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云計算”、“物聯網”之后，“大數據”成為技術領域又一熱點，并開始在社會生活各領域發揮其強大的影響力。大數據的規模不斷擴大，挑戰與機遇一同出現，國家、企業、個人隱私保障堪憂。針對目前我國信息安全呈現出來的漏洞，以及如何進一步打造國產化的信息安全產業鏈等問題，《經濟》記者對國家信息技術安全研究中心總工程師李京春進行了專訪，探討我國信息安全技術發展的策略。

大數據海洋，危機重重不容忽視

《經濟》：隨著信息數據的爆炸式增長，大數據給我國帶來了哪些機遇與挑戰？

李京春：大數據增長得非常快，現在大家把它當成了“百科全書”、“知識的海洋”，遇到任何問題，都要去互聯網里面查。這個“海洋”每天還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20年要增長到現在的50倍。用G和T來計量數據的時期已經過去，很快大家會熟悉用P來計量，將來還會見到E和Z。除此之外，大數據的價值也在不斷增長，它是數據挖掘來源的重要渠道，而人們的判斷、決策越來越依賴于它。大數據已經成為了戰略資源，各國正在圍繞大數據開展新一輪競爭。大數據還能提高企業的價值，通過大數據分析企業能夠對市場戰略發展挖掘更準確客觀的數據，進一步挖掘和細化市場。大數據同時也挑戰企業決策、數據處理管理能力。

大數據需要多領域的科學家共同研究，解決包括數據采集、存儲、處理、檢索、共享、分析、可視化等很多問題。它增長如此之快，以至于現有的管理手段都無法駕馭它。大數據對信息安全也帶來新的挑戰。從近日頗受關注的“棱鏡”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國早就利用“八大金剛”采集各國互聯網信息，輕松獲取我國在互聯網上流通的信息。大數據給我們帶來各項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信息安全危機

信息安全，堵塞“漏洞”是關鍵

《經濟》：信息安全涉及的范圍很廣，大到國家機密安全，小到個人信息的泄露等，我國目前信息安全危機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

李京春：這里先給你們舉幾個例子。現在咱們的互聯網相關設施、金融、電信等許多核心設備和存儲、交換設備等都是從國外進口，路由器、操作系統、服務器等主要產品都存在安全漏洞、后門或隱蔽通道。如果惡意人員或情報機構利用這些漏洞、“后門”去竊取相關敏感信息，窺視個人隱私，控制大量計算機，或利用他人計算機作為“跳板”搞竊密、破壞，這些惡意行為不僅對網絡、系統的威脅巨大，也影響到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甚至會嚴重威脅到整個國家的網絡空間安全。事實上國外許多產品都存有“漏洞”和“后門”，某國公司生產的可編程控制器（PLC）產品和國外進口的USBkey產品、IC卡產品等都有非常嚴重的漏洞，有的被檢測出預先設置了“后門”程序，這些潛伏安全漏洞、后門危害很大。比如，我們在對某單位的進口USBkey進行檢測時，發現每次使用過程中它都會往外秘密輸送一組加密數據，經深入分析，我們發現本不應該外泄的數據竟然是用戶的敏感信息和認證密鑰，相當于門鎖的“鑰匙”，攻擊者一旦獲取這些數據便可以合法身份進入他人系統。USBkey認證產品在金融等多個領域使用很廣泛，銀行客戶在使用網銀時都會用到它。如果這些“漏洞”或“后門”未能及時發現并處置，甚至可能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癱瘓。

信息安全保障的一項關鍵工作就是發現漏洞，堵塞漏洞，減少國家和企業重要信息系統的脆弱性。

“漏洞”有兩種，一種是編程過程中無意留下的，可以在應用升級時“查漏補缺”；另外一種，則是有目的的預先蓄意設置，就是“后門”。“后門”通過預設密碼或隱蔽通道獲得用戶通信模塊的管理權，操控設備，泄露敏感信息，甚至可能中斷通信，嚴重影響設備生產。網絡無處不在的同時，系統漏洞也無處不在，有漏洞的系統就是不健康的，就像是人的身體生病了。有的漏洞，如“棱鏡”之類的非法竊取項目就會乘虛而入，通過預設后門獲取數據和敏感信息，對此，我們必須及早診斷發現漏洞，規避消除它們。漏洞堵住了，病毒等威脅攻擊就會少了。國家信息安全技術研究中心每年都會對相關產品、系統做安全檢測、風險評估。近年來，我國部分機關的電子郵件系統遭到境外攻擊，大量文件數據被竊取，國家敏感數據面臨嚴重威脅。我中心對一些重要用戶網絡進行應急保障，阻擋攻擊，及時阻止更大損失。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漏洞，平時并不會對系統正常應用造成影響，但一旦發作，后果不堪設想。過去的漏洞可能影響局部、危害部分應用，但在當今醫療、電力、金融乃至人民生產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智能化的時代，一個嚴重漏洞和高危攻擊就可能蔓延至整個社會，導致大面積癱瘓，造成銀行可能拒絕服務，股票系統可能會出現異常，電力可能出現安全事故

　技術國產化，打造產業鏈是“硬道理”

