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智慧城市往往著重于硬件的配置，以物聯網作為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內容。當城市中的“物”都聯網了之后，城市治理者的確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城市交通的實時熱力圖，也能了解外來人口的實時流動狀況。但是作為城市的主要參與者的居民，對城市治理的需求、意見和反饋，卻因為缺少智慧城市物聯網體系的硬件、軟件支持，而被忽略了。

在人工智能時代，智慧城市規劃不僅僅需要無處不在的數據傳感器，也需要一套與智慧城市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模式，并能對基于智慧城市系統展開的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社會貢獻進行評估。這才算是給智慧城市這艘大的智慧“飛船”配置精準的自檢系統，讓城市治理者能夠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智慧城市體系。不僅能直觀地看到城市交通、氣候、住房等社會治理信息，也能及時了解到居民對社會治理的需求和意見，從而提供及時、精準的社會服務，并對智慧城市的社會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迅速做出響應和調整。智慧城市因為有了評估機制，而具有了自我檢測、自主優化的智慧能力。

英國、新西蘭、捷克等國都對本國的智慧城市展開過評估。新西蘭的《2015-2016智慧城市評估項目》（Evaluation of the Smart Cities Programme 2015-2016） 報告就指出：“這種對智慧城市的評估體系能更好地說明，該智慧城市系統到底有多么‘智慧’，才能協助城市管理者評估實時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眾多采用智慧城市評估機制的城市，都從這套能夠評估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健康’程度的評估系統中受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開發指南

今年5月26日，在貴陽數博會期間，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貴陽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亞歐論壇上發布了《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開發指南》（以下簡稱開發指南）。該開發指南詳細描述了UNDP中國與貴陽市的合作，以貴陽的碧海街道和會展街道內的五個小區作為智慧城市的社會化參與治理模式的樣本，并進行歷時一年的研究，采用居民參與式的社會治理評估方式。貴陽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經過社區協商而產生，并結合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和數據產業的意見加以改進。

　　《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開發指南》

該開發指南對“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評估指標模式的優缺點進行了對比，如下圖所示：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優缺點對比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自下而上充分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社會治理指標的開發，雖然決策過程耗時費力，但是能夠避免在后期實施過程中出現不必要的沖突，減少社會治理的時間、人力和成本。在開發的過程中，有利于鼓勵公眾參與城市治理，增進居民對城市治理的理解，也能最大范圍地滿足公共利益及社區的賦權，從而增強社區的粘性和活力。

　　紅色標記處為該開發指南中的5個樣本社區

UNDP的這份開發指南中提到，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網信辦共同發布了第一份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綜合性年度報告《新型智慧城市發展報告2015-2016 》。國家發改委、網信辦和國家標準委員會還聯合發布了《關于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及應用實施指導意見》，11月又發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2016 ）》。國家發改委正在制定適用于全國的標準指標體系，計劃于2019 年前實現全國范圍內的應用。

然而，從國家隊的評估指標來看，以《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為例，含有8 項一級指標，21項二級指標，54項二級指標分項，每項指標都有各自的權重值。但是為什么會制定這些指標？這些指標的權重分值如何計算？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說明。此外，該指標也有一刀切的毛病，很難根據不同城市本地化的文脈和需求進行評估。這也是從上而下制定評估指標的最大缺點。

基于貴陽城市治理的深度經驗而得來的智慧城市治理指標體系，通過了社區的線下討論、多方共繪社區居民的人生歷史及社區出行地圖、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圓桌討論以及社區的線下反饋，同時借助微信、一直播等在線工具，實現了跨時空的多方共同參與。

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的開發過程，使得這一套指標能夠在相對透明的過程中展開深度的公眾參與，增強居民對社區治理規劃的信任和配合，有助于社會治理項目的展開和推進，也減少了因為誤解和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社會治理的效益損失。

　　線下討論

　　共繪居民生命長河

　　居民共繪小區出行圖

　　學界、企業界、政府、居民共同參與圓桌討論審議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初步出臺之后，再回到社區接受居民反饋

