就失效這件事，都沒有任何改變，無濟于事。

初次庇護

2013年6月，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斯諾登。衛報的采訪使他成為了美國的敵人。美國政府發布命令逮捕斯諾登，美國司法部長Eric Holder將軍給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讓他們搜捕斯諾登并引渡回國。同時，美國自己也展開了搜捕，被情報局內部人員稱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情報局搜人工作。參議員Lindsay Graham說：“希望我們堅持追查他到世界盡頭，并把他帶回接受審判。”

對于斯諾登來說，世界盡頭就是Nadeeka和Supun的公寓，他們毫不猶豫地接收了他。第一次見到這個美國人的時候，Robert Tibbo站在他身邊。這對夫婦本來就想回報Tibbo曾經給予他們的幫助。Tibbo這位人權律師幫助這兩位難民留在香港，未被驅逐。他們兩人都被逮捕過好幾次，而每次都是Tibbo保釋他們出來的。在這個特別行政區，只有千分之三的申請人能獲得難民身份，Tibbo是少數幫難民說話的人。這就不奇怪Nadeeka和Supun為什么愿意這個全世界都想找到的男人住進自己的公寓。

斯諾登害羞且有些緊張。他只說了一句“他們在追我”后便沉默了。在接下來的幾天內，這個揭秘者身份的客人和房子的主任幾乎不說話。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他的筆記本電腦前戴著耳機。Nadeeka和Supun也不知道他在寫什么。

這是他們離奇經歷的開始。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住在他們的公寓里，而他們卻不能告訴任何人。Tibbo讓他們卸掉手機電池，并且不能在電腦中用谷歌搜索類似“斯諾登”或者“NSA美國國家安全局”這樣的關鍵詞。這位律師謹慎地將這個美國人藏在沒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且決定長期如此。

雖然斯諾登極少開口，但房主很快就明白了他們在這場搜捕中的角色。整個城市都在談論這個美國人。每個人都在納悶到底這個對抗無所不能的美國情報局的男人在哪里。“我們在保護一個英雄”Supun告訴他的妻子。幾天以后，當斯諾登告訴他們是時候該離開了，這對夫妻哭了。但是律師堅持說離開是為了更安全。

菲傭

當愛德華·斯諾登站在她面前時，Vanessa無法保持平靜。

“這個男人需要一個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訴她，那是2013年的一個夏天夜晚。這已經足夠了。她將這個陌生人帶進了自己的公寓，給了他一個枕頭和一條毛毯，問他想吃點什么。“松餅吧，”斯諾登說道，于是Vanessa伸手去拿自己的錢包。律師離開前，把她拉到一邊說道，“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當你打開明天的報紙，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當42歲的Vanessa第二天出門去給她的住客買松餅和干凈的內褲的時候，她驚呆了。那個昨天夜里住進她公寓的男人的臉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報紙，電視和網站。“我嚇得發抖，”她回憶道，“這個全世界都在尋找的男人在我的公寓里睡覺，如果有人發現了的話，我和我的女兒可能會惹上麻煩的。”

但是Vanessa并沒有趕走斯諾登。“我不能這樣做，”她說道，“把愛德華藏在這兒是Robert Tibbo交給我的重要任務，我不想讓他為難，而且他能找我來做這件事是我的榮幸。”

Vanessa幾乎無法幫這位幫助過她的律師做任何事情。在這個不需要她的城市里，Tibbo是她的依靠。她躲避當局多年，只有從Tibbo那里，她得知她最終獲得了香港居留權。

初到香港時，她24歲。她的入境簽證上寫著工作是女傭，她覺得這是一張通往幸福未來的車票。她生于北菲律賓的一個小村莊里，村莊所在省里新人民間叛軍和共產黨武裝力量對立。和政府軍的戰爭司空見慣。還是個孩子的Vanessa就可以僅憑爆炸聲來判斷戰斗在多遠的地方展開。

香港看起來好多了，一個沒有外來勞動力的幫助就會停滯不前的城市。超過30萬的外來移民，基本來自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在香港當居家傭人。Vanessa開始的幾年過得挺開心的。但是一場婚禮改變了她的命運。

2000年夏天回菲律賓期間，Vanessa參加了一個朋友的婚禮。其中一名客人對她動手動腳，讓她很反感。起先這并不是什么大問題，當時她已經開始尋找下一份在香港的工作了，但是她發現她沒有足夠的錢付給工作中介公司，只能暫時留在菲律賓。她呆的時間越長，男人的騷擾就越甚，并且她發現這個男人與NPA反叛軍成員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2001年12月，這個男人強暴了Vanessa，并且囚禁了她。

