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事件表明網絡安全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斯諾登公開了美國國家安全局對美國及外國民眾進行網絡間諜活動的事實，而這將會產生重大影響。

中、美、俄三國的外交關系趨于緊張，三國均牽連其中；

此次事件表明，美國組建了覆蓋全球的監控體系，這削弱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網絡間諜指控的可信度；

美國針對華為、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所采取的保護主義措施的根基被動搖，美國政府與美國的全球性跨國公司聯手收集美國和外國民眾信息的真相已被公布于眾；

全球對高科技的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會被強化。

在此背景下，了解數字經濟在當今社會所發揮的核心作用至關重要。數字經濟對其他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意味著全球網絡的安全水平亟需加強。斯諾登事件的外交爭端也揭示了中美之間新一輪的經濟競賽和網絡的系統性風險。

數字經濟占據主導地位

網絡安全已變得極為重要，這是因為數字經濟在現代經濟中所占全國增加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經合組織國家可以訪問互聯網的經濟參與者（個人或企業）比例分別達到80%和90%。與信息通訊技術有關的收入自2000年以來迅速攀升，目前經合組織國家在此方面的相關收入超過1萬億美元。在現代經濟中，信息通訊技術在私人部門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目前接近10%。違反網絡安全規定可能導致龐大的金融損失，因此網絡安全具有高度的戰略和經濟意義。構建網絡安全也是打擊洗錢、提高競爭力、確保金融體系穩定性的一種方式。在當前云計算革命迅速發展之際，加強網絡安全勢在必行。

消費者和企業的金融損失：

消費者和企業越來越依賴計算機、數據庫和信息網絡系統。違反各個方面的網絡安全都可能會導致信用卡詐騙、從賬戶提取資金、更改金融憑證的活動以及透支賬戶利息等直接的金融損失。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與網絡犯罪有關的金融損失對經濟參與者的信心具有結構性損害。

聲譽成本，電子商務和電子交易的障礙：

消費者和企業的金融損失產生聲譽成本，這會成為電子商務和電子交易的障礙。受害者將減少對受害系統的使用。網絡犯罪從整體上抑制電子商務和電子交易的發展，導致交易成本和保險支出進一步上升，阻礙經濟的流動性及其總體效率的提高。

競爭力問題：

私人和公共部門都受此影響。網絡盜竊和網絡間諜損害知識產權，扭曲競爭。這將導致在宏觀經濟層面鼓勵創新的動力下降，尊重或達成貿易協議的動力下降，最終抑制貿易數量和各國經濟增長潛力。與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相關的非關稅措施可用來建立新形式的保護主義。

地下經濟，腐敗和洗錢的發展：

網絡犯罪、洗錢和腐敗密切相關。新型電子貨幣、網絡和計算機系統內的金融交易不透明、金融流動非物質化都有利于網絡犯罪或正常犯罪導致的洗錢活動。過去十年，虛擬貨幣自由儲備已成為全球層面洗錢的主要工具。地下經濟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并成為投資的障礙。

危及銀行和金融體系：

銀行是黑客的首要目標。威瑞森（Verizon）近期公布遭黑客鎖定的行業排名。金融業首當其沖。自動柜員機（ATM）分離器、客戶資金轉移、結算公司違規、通過竊取用戶信息進行銀行卡支付或市場交易、第三方支付流程違規（包括進入銀行龐大的計算機網絡收集數百萬客戶的信息，然后偽造借記卡）、利用證券和市場交易（包括市場操縱計劃和未經授權的股票交易）、電信框架破壞、內部人士途徑（比如竊取高頻率項目）等，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使金融體系的生存能力面臨風險，保險和基礎設施成本不斷上升，最終導致經濟參與者融資成本的上升。

網絡犯罪阻礙生產力：

在企業層面，蠕蟲、病毒和數據或賬戶腐敗，明顯阻礙企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決策欠佳、生產過程放緩、保險成本上升。受感染機器的重置成本特別高，而破壞數據訪問或中斷連接可能嚴重損害生產鏈。據報道稱，2012年16%的歐洲企業遭受數據損壞的不利影響。經濟的總體成本巨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措施妨礙新技術交易，此類措施旨在繼續保持對數字經濟的控制。在此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或還未強大到足以開發自身研發活動的經濟體，將因缺乏技術轉讓而遭受不利影響，并最終損害其總體生產力。

