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與奧巴馬總統私人關系良好的司法部長霍爾德宣布，以涉嫌經濟間諜犯罪，起訴中國人民解放軍61398部隊的5名軍官，認為他們從美國竊取經濟情報，內容涵蓋核反應堆資料，以及美國太陽能公司的資料。

美國此舉，說實話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似乎在經歷了烏克蘭事件的刺激之后，當中國和俄羅斯的海軍即將于5月20日在上海展開軍事演習，而亞信會議又將在5月21日召開的當口，奧巴馬總統決定讓他的司法部長發力，向全世界，以及美國國內民眾，展示下本屆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對網絡安全的強硬態度。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霍爾德直接在提出指控的發言中，談到了奧巴馬的國情咨文，這篇咨文中自信滿滿的宣布：凡是在和美國競爭中占了優勢的，都必然是作弊的，否則就不可能戰勝占據了壓倒性優勢的美國公司。

從手段上看，一如美國的連線雜志(Wired)的評論文章所說的，美國試圖將國家安全問題和外交沖突轉化為一個司法問題。這可以看作是美國政府準備重新繼續2013年6月棱鏡系統被披露之前發起的，針對所謂中國網絡安全威脅系列行動的繼續。當時美國的曼迪昂特公司發布了APT系列報告，美國白宮出臺了《抵消竊取美國貿易機密威脅的行政戰略》，媒體興起了渲染中國網絡威脅論的高潮；而當白宮正沉浸在形勢大好的喜悅之時，橫空出世的斯諾登及其所披露的棱鏡系統，讓美國錯愕地暴露在了全球聚光燈下，顯然之前準備好的系列組合拳被迫偃旗息鼓到了2014年的5月，才正式粉墨登場。

美國使用的這種策略，無論是選擇的時機，還是遣詞造句的內容，都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1962年10月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先后給肯尼迪總統發了兩份信件，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解決古巴導彈危機的策略；美國總統肯尼迪選擇性地無視了措辭和條件強硬的信件，直接回復了措辭溫和的信件，創造了所謂“肯尼迪策略”。2014年，當美國司法部長提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司法訴訟的時候，撲面而來的，是這種熟悉的肯尼迪策略的氣息，引發人們錯愕那是必然的，畢竟沒有多少人能夠想象出這種厚實程度的心理素質真的存在：輕描淡寫地用美國例外來解釋斯諾登的爆料，然后繼續按照原先的設定，向中國施加相應的壓力。

雖然中國古話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對比肯尼迪策略和奧巴馬政府的表現，不得不讓人感慨曾經的美國霸權，現在真的有淪落為純政治秀小丑的風險：與當時如日中天的美國霸權相比，奧巴馬政府今天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指控，只能借助言語和措辭上的組織，而不是真正能夠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的事實，來把水攪渾。這種攪混水的做法，從20世紀90年代的“考克斯報告”開始為人所熟悉，在2013年曼迪昂特公司報告中再度展現。當然，被火眼公司看重的曼迪昂特好歹是有些技術能力的，至少美國司法部長沒有在5月19日宣布起訴若干中國的廚師，并宣稱他們表面看著是廚師，但真實身份則是黑客。

但凡對2013年以來網絡安全問題的演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清醒地認識到，奧巴馬政府起訴中國軍人的做法，其實并不明智：《連線》雜志的評論指出，這會讓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人員面臨同樣的問題，中國、德國、巴西等被監聽的國家可以同樣起訴這些美國的情報工作人員；《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即使參照美國的標準，美國自己也不干凈，美國情報機構20世紀90年代為了支援美國與日本展開的貿易談判，竊聽了日本談判代表乘坐的汽車；歐洲議會2001年組織的特別委員證明美國情報機構會“出借”類似“梯隊系統”這種國家情報機構給美國的大公司，如波音，幫助其贏得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競爭；歐洲與亞洲國家和美國展開的各種貿易談判中，美國情報機構的竊聽，構成了美國政府所說的“公平競賽”的必要組成部分；《福布斯》網站的評論文章也認為，就在美國思科公司的總裁給奧巴馬寫公開信，認為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聽行動損害美國行業利益之后，美國政府采取這種升級行動，其實并沒有給美國帶來真正的收益。

