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飛機”滿載重80萬磅，能抵御核彈或小行星爆炸的影響，續航能力12小時。自1974年首次部署以來，這款波音E-4B一直是美國國防部長們遠程輸送的首選。但當阿什頓·卡特的幕僚發現這頭巨獸真的會如其字面意義一樣，摧毀愛達荷州太陽谷的跑道時，這位國防部長機智地改乘了苗條的灣流V型。

　　末日飛機

卡特準備參加投資公司Allen & C在太陽谷舉辦的科技精英年會。他只帶了幾個助理，他的妻子，一個不足10磅的旅行袋——以及美國軍隊擁有的新銳的創業精神。

美國國防部當然有著悠久的啟動創新的歷史。國防部一直以來就有著用巨資投入和聯邦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結構來投資創造軍事科技所需的傳統。數碼攝影、GPS、互聯網——所有這些在向私營產業開放前都是由國防承包合同來滋養的，然后，它們變成了十億美元級別的產業。

現在，流向逆過來了。國防部陷入了相當于打亂傳統產業、政治家下臺和顛覆全球動力的苦苦掙扎中。在數字時代，創新更多地來源于小企業家而非20世紀政府和商業標志性的階層式組織結構。過去十年里，計算的價格大幅跳水，讓任何手邊有臺筆記本電腦的人都能啟動全球性的企業（見：Facebook、Uber、Square）。當然，五角大樓的研發部門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繼續在孵化前衛的創意，但它僅僅是在為遙遠的未來進行規劃；城市另一端的五角大樓里，很多電腦上運行的仍然是80年代出品的軟件——比今天許多士兵的年紀都大了。

更廣泛地說，這一脫節讓全球最大超級大國的防衛變得更加困難。美國的敵人們曾經主要是龐大笨重的民族國家。但過去十年主要的科技突破——智能手機、社交網絡、云計算、無人機，將戰爭工具交到了任何人手里，包括恐怖分子、伊斯蘭國之類的軍事組織和供獨裁政府雇傭的黑客團伙。正如莫伊塞斯·納伊姆在《權力的終結》中寫的：“21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更難以使用——也更容易失去。”

統領220萬武裝力量的任務落到了卡特身上——無論是在阿富汗為了可以預見的未來而執行任務的1萬名士兵還是美國網絡司令部里的1千名專業人員，他需要將這些力量引領進一個推進策略比蠻力更重要的世界，而美國的全球性軍事力量兩者都需要。卡特已在國防部長的位置上坐了10個月，他如今將重注下在硅谷身上。他相信其工程師和企業家夢寐以求的硬件和軟件具有幫助軍隊履行職責的無限潛力。而且，他聲辯道，硅谷，以及更廣義上的科技創業者們，能夠為國防部帶來很多有關靈活性、速度和工作新方式的靈感。

就其自身而言，科技產業依舊謹慎。國防承包以其死氣沉沉的官僚氣息和技術上的落后原始而著稱。科技高管們也為尋求海外擴張而對表現得與美國政府太過親密持慎重態度。坦白說，他們不想疏遠潛在的客戶。（例子：9月底，就在奧巴馬政府考慮對中國網絡間諜進行制裁的同時，蘋果、臉書和微軟的高管們在西雅圖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而且，雖然前國防承包商愛德華·斯諾登爆料國防部下轄國家安全局滲透進谷歌、臉書和其他公司的事已過去了兩年多，硅谷許多公司至今依然耿耿于懷。該爆料顯示：政府欺騙了這些公司，聲稱會幫助保護他們免遭監視的同時卻在他們的軟件里安置了后門以便可以隨意暗中監視。