該開發指南指出，貴陽市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由三個層面組成。

第一層面是總體原則，以此為基礎制定其他指標。總體原則包括：公平的發展成果、公平的城市資源分配和公正的資源分配手段。

第二層面是能力指標的資源類型，包括健康、教育、住房、食物、交通、公共空間、環境、安全和公民參與治理程度等。

第三層面是在考慮可用數據和數據收集能力的前提下，將能力和資源類別盡量全面分解為不同的評估方面，涵蓋協商中涉及的各種關切。評估方面通常包括可達性、可用性和可負擔性。

　　UNDP貴陽社會治理指標系統

用大數據驗證

除了詳細說明指標的分類，以及各個分類的分析路徑，該開發指南也詳細說明了各個評估指標分值的計算邏輯。在該開發指南中，貴陽社會治理評估指標開發項目的智慧城市數據評估合作方——北京市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以“優質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這一指標為例，具體分析了根據來自貴陽本地政府開放的教育資源大數據，并與互聯網地圖平臺的路網數據相結合，對各個利益相關方參與討論制定的指標分類進行了大數據的驗證。具體操作如下：

第一步，將政府公開的小學數據，在互聯網開放地圖上進行空間轉化，標注出帶有小學地理信息的全市小學資源地圖。

　　根據政府公開數據，繪制全市小學資源地圖

第二步，在互聯網上獲取小區相關地理信息的基礎上，采用人工輔助修正的方法，形成小區的邊界地圖。

第三步，以樣本小區為中心，以15分鐘生活圈為半徑，在相關區域內調用互聯網POI數據進行分析，根據小區周邊的學校數量、學校等級和學校種類，測算出不同小區的教育資源的得分情況。

最后進行驗證工作：由下而上開發而來的評估指標，確實符合真實的資源投放、配比和相應的居民需求。

　　教育設施得分較高的小區

　　教育設施得分偏低的小區

通過居民研討得出的評估指標，配合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得來的評估分值，可以讓城市治理者準確了解到，不同區域的教育資源的分配現狀。

　　根據該評估指標系統得出的貴陽各區的教育設施平均得分

　　社會治理評估指標地圖系統

在單一評估指標的基礎上，通過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地圖系統，能夠將幾大主要的社會治理評估指標集中顯示在一張圖上（見上圖），從而能夠為不同的社會治理需求提供交叉分析和整合評估。

自下而上的“小數據”

這種由下而上的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的開發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地震救災中，千萬網友共繪一張救災地圖的網絡眾包模式，都是由各個用戶提供相關的社會治理信息。不過，相對于零散的、雜亂的初始數據的直接呈現，這種基于結構性的指標分類提煉過程，更具有指導性分類評估的作用。也就是說，傳統的網絡眾包提供的社會治理信息，很難對海量的大數據提供實時的數據清洗和數據提純，這樣就會對社會治理的資源調動和配給帶來巨大的時間損耗。

而這種由下而上不斷提煉分類，并形成一套具有結構化的評估指標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不同類型的零碎大數據進行模塊化處理，從而加快了大數據條件下，社會治理的數據分揀和數據處理的速度、能力和效率。

這類似于機器學習中的遷移學習，對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小數據模塊，進行模塊化定型處理，形成一套可復制、可疊加不同模塊的定制款的社會治理智慧評估套件。這可以看做是社會治理網絡眾包的2.0版本。

這種通過小數據的評估指標的分類模塊化建模，適用于更大范圍的大數據分析和評估環境中的方法，也在微軟等互聯網公司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博士洪小文，日前在第十九屆“二十一世紀的計算”大會上指出：“真正的AI不應基于大數據，而需從小數據、零數據著手。”

依照該開發指南里提出的貴陽模式，根據不同城市的治理需求，開發一套適用于本地的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因地制宜的展開智慧城市評估。比如，霧霾嚴重的城市，可以在智慧城市的社會治理指標里面，提高與霧霾治理有關的“環境”這一項指標的權重。

貴陽智慧城市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的開發，不僅為中國城市社會治理的智能化評估開辟了先河，也為社會治理向著更快捷、精準的人工智能社會治理發展，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