就中國的利益、身份和發展前景而言，面對此輪美國掀起的網絡安全攻勢，可以從如下三個方向來考慮應對措施：

首先，中國需要根據對自身國家利益精準判斷和拿捏，穩住陣腳，沉著應對，綜合運用不同策略來響應美國發起的網絡安全新攻勢。整體而言，此次美國的起訴行動，是在烏克蘭局勢、中俄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以及亞信峰會召開等背景下發起的，強悍表態背后折射的是美國某些最高決策者的安全焦慮和不自信，他們不僅擔憂中國的崛起，更擔憂無法在2014年末開始的中期選舉中交出能夠讓美國選民看懂且滿意的答卷，因此采取這種本質上近似輕浮的挑釁舉動。相應的，中國必須為此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必須準備足夠的短期措施，來而不往非禮也，讓美國政府、美國的企業為華盛頓不負責任的行動，支付清晰、明確、可以感知并且足夠的代價，目標是讓華盛頓主動回到對話解決問題，撤銷荒唐舉措的軌道上來；另一方面，中國不能因此動搖自己的戰略判斷和戰略方向，必須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設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而不能在大戰略的方向和路徑上，隨著美國的戰略節拍起舞。

其次，從中國自身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來說，美國此次發起的突然襲擊，是挑戰，更是機遇。如果說，2013年中，斯諾登披露的棱鏡門用無可否認的事實揭示出了中國乃至全球面臨的來自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直接威脅；那么2014年的今天，美國政府用自己的舉動，清晰而明確地告訴中國發展自身綜合性國家網絡安全能力的緊迫性。本質上可以完全無視輿論壓力的美國政府，就是敢在某些問題上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就可以公開頂著臉上和手上的血污，一本正經遵照自己的想象，用美國的法律和標準來對中國施加壓力。美國這么做，憑借的就是自己在網絡空間近似全頻譜的實力優勢，這種實力優勢，不僅來自美國政府，還來自美國壟斷性的“八大金剛”，來自美國情報機構風險投資基金培育的企業如火眼，來自美國旋轉門機制塑造的研究機構如曼迪昂特公司。中國要應對這種網絡空間的戰略威脅，就必須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下，形成適合時代需求的網絡安全觀念，推動發展中國所需要的關鍵性的網絡安全能力，培育大量有潛力的網絡安全中小企業，從機構設計、戰略規劃、政策制定角度真正學會在全球網絡空間與美國展開競爭與合作。

第三，中國必須時刻認識到自己作為新興大國的特殊性。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國既不能切斷與網絡空間的聯系以獨善其身，也不能完全復制和照搬美國的戰略從而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所謂清風山崗，所謂明月大江，在網絡安全戰略問題上，中國需要自己的定力和毅力。“以牙還牙”只是最簡單的一步，作為前途無量的“新興大國”，仍然需要“風物長宜放眼量”，比對自身失去信心的傳統大國，中國必須明確自己的國家網絡安全，只能通過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與新結構的方式來實現，這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義務，也是中國崛起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從長遠看，全球網絡空間將日趨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資源，中國必須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轉型中，提出代表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戰略主張，超越美國這種狹隘的，將全球網絡空間看做自家后花園的主張。

說的稍微夸張一點，或許某些層面來看，美國從2013年開始在網絡安全領域對中國形成的沖擊和挑戰，略有些類似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冷戰突然結束所帶來的沖擊和挑戰；中國必須要在穩住陣腳的基礎上，不僅冷靜觀察，而且積極行動，有理有利有節的展現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風格迥異的行為邏輯和戰略智慧，從而一如此前一樣，在復雜的不確定的環境中創造出一片新的天地。這是中國，作為新型大國崛起必須經歷的獨特考驗，任重道遠，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