奧巴馬相信卡特可以幫助修復國防部與科技公司之間的關系。卡特職業生涯早期也曾在五角大樓做過兩屆，任命之時，他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的講師。硅谷是個智力就是通行貨幣的地方，而擁有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的卡特無疑給硅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打發長時間的飛行無聊，他從大學書店拎了一堆教材上去，12個小時都在閱讀。”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共同創始人馬克·安德森說道。“在國防部長這種位置上還能對世界保有如此強烈的好奇心實在是件很特別的事。”出于科學若被正確利用便可幫助社會締造偉大飛躍的共有理念，安德森和他的同類對卡特抱持有積極的尊重。而卡特，就他本人來說，培養了一種不切實際的信念：科技最好最光明的意愿，如果被合理地推動和啟發，會落入與當初迫使他進入政府相同的公共服務意識領域。于是，在這個7月的早上，他脫下休閑褲，扯下領帶，換上牛仔服，輕快地走動在太陽谷沙漠丘陵度假勝地，助手們微微落后幾英尺以防被攝影師偷拍。

　　太陽谷

他在數百名初創公司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和公眾知識分子面前接受了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查理·羅斯的訪談。從訓練士兵與伊斯蘭國作戰的慘淡努力到數據加密的合法性，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被羅斯盤問到了。卡特試圖在政府的需求（不加密！）和科技社區的需求（加密！）之間構筑一個平衡。當羅斯問到政府是否應當被允許在私人通信中添加后門時，卡特回答道：“我不總是認為后門是正確的解決方式。”這是個能讓聽眾聞之點頭的措辭，但他同時也說道；“我們都需要解決的挑戰，是怎樣在擁有個人的自由與保護的同時還能夠保護公眾免受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迫害。”他或許沒能說出什么有新意的論調，但硅谷眾人似乎愿意放他過關。在聽卡特談話的時候，一位CEO給我發來郵件，“他說的真棒！！”

勾搭硅谷大概比卡特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遇到的各種斗爭要簡單。國防部是一個臃腫、復雜、低效且資源錯位的組織——不動產超出需要25%卻沒有足夠的黑客。盡管采購過程極其令人生厭，卻有一些基本規則用以阻止非投標合同和其他濫用我們稅金的行為。但無論如何，卡特必須種下文化和后勤改革的種子，讓現代軍工復合體足夠靈活以提供其21世紀戰斗力量所需的那種創新和支持。

卡特希望有更多的融合：將職業軍官派遣到敏捷的私營公司幾個月，以及邀請技術專家在國防部駐留一段時間。

在去年二月他就任國防部長的第一天，他就引入了一項他稱之為“未來力量”的計劃。該計劃意圖改革人事制度，尤其是讓人員進入和退出軍隊更加容易。他還計劃重組采購流程，讓其容許初創公司以更便捷的方式與國防部做生意。他還在美國西海岸，加州山景城谷歌總部旁邊4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專門發掘能夠幫助國防部的公司、人員和創意。這個灘頭陣地被他叫做“國防創新實驗單元”。

“我時間很緊張。”我們第一次采訪時他簡短說道。他經常這么說，事實也確實如此。他只有一年時間來強力推動這一改變，新一屆政府可能會任命新的國防部長。這么短的時間里他無法解決軍隊的問題，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些改變。他可以為軍隊留下一個新的更靈活的工作方式來幫助軍隊自我改善。改革的風險很高，因為我們所處的全球生態系統是不穩定的。而安全就像是氧氣，當你擁有的時候你不會注意到它，一旦失去，便命不久矣。

正式就職幾個月后，卡特就回到硅谷在斯坦福發表演講，這是20年來第一次有國防部長蒞臨硅谷朝圣。演講后，他那5輛車組成的車隊停在了安德森霍洛維茨的辦公室前。安德森在休產假；共同創始人本·霍洛維茨接待了卡特，為他安排了一場與來自12家公司的創業者座談的圓桌會議。氣氛很放松，創業者們自由發言。“一個家伙說，‘我們很想與政府合作，但我們的一些工程師的生活方式恐怕拿不到許可。’”霍洛維茨回憶道，“他說的是吸食大麻的問題。”

卡特打消了對文化沖突的擔憂。他解釋道，涉及安全許可的事情上，政府試圖確定兩件事：第一，你是不是間諜？第二，你有沒有做什么可能讓你被人勒索的事？“大麻在今天看起來更像是清規戒律。”霍洛維茨說卡特這么告訴他們，暗示這不是什么大問題。這是他所捍衛的立場。“我們得對自己生活的世界現實點兒。”卡特說，“這也是我們需要在用人上靈活處理的一個例子。”