她曾三次嘗試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且毒打。等到她生了一個兒子后，反叛軍允許她去看她的父母。在父母的幫助下，她終于簽訂了一份香港工作擔保合同。她把兒子藏在了父母家，打算日后再回來找他。

但是她的夢想破滅了。在逃離菲律賓的幾周以后，Vanessa接到了那個讓她的世界變得一團糟的男人的電話。他帶走了她的兒子并且威脅她，一旦她回到菲律賓就會立馬殺了她。直到現在，她都不知道她的兒子過得怎么樣，是否還活著。

無法回到菲律賓，她在香港的生活一夜之間變得更加艱難了。香港住家女傭的生活異常艱辛。

“這個男人需要一個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訴她，那是2013年的一個夏天夜晚。這已經足夠了。她將這個陌生人帶進了自己的公寓，給了他一個枕頭和一條毛毯，問他想吃點什么。“松餅吧，”斯諾登說道。”

現代奴隸

在香港，法律要求女傭住在雇主的家里。這些年輕的女人常常住在兒童房，當孩子夜晚啼哭，或者凌晨五點醒來，不再愿意睡覺時，女傭們就要起來了。

很多這樣的女人將自己看作是現代社會的奴隸。Vanessa的雇主還經常要求她去給自己的父母打掃清潔。但是，就像所有的家庭傭人一樣，她的收入仍然低于法定最低收入標準。并且，一旦她被解雇了，Vanessa只有兩周時間去找工作，否則面對她的，就是驅逐出境。

香港的家庭傭人只有星期天休息，每個漫步在這個城市的人，都會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在大街上，或者在擁擠的公園里，有上千的年輕女人，坐在平展的硬紙箱上吃飯。這些人太窮了，以至于沒錢去餐館。這些年輕的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女人看起來像是抗議示威者，但實際上，她們不是。她們只是窮困，掙扎在最低生活線上。

那些不聽話的人，會被趕出去。Vanessa在2010年，弄丟了上一份工作。不能回菲律賓，她只好在朋友家艱難度日。但在一次警方的搜捕中被抓獲，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材料，她入獄了。之后的兩個多月里，她和12個女人住在同一個牢房，睡在沒有床墊的金屬床上。

Robert Tibbo找到Vanessa，并且告訴她，她是有人權的。她開始成為難民協會的創辦成員。在12000位香港的避難者中，這個難民協會登記了2500人。這個機構吸引了許多人，這些人幾乎被香港的官僚主義逼到犯罪的邊緣。

商報調查團隊主管Snke Iwersen在香港和Supun，Robert Tibbo一起。Supun是來自斯里蘭卡的難民，曾經在2013年6月幫助藏匿斯諾登。Robert Tibbo是斯諾登在香港的人權律師。（資料來源：Jayne Russell）

難民們在香港無法掙到足夠的錢來生活。他們被禁止工作，并且那些冒險非法工作的人，面臨22個月的牢獄風險。對搶劫罪的處罰是2-3個月，而毒品交易罪犯的監禁通常少于一年。很多難民在香港因為非法務工，被監禁的時間比明顯更有利可圖毒品交易還長。

愛德華要走了

住在Vanessa公寓里面的斯諾登在2013年的夏天還有其他的麻煩。他被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國罪，Dianne Feinstein是美國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的主席。美國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抓住斯諾登。

除了在公寓中收留斯諾登，Vanessa還是他的信使，幫他和律師之間傳遞文件。她每次都戴不同的棒球帽，以防被安全攝像頭認出來。斯諾登的護照就放在她的冰箱里。在斯諾登30歲生日的時候，Vanessa為他買了一個巧克力蛋糕，“愛德喜歡甜食，我和我的女兒為他唱了生日歌，然后他吹滅了生日蠟燭，這太美好了。”

歡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一天早上，愛德突然說他要走了” Vanessa說。斯諾登看起來非常焦慮，她說“他告訴我他很怕死，但是我告訴他，別擔心，Robert Tibbo會照顧你的。”

Tibbo先生的辦公室很簡陋，讓人很難想象，在這個辦公室的人，會有能力與美國情報局較量。這間辦公室沒有大理石地板，沒有大廳，甚至沒有前臺。他在一個14樓的單間里工作，這里位于尖沙咀的一個高層建筑，緊鄰隔壁的，是一個泰式按摩室。

