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間，我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約為4萬億元。2005年美國僅交通擁堵每年造成的損失就超過780億美元。因此，加快新興技術手段支撐智慧城市建設，緩解城市問題，并進而挖潛智慧城市動能，實現城市智慧轉型的關鍵。

2016貴陽大數據峰會上李克強總理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和分享經濟的蓬勃發展，有利于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是推動信息化社會、智慧城市和數據經濟的關鍵性動力。世界正在進入“大數據經濟”，國際數據公司（IDC）預計，數據量在2020年之前會增長50倍。從我國城鎮化、信息化和工業化進程判斷，大數據經濟與三化融合，將催生“智慧經濟”。十三五期間，我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約為4萬億元。2005年美國僅交通擁堵每年造成的損失就超過780億美元。因此，加快新興技術手段支撐智慧城市建設，緩解城市問題，并進而挖潛智慧城市動能，實現城市智慧轉型的關鍵。

2008年11月，出現“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2009年1月美國奧巴馬政府謀劃投資建設新一代智慧型信息基礎設施。此后，奧巴馬政府在經濟復興計劃中首次描述美國智慧城市概念，并以愛荷華州為代表的50個州均先后啟動智慧城市計劃，在智慧照明、智慧電網、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領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世界銀行測算：人口百萬以上的城市建設“智慧城市”，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實施智慧管理，城市發展紅利將增加2.5到3倍。美國是世界信息和通訊技術創新應用的開拓者，智慧城市戰略和政策的世界領跑者，并且智慧城市產業體系和企業高度發達。

2012年10月，歐盟啟動了智慧城市社區行動（EU Smart City Communities Initiative），通過可持續的能源生產與使用，重點在建筑、交通、能源（電力）等方面實現智慧化應用。2014年9月，印度國家層面提出創建100個智慧城市行動計劃，并將新德里-孟買工業走廊工程，作為印度全球區域城市理念的組成部分。2015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在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啟動智慧城市周，并發布“白宮智慧城市行動倡議（White House Smart Cities Initiative）”，得到美國運輸部和聯邦政府住房與城鎮發展部等的支持。

自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以來，可持續城鎮化和可持續城市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和交通壓力，城市建設模式迫切需要轉型。《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將智慧城市列為我國城市發展的三大目標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截至2015年9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76%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500多個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創建總數的一半以上）。2012年1月《國務院關于印發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國發〔2011〕47號》，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智慧城市。此后，國家從推進信息化、物聯網、信息消費、衛星導航、地理信息和老工業區改造等方面闡述了發展智慧城市的總體思路和實現方式，智慧城市政策設計全面成熟。當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部等在全國推進了3個批次共計277個智慧城市(區、縣、鎮)的試點工作，北京市朝陽區的移動電子政務（全區各單位開發政務應用納入政務應用商店，并安裝APP，建設“智慧朝陽”），房山區長陽鎮推行“微服務中心”，打造智慧養老產業；重慶兩江智慧總部基地，通過智慧應用集群（公眾服務、產業云服務、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觀、智慧環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永川區率先用PPP模式創新支撐試點建設；貴陽將大數據云服務和智能終端等智慧產業作為城市核心戰略之一；這些智慧應用和智慧戰略正快速改變市民的生活與工作，為城市巨系統的結構完善和功能升級提供基礎。

根據美國、歐盟和西班牙等智慧城市權威機構的測評，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水平尚未進入先進行列。總體上，我國開展智慧城市建設，重視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溝通參與；建設模式單一，對經濟成本和后期商業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將關聯性不大的建設項目歸為智慧城市，增加社會對智慧城市建設的質疑；工程建設和實際問題的針對性和迫切性關聯得不夠緊密，投資經濟性思維不足；對于優化城市發展環境，增強城鎮功能和培育智慧產業的智慧頂層設計和實施部署力度不夠；與生態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為本的歷史傳承和生態文明銜接互動不足；堅持信息安全、部門間信息孤島局面改善水平不夠，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和運營的渠道、機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業協同創新的體系建設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具有引領性的智庫體系，并且在公共角度思考、規劃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識創新的能力較為薄弱。

并且還存在如下突出問題：

第一，行業協同創新嚴重不足，缺乏致力于引領行業變革的主體。智慧城市本身是有效解決信息孤島，需要跨界，因此行業協同勢在必行，但現在以聯盟為代表的行業協同主體實際的創新不夠活躍，真正的行業創新尚未起步。截止2015年3月，我國省級以上的智慧城市聯盟、協會等行業單位超過40個，真正定位在引領行業創新和促進行業協同的機構基本沒有，主要還是通過傳統的模式敏于經營，而芬蘭、日本、美國和德國在這方面做得較扎實和有效，值得深度借鑒。