靈活性是卡特重塑國防部勞動力組成計劃的核心，將使得延攬科技界最聰明的腦袋為國防部服務變得簡單易行。回到五角大樓，是一個年輕的幕僚在一間比壁櫥大不了多少的辦公室里辛苦忙碌了幾個月，以初創公司風格的熬夜苦干拿出了長達120頁的重塑人事制度的藍圖。那里面打包了來自科技產業的一些建議，包括調整薪酬制度以便使很難聘到的工種，比如計算機工程師，可以享受績效工資和激勵性薪酬。這份藍圖還號召成立人力分析辦公室——參考了谷歌數據驅動的人力資源部門“人力運營部”。要記得，國防部的記錄保存系統自80年代以來便沒怎么變過。人事資料分散在數個互不兼容的軟件程序里。卡特想引入私營產業的數據統計者把這些記錄全部清理一遍，并管理起一個新的大型中央計算機系統。“如果你去谷歌或臉書或美國銀行，會發現他們有專門的數據科學家團隊照管所有這些數據，預測某人什么時候最有可能離開，以及為什么我們因而要做些額外的事來留住他，又或者某個人身上有哪些能力可能適合某個職位。”國防部人事和戰備副部長布拉德·卡爾森說。他被卡特賦予了幫助重塑國防部人事系統的任務。他認為，國防部應該擁有類似的東西——畢竟，這是美國最大的雇主。

基本上，卡特想要更多的融合。讓職業軍官到私營公司輪訓幾個月，將他們置入新的文化和創意中，再將這些新鮮元素帶回國防部。同時，邀請科技大牛到國防部待上一段時間。最被看好的提案，是卡特在內部稱之為BNKR_75的獎學金計劃。（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中最初的流血戰斗邦克山（Bunker）戰役爆發，喬治·華盛頓在該年組建了美國軍隊。）緊跟白宮技術專家突擊隊——“美國數字服務”的模式，國防部也將邀請個人從他們的私營產業工作中抽出時間來為國防部的項目工作。

當然，一張藍圖并不意味著真能蓋起一幢大廈。該報告80個建議中的大多數都需要經過國會的批準。這些提案可能每年會耗去10億美元的預算。但也并非不可能獲得通過。國會已經支持了其他改革項目，比如軍隊退休體制的重大改變。但即使國會不作為，卡特那雄心勃勃的嘗試也是奔著引發能持續到他任期之后的文化轉變去的。帶來私營產業的清新思考方式也是其功效之一。

目前，他可以在沒有國會支持的情況下交出一些計劃，比如BNKR_75。而且他也已經開始利用起美國數字服務團隊了。就在他入職的那周，他要求技術團隊讓醫療記錄從國防部傳輸到退伍軍人事務部變得更簡單些，以便退伍老兵們可以看到自己的醫療記錄。今年早些時候從硅谷進到白宮擔任美國首席數據科學家的DJ Patil就負責幫忙管理這項工作。“卡特將該團隊辦公室放到了他的前臺，這事兒幾乎聞所未聞。”兩周內，他們就完成了任務。

卡特的辦公室在五角大樓第三層。這是一棟巨大的建筑。如果你沿著9/11事件后鋪設的腳踝高的緊急出口發光箭頭走過每條通道，你將走過17英里里程。不過，大概除了卡特，也沒人能夠這么做了吧。因為大多數房間都是機密的，立入禁止。要想見到卡特，你要穿過一個專用入口，上兩段長長的樓梯，走過一條掛著23位掌管軍隊的男性和女性領導肖像的走廊。一路上都要關閉你的智能手機，然后進入一個房間邊看CNN邊等人將你護送穿過大廳到達他莊嚴的所在地。當然，在進入等待室之前，你的智能手機就要連同其他人的一起鎖進門口的木質箱子里了。