云技術將徹底改革經濟，網絡安全亟需強化：

所有行業的企業將通過使用云技術逐步改變其業務模式。云計算是指“通過利用互聯網技術向外部客戶提供信息技術驅動能力服務的過程”。信息技術功能將通過互聯網實現形象化、共享或租賃。這意味著，用于購買硬件和軟件有關的成本可能會大幅下降，同時創新能力提升。在這種新環境下，網絡安全必然會變得更加重要。

網絡犯罪是全球現象

歐洲網絡犯罪公約委員會將網絡犯罪與針對計算機數據和系統保密性、完整性和實用性的所有犯罪行為聯系在一起（計算機相關犯罪和內容相關犯罪）。網絡犯罪是一種多層面的現象，其包括貨幣犯罪、網絡間諜、黑客行為。

網絡犯罪迅速繁殖可能與全球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有關。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互聯網訪問人數達到23億，2013年幾乎達到全世界人口的40%，而2002年僅為13%。與互聯網爆炸式擴張并行的是網絡犯罪的迅速發展，執法官員提供的統計數據佐證了這一點。2007年至2011年期間，全球執法官員觀察到網絡犯罪的數量不斷增多，其中的50%表明這一數字的增長態勢迅猛。

全球網絡犯罪成本很難進行準確估計。其中既有直接金融成本，也有間接成本和防御成本。大多數時候，是由趨向于夸大這些數字的殺毒軟件提供商提供這些數據。根據《2012年諾頓網絡犯罪報告》顯示，每年有5.56億人受到網絡犯罪的影響，成本高達1100億美元。2011年對個人和企業的網絡犯罪總成本可能高達3380億歐元。根據諾頓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每年1100億美元的成本中，460億美元屬于中國，210億美元屬于美國，160億美元屬于歐洲。有美國官員估計，每年全球網絡盜竊的成本為2500億美元至1萬億美元。

網絡爭端也體現經濟霸權之爭

中美就網絡安全進行討論的基調日趨惡化。美國知識產權對中國商品的相關限制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最為嚴重。美國參議院考慮通過立法，阻止進口受益于網絡盜竊行為的產品。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近期指控中國進行網絡黑客攻擊，促使中國做出回應，然而中國表示自己才是網絡攻擊的主要受害者。斯諾登事件已成為真正的外交爭議。

我們看到，數字產業目前居于現代經濟的核心。除數字經濟的重要性和亟需保護戰略性行業（軍事、銀行、能源行業）之外，中美在該領域的常規爭端反映出新型經濟競賽，在此過程中，中國在尖端技術生產方面逐漸趕超美國。相比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國在高科技產品比重方面幾乎已實現了趕超。1998年，美國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過22%，而中國約為6%。10年之后，中國的這一比重超過20%，而美國則下降至13%。速度最快、最強大的計算機天河-2目前坐落于中國的事實也是中國在超級計算機建設方面競爭力不斷提升的又一例證。目前全球500臺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中有66臺在中國，而12年前則為零。

因此，中美在網絡安全方面的對立有四個基本原因。

對美國來說，為保持其經濟和軍事的主導地位，通過減少技術轉讓來牽制中國至關重要，因此加強網絡安全就變得非常有必要。美國工業與安全局已經明確一個事實，即以其目前的速度且在沒有任何中斷的情況下，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技術轉讓很快會使中國成為美國軍事上真正的挑戰者；

中美盡管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且意識形態背景存在差異，但兩國高度集中的經濟組織架構相同。在現代經濟中，這種高度集中性需要一流的信息系統，這就要求同樣強大的信息安全系統為其提供保護。在任何違反此種制度的情況下，中央集權可能會輕易失去其對其他經濟領域的控制；

未來數年數字經濟將延續其主導地位。要保持最強的競爭力必須在這方面保持領先地位；

軍事問題與網絡安全的相關性日益提升。

出于上述這些原因，必須在國家層面集成、改進網絡安全措施并對其進行壓力測試。目前世界經濟的非實體化使數字風險成為一種系統性風險。在經歷多次重大金融危機之后，數字危機可能會嚴重影響實體經濟和政治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