第二，存在“大而全、難落地、難運營”等，方案宏大作用微弱。智慧城市創建力求“大、全、高、亮”，建大系統、大平臺，最后驗收、運行都會存在困難。“設計”如此多的項目，到底對城市有何用、怎么用？城市既要管理，更要經營，特別是在深度城鎮化和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圍繞智慧城市的財政投入都應當充分考慮經濟效益和社會回報。部分企業積極與地方政府圍繞智慧城市簽定戰略協議，媒體熱烈報道、行業歡欣鼓舞，但是最后落地的項目數量有限、功能單一、效能有限。

第三，方案無法打動城市管理者、無法引起共鳴和助力城市發展。部分方案編制精美、體量厚實、技術性強，但存在“人機對話”之嫌，沒能充分考慮城市發展的未來訴求是什么、城市核心問題是什么、建設智慧城市的綜合收益是什么。把城市當做一個點，科學性較弱。城市是有機體，城市科學是復雜的巨系統，無法讓城市管理者看到方案后“興奮不已”，那很難引起共鳴，缺乏足夠的調研，不把智慧技術直接應用到方案本身，那與傳統的方案相比，本質上講是一樣的。智慧城市已成中國的重大主題，并被多個行業熱推，海量傳播、技術方案、觀點，為“十三五”智慧城市再起航，奠定了市場基礎。新型城鎮化提質增效，特別是面對日益嚴峻的城市問題、病癥和困境，迫切需要智慧城市從業者有更強烈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公眾的思維、情懷和感知。

第四，運營缺乏跨界研究，難以市場化，特別是大數據的應用等。得出了一堆數據，但這些數據怎么用？并沒有考慮清楚。智慧城市建設是帶動住建領域全面創新，并促進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實現提質增效的重要保障。

至于下一步怎么做，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著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加快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過構建智慧城市，來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總體要求。2015年，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智慧城市建設。今年兩會，總理進一步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環境,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還是要圍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到2020年建設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的要求。所謂的特色鮮明，至少應包括（1）智慧產業高度發達；（2）政府智慧辦對智慧城市的理解全面到位；（3）城市要有個可圈可點的智慧城市規劃；（4）智慧應用能夠圍繞著惠民、回應城市重大發展的思考。當前，依托智慧化，實現深度城鎮化，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迫切和需要，特別是對中國城市與建筑“疾病”的診斷、自我糾錯能力的實現、城市管理工作的提升。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剛剛起步，只有堅持正確的方向指引、堅持城市工作會議要求、堅持優化提升城鎮發展功能，才能夠保障智慧城市發展朝著科學、有效的路徑，順利前行。

目前，在國家層面超過26個部、委、辦、局和行，在地方超過500個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以信息通訊技術和房地產等為龍頭的企業在努力創新；眾多跨界的行業人士在熱議智慧城市，但對智慧城市的定義、目標、對現階段的真形勢、真問題和真任務，還缺乏有效的剖析、理解和陳述。容易陷入粗放地向城市政府等推產業、產品和服務的傳統模式之中。鼓勵創新出售產能本身應當被尊重，但對我國推進智慧城市的政策理解和創新適應嚴重不足。智慧城市本質上是城市開發和運營模式的創新，是實現城市自我糾錯和不斷自主完善的持續性狀態。應把國際上的智慧城市理念與我國的城市建設有機結合，致力于把城市規劃、建筑科學、信息通訊技術和大數據等跨學科創新集成到城市智慧化建設之中，而不是割裂或選擇性規避。

建云計算中心、超算中心、購買硬件、布設傳感器等，做法有其必要性，但還不構成充分性。這些物質層面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是智慧城市的硬件，但無法成為系統或核心，是智慧城市建設解決方案的手段之一，但無法表征智慧城市的思維、無法直接體現其思想，更無法直接持續回應城市發展的動態訴求。硬件鋪設的說辭一直在談論，容易讓人詬病，并陷入對智慧城市的迷茫和不信任，發展智慧城市是要“推銷”硬件或服務？甚至一度有被“妖魔化”、“利益化”和“權威化”的傾向，直接制約了行業的健康、有序和扎實發展。

智慧城市，作為較早將該名詞引入國內的行業，住建系統曾經將其概括為：智慧地推進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后續不斷完善創新并在行業層面創新為，建成的智慧城市將實現“五化”，即公共服務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細化、生活環境宜居化、基礎設施智能化和網絡安全長效化。但結合當前現狀，存在某些背離和局部放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理念應當在智慧城市領域長期堅持，更要盡量少用新概念來推項目、少務虛多務實、少標新立異多接地氣持續創新。把智慧和城市相結合，如不能正確認識城市、服務城市并提升、優化其功能，那么很難稱之為智慧城市，最多是智慧應用。