　　五角大樓內部

目前他最大的硅谷賭注是：為期5年，耗資1.7億美元，總部設在圣何塞的柔性混合電子制造創新機構。

他有可能會邀請你共進午餐，就像謝爾曼將軍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做的一樣。但當我拜訪的時候，我們仔細觀察了他墻上的照片。一幅照片拍攝的是一只狗狗，那是他在2010年送到阿富汗排查簡易爆炸裝置的眾多狗狗中的一只。還有他與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握手的照片。他最自豪的照片是一張展現18輛巨大的汽車列隊在科威特沙漠上的。那些車輛是防地雷反伏擊車（MRAP）。2007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努力爭取將這些車輛裝備到被簡易爆炸裝置大量殺傷的駐伊拉克和阿富汗軍隊中，這一部署花去了500億美元。裝備了MRAP的士兵傷亡率下降了75%。2009年開始，作為蓋茨的采購、技術和物流副部長，卡特為全地形車的引入做好了安排，這些全地形車可以在阿富汗崎嶇的山地中暢行無阻。

卡特從沒設想過自己是技術專家或軍隊領袖。作為神經學家和前學校教師的四個小孩中最小的一個，卡特在費城的郊區長大。他在摔跤和曲棍球隊的表現一貫不佳，但學習成績非常棒。在耶魯，他主攻物理和中世紀歷史。

他計劃走學術路線，獲得了羅德獎學金，在牛津大學取得了理論物理博士學位。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他與人合著了11部書籍，發表了超過100篇論文，包括一篇以“時間反轉不變性”為主題的文章，論證世界能夠以向前發展相同的規律往回反轉。這是個他至今仍津津樂道的話題。“你知道的，量子電動力學只有正負電荷，對吧？”當我問及他的論文時他這么說道。當然，呃，大家都知道。

1979年，曾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導師建議卡特暫停學術研究一年，加入國會技術評估局的一支科學家團隊。“他們的血液中流淌著作為技術專家的公共責任感，這一責任感培育了我這一代人。”卡特說。這一舉動讓卡特的職業道路在學術（作為哈佛大學教職員工）和國防部之間來回變動，直到2013年他通過了國防部長的總統甄選為止。那時也是他到斯坦福大學任教的時候。

國防部長這個工作如今不太容易找到人來做。奧巴馬選擇的查克·哈格爾在2014年底辭職了，宣稱是因為在處理伊斯蘭國上與奧巴馬政見不合。理論上國防部長監管著大約6千億美元的預算，但實際上該資金就是個移動靶，基本上很難命中。因為自2012年以來每年自動削減開支10%，聯邦政府這些年來其實已經沒有一個真正的預算了。而且要做任何重大變動，你都需要得到那功能失調的國會的批準。“當我還是國防部長的時候，還有些表面上的無黨派方法，如今連這個都消失了。”卡特的導師，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防部長威廉·佩里對我說道。“這讓國防部長這份工作更加難做了。”

通往國防部之路

　　阿什頓·卡特

高智商和曾在國防部如魚得水的背景，讓卡特的就任順理成章，但他決定性的領導藝術被低估了：他真的很擅長與人溝通。一天上午，我們造訪了沃爾特里德醫療中心，在那里的一間理療室里，一名步兵描述了他第五次在阿富汗服役的最后一天里他是怎樣踏上了一個簡易爆炸裝置的。爆炸貫穿了他，胸部以下都被撕裂了。在我們到訪期間，他都穿著紅白相間的高幫鞋，藍色襪子拉高到假肢以上，現在他得在假肢上重新學習投籃了。卡特問候了他的家人，詢問了他的醫療質量，停留的時間長到讓他的先遣隊都等得不耐煩了。

卡特從未參加過戰斗，但他經歷過能讓人更體諒他人處境的那種失去。在他第一份非學術工作的第一天，一位秘書一直跟他跟到了餐廳。“她說，‘給你哥哥打電話。’”卡特回憶道，“我說，‘好吧好吧，我會的，我會的。’然后她又說，‘給你哥哥打電話。’”他的父母遭遇了車禍，他父親開車撞到了樹上，而他母親當場死亡。在他回想這一段經歷的時候，我們之間出現了短暫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哥哥也去世了。”他說，“這不是一個什么巨大的悲劇，但意味著我沒有太多的家庭回憶。”事實上，在他結婚的時候，父親的位置上站著的是他的導師佩里。