他的辦公室里放滿了桌子和紙箱子。文件在架子、桌子和地板上高高堆起。每一份文件的背后都有一個人的故事。經常有人停在他身邊，感謝他所做的工作。當記者采訪Tibbo的時候，在斯諾登逗留香港期間，擔任保鏢的Ajith，也在辦公室里。

Ajith的工作開始于Tibbo叫他去UNHCR的一個下午。“他想讓我去看看有沒有白人站在門外，” Ajith說。然后Tibbo和一個陌生人離開了大樓。“我認識你”Ajith馬上說，“你就是電視上的那個人。”

斯諾登的保鏢

18歲的時候，Ajith在斯里蘭卡入伍。由于他的父母沒有辦法支付學費，他提前三年輟學了。Ajith沒法找到一份正經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如果他入伍，起碼能養活自己。但是現實卻不盡如人意。

Ajith前后共當了22年兵。在他歷盡艱辛到達位于斯里蘭卡西南部的安倍樸瑟軍營時，噩夢開始了。年輕的新兵遭到性騷擾，甚至常常被長官強奸。那些抱怨的人會遭到殘忍的懲罰。Ajith在兩周后逃離，之后的三年，他一直躲避憲兵隊，靠打零工維持生計。

Ajith，斯里蘭卡前士兵，在2013年6月斯諾登轉入地下的兩周內，充當他的保鏢（圖片來源：Jayne Russell）

1993年，Ajith回到部隊，因為他覺得自己別無選擇。他用一個假名應征入伍。在新的軍營里，新兵仍然會被長官性侵犯，但是這次Ajith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這種事情發生。三個月后，他被送往前線，與政府軍一起，和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交戰。戰爭中受傷的他卻得不到醫療護理，于是他再次逃跑了。

對于當局而言，Ajith是個做了兩次逃兵的人。他用了六年時間逃亡。在那段時間，他做過漁夫，下過礦井，藏身過密林，有次還躲在佛寺里。2002年，他被憲兵隊抓住，被捕入獄。他從此遭受各種折磨。Ajith曾經被棍子、頭盔和椅子毆打。有時，折磨他的人會把汽油倒在他未愈合的傷口上，有時他們幾乎把他淹死，然后把他丟進了一個垃圾坑。

在Ajith放棄生的希望時，他被突然釋放了。家人把他帶了回來，試圖照料這個被嚴重虐待的孩子，讓他慢慢恢復健康。幾個月以后，憲兵隊帶著更多的問題又來了。這次他們發現Ajith的從軍經歷不是一次，而是兩次，并且兩次都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離開。家人開始恐慌，他們知道，Ajith如果再經受一次折磨，一定會死。

家人決定讓Ajith離開祖國。他們找到一個自稱可以通過偽造文件幫Ajith偷渡到加拿大的人。Ajith的父親抵押了房子，將家里所有的積蓄和一些護照相片交給了這個陌生人。

2003年10月，這個掮客和Ajith飛到了香港，這人告訴Ajith，香港是個中轉站。他把Ajith從機場帶到了重慶大廈——一個有著2000個房間的旅館。這個陌生人打了個的就出去了，他告訴Ajith等著他，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Ajith在香港被困住了。

慶幸的是，在香港有好幾萬斯里蘭卡人。有些人給了Ajith庇護，他在地下室里住了三年。2006年他發現酷刑受害者可以申請避難所，但是身份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但是2013年，他有了個客人：愛德華·斯諾登。

當談到和這個美國人一起的日子，Ajith有些踟躕。這個滿身紋身的大個子坐在Robert Tibbo的辦公室里時，顯得難以集中注意力。他在斯里蘭卡經歷的一切是無法愈合的傷口。看起來Ajith并沒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護斯諾登，但是當記者問到他為什么這樣做時，Ajith說：“他和我一樣，愛德是難民，我也是難民，我當然要幫他。”

他們倆很少說話。有時Ajith會為他的美國客人買吃的。斯諾登喜歡麥當勞。此外，每次從一個藏身所轉移到另一個時，Ajith會伴隨左右。“在轉移的時候，如果Ajith在那兒，我就覺得更放心”Robert Tibbo說，他還補充道：“Ajith是唯一有前線經驗的人。”

仿佛自由落體

Nadeeka 和 Supun，斯里蘭卡的小夫妻；Vanessa，來自菲律賓的女傭；Ajith，前士兵。2013年，Robert Tibbo就是召集了這么一群奇怪的人保護斯諾登，而且除此以外，別無他人。