廣義上講，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運營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實施是科學、高效、公平和正義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講，一個能夠實現空間和時間上不斷自我感知、自我糾錯、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自我感知、進行學習，并解決感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比如城市總體規劃，通常做法是經過有限的資料和實地調研，就開始空間規劃。而現在，可基于海量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對編制出來的規劃進行情景分析和預評估，如發現路網等設置不夠合理，可快速在規劃環節全面優化調整，趨近科學理想化。有效解決傳統調研無法掌握足夠樣本量、無法將跨界大數據成分整合分析、無法量化計算、分析和再現規劃后的可能場景和無法對初步規劃等，做出智慧識錯的缺陷。

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規劃和實施方案需要對城市的生長邊界有嚴格的理解和識別，需要有強烈的空間感，盡量不要把城市視為均勻的點來做系統設計。智慧城市，是要解決信息孤島，逐步促進格局界限的融合，因此，不跨界基本無法創新。當前，尚未能有效跨界，未解決好現有信息煙囪，又有產生新煙囪的苗頭，并方向和著力點存在“橫空出世”之嫌。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是智慧城市實現的核心技術，不是名詞間的迭代，更不是誰更“熱”的遐想。有部分城市管理者認為，智慧城市不重要了，互聯網+更被推崇，甚至提出要建互聯網城市。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本身是技術手段，如不能有機地與實體經濟結合、和城市空間結合，很難產生市場性的GDP和就業機會。無法扎實空間去思考智慧城市并給出解決方案，難以起到實際作用。有些企業將創新的信息化解決方案整合起來，作為智慧城市內核，去“打動”城市政府，而政府越來越智慧、鮮有“斬獲”。

發展智慧城市要實，智慧城市是兼顧理想與現實的統一體，是服務目標與解決問題的協同體。首先是面向現實解決問題：一是有效緩解直至解決“城市病”。依托大數據科學治堵，避免大數據給城市交通“添堵”。科學治理霧霾和緩解城市熱島，杜絕通風廊道，加強污染源和排放存量的有效控制、消減，而不是簡單地把問題投擲到邊界以外。智慧城市為此要積極提供方法和工具，并開發有效的管控平臺。二是通過發展智慧經濟，促進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落地。標準化建設智慧城市產業園，多元化設計園區智慧產業和生態圈建設，加快挖掘城市經濟增長新動能、科學制定去產能階梯方案、有效引導產業合理規模和適度發展。通過有效的行政引導激勵跨界創新，催生新的現代服務業、創新傳統產業服務鏈。三是優化、高效化均衡化公共品服務，比如智慧醫療、智慧教育等。

結合已經開展了三批次的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面向“十三五”，應當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和改進城市管理為目標，思考構建，符合中國國情、主體功能區定位、城市群發展特點，特別是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升級版智慧城市的理念包括:（1）應為新型城鎮化空間骨架建設提供智慧思維。對于促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城市建設目標的實現，具有良好的啟示性和借鑒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礎上，鑒于我國新城建設和既有城區改造的規模體量，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如果能夠較好地借鑒和引入國外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和互聯網等技術優勢，提高城鎮功能和解決城市病的進程將勢必加快，中國城市科學發展的能力建設將擁有豐富的經驗基礎；（2）應為智慧產業培育提供營養基質。將智慧城市當作產業形態來打造，將有助于城市創建工作與經濟、社會總體發展目標任務相結合，并依托互聯網+、云存儲和大數據等思維，重構出新的產業組織，催生新的產業方式，建構起智慧城市產業，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設市場化運作的有效機制和操作范式。空間戰略層面規劃設計的智慧化，微觀層面的建設用地信息消費接入權限（依托“三網融合”等基礎網絡）等；（3）應為拓展和深化雙邊合作打開新渠道。智慧城市是“三化融合”的產物，是引導產業升級的動力，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分析和信息消費等檢視傳統產業和行業，引進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進傳統業態產業效率和服務水平。

“十三五”智慧城市提質增效的八個關鍵路徑：行業智庫先行，建立長效機制，牽引交流合作。智慧產城融合，形成規模效應，構建經濟引擎。多元金融組合，配套政策激勵，夯實合作根基。深化部際合作，推行國際試點，構建創新引擎。支持市場主體，合理開放領域，促進信息消費。兼顧戰略民生，開發適宜方案，實現智慧應用。鎖定關鍵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改善城鎮功能。服務全球治理，構建智慧網絡，增強城市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