兩年半前，愛德華·斯諾登泄露了幾十萬份文檔揭示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以安全的名義侵犯我們個人生活的程度。NSA隸屬國防部，至今仍受斯諾登泄密的影響。“機密信息的泄露對我們保護自身的能力造成了嚴重破壞。”卡特說，“它們破壞了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破壞了我們的工作。”

　　愛德華·斯諾登

硅谷人士大多認為此事僅僅是政府咎由自取。科技公司被NSA棱鏡計劃在他們的服務器里植入后門的新聞打了個措手不及。棱鏡計劃曝光重創了這些公司的國際運營，直到今天，這些公司仍能感受到那迎頭痛擊的余韻。

但對這些公司而言，有一點也漸漸變得清晰：后斯諾登的影響也并非像預測的那么具災難性。調研公司Forrester已經將泄露事件對海外業務經濟影響的估測修正為470億美元，不到其最初估算的1800億美元的1/3.Forrester調查過的公司中只有1/4削減了在美國互聯網公司的消費。相反，大多數國外客戶加固了他們的安全措施，給他們的數據加上了加密。

同時，大多數美國互聯網公司與國防部保持了亦敵亦友的曖昧關系。雙方都無法拋棄彼此的聯系，因為二者都有著太多的利害關系。比如蘋果公司，其CEO蒂姆·庫克就是在太陽谷私下會見了卡特的眾多高管之一。庫克一直是明確支持加密的。在6月的一個支持隱私保護組織的頒獎晚宴上，庫克說：“我們蘋果反對客戶應該在隱私和安全間做出取舍的想法。”至于國防部是否應該擁有解鎖數據的主密鑰，他說：“如果你將鑰匙放在門口腳墊下以備警察取用，那小偷也能找到。”這些話詞鋒犀利，但國防部也是蘋果的客戶。自2013年始，國防部購買了超過20萬部iPhone、iPad和iPod。

如果斯諾登的遺留物仍然在渲染五角大樓與科技巨頭的關系，其對與初創公司關系的影響就小得多，多數初創公司還在想法賺取國防部的錢。傳統上，這是個繁瑣的過程。舉個例子，曾經百花齊放的軍事承包商在過去20年間已經經歷了統一整合。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國防部發出的招投標中有半數都只接受一個投標。初創公司想過五關斬六將成為國防部的供應商真的太難了。“國防部被簡單地看作是糟糕的客戶，嚴重傾向于更大型更傳統的熟臉公司。”美國海岸警衛隊軍官杰森·塔瑪去年在布魯金斯研究院做研究員采訪初創公司創始人后如此說道。

即使初創公司能闖過成為承包商的復雜通道，其中一些仍然抱怨政府依然偏愛傳統公司。想想伊隆·馬斯克的SpaceX與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營發送軍事和間諜衛星上太空的聯合發射聯盟（ULA）的競爭吧。國防部花了2年時間才完成對SpaceX的認證過程；那段時間里，空軍慷慨地將28次發射機會給了ULA，讓馬斯克憤而起訴。SpaceX和國防部在1月達成了和解，空軍也認可了SpaceX的獵鷹9型火箭可以發射軍事和間諜衛星。

卡特誓言要讓采購更加簡單。以云服務為例，從普通的人事資料到絕密資料的存儲，比如從裝載了十幾個高科技攝像頭的偵察無人機上傳回的視頻影像，這所有的東西軍方都要用到云服務的支持。今年早些時候，政府開啟了一個更加用戶友好的網站，像Box這樣的企業軟件公司報告說現在的流程看起來是要更直接明確了。卡特計劃通過縮短廠商得到許可的時間來保持這種勢頭。“關鍵在于迅速簽約——避免讓這些人淹沒在大量的文書工作中。”他說。同時，他也期望他的新西海岸辦公室能夠積極工作，找出那些潛在的供應商。