《經濟》：目前世界信息安全技術發展狀況如何？我國在這方面處于什么水平

　李京春：國外每年都會投入巨資研究大數據。“多尺度異常檢測”、“網絡內部知情人檢測”、“洞察力計劃”、“機器閱讀計劃”等，都是近年來國家級信息安全項目。就我國來說，目前我們能夠熟練處理的是結構化或半結構化數據，比如數據庫、搜索引擎結果等，但對于非結構化數據比如音頻、視頻資料的處理技術還在攻關階段。而國外已經研發出“智慧眼”等應用來處理非結構化數據。在技術上，我們與發達國家相差了至少5到10年，要迎頭趕上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防火墻”、“防病毒”、“入侵監測”等傳統防護產品和技術在面對云計算互聯網、多網融合移動互聯網的大數據時代顯得力不從心。美國提出來采用全新的結構和技術來防范網絡攻擊，發展軟件凈化、系統清洗、結構化保護、系統異構與可信計算等新技術。

最近，美國正在研究“可控性”問題，他們認為在一個網絡里，只要把20個方面的控制項做得好，就可基本抵御網絡上90%以上的威脅攻擊，如果把可利用漏洞的控制點規避好，整個城墻就相對安全了。現在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進展。還要不斷去研究新風險、新增加的可控點，研究淘汰過時的、陳舊的、無意義可控點。

我國的互聯網相關設施大部分采用進口設備，把安全寄托在它們身上，就會對設備帶有的“漏洞”和“后門”抵抗力、免疫力減弱。不能預先檢測到間諜軟件、隱蔽通道，就無法有效遏制數據竊取。現在我們的操作系統研究皆源自公開代碼，自主可控性很低，競爭力很弱。很多單位曾經強制性使用國產操作系統，由于配套應用、底層驅動、網絡接口軟件不配套，反響并不理想。這說明我們的產業化有弱點。美國的“八大金剛”在我國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為什么？因為他們有完善的產業鏈，從CPU、BIOS、操作系統、交換機、路由器、存儲、辦公應用軟件、接口驅動軟件，上下游產業鏈十分成熟、完善，性能和工藝也非常成熟。選擇他們產品的同時，也能享受到信息化先進的服務。可以總結，中國信息安全技術的發展，關鍵在于提高國產化率，形成IT產業鏈。

《經濟》：在您看來，我國應該如何打造信息安全技術產業鏈？

李京春：首先，國家要堅持自主創新、安全可控戰略。過去我國對集成電路的投入，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缺乏持續投入，單靠企業走市場化是不夠的。而信息安全技術產業鏈的建設，必須要國家在自主創新戰略下，狠抓起來，政策上、資金上持續投入。防止政府集中采購中單靠“低價中標”，忽視安全費用。基礎產業需要持續投入，靠國家支持，更靠企業參與，符合市場規律，關鍵要做好加強頂層設計和科學規劃。

第二，制定明確的產品標準。現在流通在市場上的信息安全技術產品看起來門檻很多、要求很高，實際上應用上卻質量、性能參差不齊，標準過于寬泛。各種低質量、無保證的產品賣給消費者，降低了信息安全產業整體信譽。制定統一、細粒度的嚴格標準，減少產品的“脆弱性”，特別是軟件產品的漏洞，才能提升它們的競爭力，產品健康了，網絡才強壯。

第三，給予國內企業充分的優惠政策。信息安全產品本身比較敏感，而且發展的“條條框框”特別多，國內企業發展得很“累”。產品前期需要得到不同領域的測評認證機構，認證費動輒幾萬、十幾萬，開始銷售之前要耗費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成本。我們需要做的，是給企業減肥、減負，營造良好的創新生產環境。

最后，加強信息安全技術人才培養。對于這方面人才的培養國家已經采取了措施，在很多“211”院校都開設相關專業，但整個行業還是處于人才奇缺狀態。IT行業發展太快，變化太快，學生在學校學習的固定內容和實際工作中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適應過程往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學校教育更應關注實際。

全民防護，技術+管理+協調

經濟》：除了提高國產化率，信息安全技術發展還有哪些關鍵點？國家、企業、民眾需要怎樣做？

李京春：第一，對關鍵技術設備的系統漏洞檢測評估要做到定期開展，發掘深層次隱患，提出相應的加固解決辦法。“棱鏡”事件警示我們，信息安全的核心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開展相應的安全檢測和態勢評估。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新應用的出現，現有的產品檢測標準已經滯后或缺失，很難發現深層次的問題。有效的漏洞分析、風險評估成本也很高，亟待創新思路，突出關鍵的“可控性”，定期查體，研討當前突出問題的解決辦法，提出對策建議。第二，要加強網絡安全態勢感知和預警平臺的建設。現在境外的網絡攻擊都比較隱秘，行為加密，很難被發現。要想排除威脅就必須加強網絡安全態勢感知，發現深層次問題，從國家層面上還要進一步加強對基礎設施的保障保護，建立一些主動防御手段。

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漏洞意識和危機意識，從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個人隱私的角度進行全民防護。企業則應在他們的系統中采取相應防護措施，拒絕非正當的數據獲取和利用。個人應該加強安全意識，杜絕弱口令和不安全行為。另外，信息安全工作的開展亟需一個強有力的協調部門。前幾年高層設立的國家網絡與信息安全協調小組辦公室發揮了很好的協調作用，現在這個機構在工信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層面開展工作，層次低了，難于協調，在很多地方難以發揮協調作用。最后，我國應該更努力地加強國際合作。目前我們國家的信息安全技術發展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特別希望與發達國家展開合作，加入一些國際組織。但這些組織的門檻過高，而中國信息安全技術又被污名化，在國際上總被扣著“黑客”的帽子，從輿論上被競爭對手孤立起來，這種被動局面極大程度地限制了我們的發展。我們需要制定相關政策方針，與發達國家共同進步，結成國際信息安全產業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