記者問過斯諾登的攝影師——Laura Poitras，關于她如何去拍攝那次在2013年6月6日進行的著名的采訪。為什么記者們沒有在之前將斯諾登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Ms. Poitras說：“我們沒有時間做計劃，事情的演變比我們想象要快，我們簡直像是在自由落體。”

Robert Tibbo 解救了斯諾登。Ms. Poitras說：“Rob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很快制定了計劃，幫助斯諾登離開酒店，也規劃了后續的行動。如果沒有他，我們絕對不會成功。”

Vanessa（右），來自菲律賓的香港難民，和她的媽媽、女兒Keana，和Robert Tibbo在一起。Robert是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人權律師，在2013年6月，他請Vanessa在狹小的公寓里藏匿愛德華斯諾登數日。（資料來源：Jayne Russell）

斯諾登在一次網絡采訪中，對Tibbo大加贊揚，“Robert每天都肩負著他人生命的重擔，”這個美國人通過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加密渠道告訴記者。 “每天，他都在和一個體系搏斗，這個體系就是被設計來確保你無法勝利。而且就我看來，他的計劃聰明絕頂。”

為什么Tibbo是唯一能清楚敘述在2013年夏天斯諾登的經歷的人？他聳聳肩。Tibbo說：“作為一個人權律師，你經常發現自己處在極端情況下。”當然，他其他的案子不如這個聞名于世，但是，也都關乎生死，為客戶贏得公民身份，避免因驅逐導致的死亡，是他的核心工作。“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Tibio說。

和斯諾登一起的兩周在生命里留下了印記。在那些夏日，他很少睡，除了胡亂打幾個盹，他不分晝夜地幫斯諾登尋找離開香港的辦法。最后，這個美國人選擇了莫斯科。2013年6月23日，Tibbo開車送斯諾登去了機場。

但是這并不是這位律師冒險生活的結束。Tibbo說他在與斯諾登分開的數年里，都一直被跟蹤。他幾乎只通過加密的渠道進行交流，因為擔心所有的信息都會被情報局截獲。在他的辦公室里，手機是被禁止的，來訪者必須將自己的手機放到他的冰箱里。

Tibbo說，自己仍然是斯諾登的律師。他們幾周前曾在莫斯科見面，但是他不愿透露兩人的對話內容。他說，斯諾登看起來精疲力竭。但是與自己的客戶私下見面是件重要的事。

對Oliver Stone和電影沒興趣

藏匿過斯諾登的難民們想要再見一次他，但是見面的幾率幾乎為零。Vanessa這位來自菲律賓的單親媽媽，支付不起她女兒Keana的書本費，Ajith仍然承受著折磨并且需要心理治療，Nadeeka和 Suduka艱難的生活仍在繼續。

九月，當記者在九龍再次見到Nadeeka 和Suduka時，他們的情況更糟了。在滂沱的大雨下，Supun和他三個月大的兒子Dinath擠在一塊塑料防雨布下，憤怒而絕望地靠在一堵墻邊。

房東把他們的電掐斷了。當時是晚上10點，室外有28攝氏度（82華氏攝氏度），他們的公寓里，伸手不見五指。沒有電，也就沒有通風電扇。Supun的兒子患有腎病，他的藥需要被存放在冰箱里。Supun不得不買了一袋冰。

在那可怕的夜里，孩子們滿身是汗地和父母擠在一張小床上，啼哭不止。他們的父母幾乎不能入睡，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每個人都疲憊不堪。他們去了物業管理處，但是工作人員說他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斷電，最后說這可能是個計費錯誤。花了半天的時間，他們的公寓才重新來電。

這也是愛德華·斯諾登故事的一部分。雖然在三年前，難民們給了斯諾登庇護，但在這個不想要他們的富庶城市里，他們的生活仍然糟糕至極。他們還需要花10年或者更久的時間排隊等候難民身份的申請，他們的孩子沒有護照，這些孩子一出生就沒有公民地位。

和斯諾登相關的另外一些人，卻正好相反。記者Glenn Greenwald將他的經歷變成了暢銷書，Laura Poitras因她的紀錄片“第四公民”舉世聞名，還獲得了奧斯卡。他們二人一起，發起了一個新的新聞計劃，并且獲得來自EBay創始人Pierre Omidyar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投資。好萊塢導演Oliver Stone耗資五千萬美元的電影《斯諾登》，這個月即將首映。

Stone沒有和救了斯諾登性命的難民們交談，這個香港律師Tibbo說。引用Tibbo的原話：“這個話題看起來并不能引起我的興趣。”那他是否會看這部電影呢？“不會，我知道發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