8月的最后一個周五，就在會一直延續到秋天的秋老虎的開端，卡特回到了山景城去揭曉他的硅谷大賭注：為期5年，耗資1.7億美元，總部設在圣何塞的柔性混合電子制造創新機構。在莫非特機場一個風洞里臨時搭建的舞臺上，卡特說：國防部將斥資7500萬美元構建公營-私營合作伙伴關系，將由行業組織柔性技術聯盟負責運營。學術界和初創公司將會獲得研究基金以將他們的發明更快地從實驗室應用到工業界。

柔性電子將超薄硅單晶融合進可延展材料中，將它們從僵硬的電路板和芯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其結果，就是可以彎折的電腦。發展良好的話，它們將對國防部和參與此項目的96家公司（蘋果、洛克希德馬丁等）和11家實驗室都產生重大影響。想象一下一片薄薄的平板電腦可以像袖子一樣卷在士兵的手臂上，代替現在在用的那些笨重的導航和通信硬件，大大減輕士兵們那可重達70磅的背包重量。或者更輕巧更不容易出故障的新型機器人。再或者，能夠更好地監控大型昂貴軍事設備（比如“末日飛機”）的結構性健康的傳感器帶。而對私營產業而言，可以想象一下注入進衣服中的可穿戴醫療設備，或者嵌入進我們橋梁的纖維以幫助監測它們的完整性的輕量級傳感器。

卡特使自己的發言保持簡潔，以便他能駛過莫非特去看看剛剛成立的國防創新實驗部隊。就像他在4月到訪中所做的一樣，依然組織了一次圓桌討論。安德森這次結束了產假，參加了討論。醫療科技初創公司Theranos、機器人設計制造公司Liquid Robotics的首席執行官，以及SpaceX的總裁和其他公司高管也參與了會談。不過，這次，會談由軍方主持。國防創新實驗單元（DIUx）主管，Darpa校友喬治·杜查克剛剛上任3周整。

DIUx天生不適應軍隊體系。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替代Darpa，兩者將有可能會緊密合作。它也不會試圖代替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1999年成立的非營利性風投公司In-Q-Tel，反而兩者間留存有合作的余地。我們不如將它看作是球探辦公室。杜查克和他的團隊將拜訪各家初創公司，網羅工程師，為后備軍提供參與進項目的機會，并定期向卡特匯報。

卡特希望這種減少官僚主義和投資研究的做法能在他的任期之后依然留有延續性的影響。但很明顯，他能夠實現的這些的進展中的大多數，都是得益于他本身具有的特別的才能。他能夠描述柔性混合電子是怎樣運作的，并且堅信柔性混合電子制造創新機構必須被建在圣何塞；他在就任國防部最高職位很久以前就在培育與科技高管們的關系；他相信科技界最聰明的大腦同時也是愛國的，受到能被以正確的方式釋放的目的與使命感的驅動。“他們發明新技術，創造繁榮、連接和自由。”卡特這么評價他在太陽谷回家的那些科技顯要們。“他們感覺自己也是公仆，而且他們希望在華盛頓有他們可以連接的人存在。”

無論是愛國主義驅動他們，還是僅僅因為他們從與國防部的關系中看到了新的商機，很多科技高管們都支持卡特。我問霍洛維茨他認為卡特離任會會發生什么。“只要夠好，國防部長趨向于跨政府任職。”他說。此處他指的是唯一一個跨越兩屆政府任職國防部長的人——羅伯特·蓋茨。“我真心希望卡特也能這樣。”

但更有可能的是，新一屆政府將換一個國防部長來讓科技界重新認識一番。卡特正爭分奪秒，試圖在期限到前種下國防部的新形象。因此他從圓桌會議上走開，快步行至等待中的車隊，越過在山景城街道上騎他們的沙灘腳踏車的谷歌工程師們，奔向領英的公司總部。時值傍晚，但對卡特而言，這天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