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9日，“互聯網＋中國”峰會舉行，超過15個城市啟動與騰訊簽戰略協議。今年兩會，李克強首倡“互聯網＋”概念，正式提出“制訂‘互聯網＋’行動計劃。”

“互聯網＋”的出現，被認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點睛之筆。創新、開放、連接一切等“互聯網＋”蘊含的重要價值正契合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

“互聯網＋”對中國經濟、社會創新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政府當下亟須遵循既有的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發展思路，繼續積極深化改革，以適應新時代的挑戰。

政府“上網”

地方政府主動擺出了擁抱“互聯網＋”的姿態。6月，深圳市政府與騰訊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9月，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廣州會見了馬化騰。雙方簽署了《共同推進“互聯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互聯網＋”在市場的特點是遵循消費者驅動的原則，用戶需求、行為通過運用網絡平臺和分析工具，形成大數據反映給市場，市場即時根據這些需求反饋并改進生產。

據觀察，深圳市與騰訊在國稅、地稅的合作中，改變了以往通常的繳稅方法。

通常，納稅人繳納國稅時，需先與銀行簽訂委托代扣稅款協議，申報應繳稅后由通過橫向聯網系統通知銀行扣繳稅款，或納稅人到辦稅服務廳刷卡繳稅。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的繳稅方法很難滿足形勢的要求。現在，第三方移動終端支付也應用于繳納稅款。而地稅實現了繳納車船稅費。

騰訊表示，“未來，還能在客戶終端實現開電子發票等等功能。”

“政府充分認識到了互聯網對于推進國民經濟發展、推動科技進步、提升社會服務信息化水平、提高人們生活質量和國家核心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聯網＋’走上前臺。”楊華鋒對深晚記者表示，“信息技術發展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在政策推動下，它對企業、組織、個人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然也對政府構成強大的影響，督促著政府改革的深化。”

面對新技術的沖擊，在2000年前后，原中國郵電電信總局和國家經貿委經濟信息中心等40多家部委做出反應，聯合發起“政府上網工程”，旨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務能力。“比如推進辦公無紙化、政府信息上網等等。”楊華鋒說。

后來“電子政務”成為產學研的重點。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并規劃“到2020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對于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予以突出強調，表明中國已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改進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要點。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振華博士對深晚記者表示，“除了社會公共服務的優化，包括政府信息發布平臺等在內的互聯網渠道的‘多元性’發展，使公眾有了更為便捷與自主的利益表達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渠道與平臺，這有望成為推動中國政府體制改革向著更加回應民眾訴求方向發展的一股新力量。”

“互聯網＋政府”改革

對于政府改革，就是革新政府執政思維、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率。一直以來，政府進行職能轉變都是一個永恒的命題。

“不是說提前轉完了，以后就不用轉了。”楊華鋒表示，“從1982年國家就提政府改革，到1988年就提政府職能轉變了，直到2013年還在提政府職能轉變。如果把政府改革視為政府不斷改進和優化政府自己服務能力的一種行為的話，那么政府改革本身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很有可能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但是高度不一樣了。”

“互聯網＋”推動政府權力釋放，社會資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到“市場的手”中，降低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各項成本，刺激社會良性發展。迅速捕捉、分析民眾的需求與行為，針對其需求，提供或購買最便利的服務，成為政府改革在具體工作實踐中的指南。

四川長虹電子系統有限公司總裁仲衛東觀察發現，現在很多政府建有政務辦公大廳推行一站式服務，“這只是材料遞交的統一窗口，但它背后的數據并沒有連接起來，這個材料還是要重新分散回到各個職能部門。”

“我個人認為，應該把政府各部門的數據連接起來，”仲衛東表示，“將共性的數據融合重用，提升政務工作效率。而行業差異的特殊數據，可以服務于不同的挖掘分析，為政府提供決策支持。從這個角度來講，充分連接政府數據，對于產業應用發展來說，能夠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釋放數據的能量和價值。”

政府部門間形成數據或信息孤島由來已久。在智慧城市的數據采集和互融互通方面，政府各部門間同樣不容易建立協同合作關系。

楊華鋒表示，“一方面，各個部門可能存在各自利益的考慮，有些部門不想把自己的數據分享出來；另一方面，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催生了各行各業的‘碎片化’和‘專業化’，對于跨部門的協作積極性不大，并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動習慣。”

“（政府各部門）信息割裂這個情況在各個地方都有，”張振華說，“以工商局和稅務局為例，工商局主要負責企業注冊，稅務局主要負責征稅，我們做研究時發現工商局的企業數跟稅務局的對不上，這個情況一直都有，我們曾經‘天真地’想到，如果把兩邊的數據對接起來，就能發現一批逃稅的企業。但事實上非常難以做到，這背后主要是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在作祟。”

在仲衛東看來，在國家層面，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信息中心系統，中央政府如果把不同部委統籌起來，形成一個以云計算系統為核心的數據信息中心，然后為不同部門提供信息化服務，這樣既降低成本，也能提高服務效率。

不同于國外專注于某些特定領域，中國式的“智慧城市”強調系統、全面，涉及行業領域非常廣泛，對于具體哪個部委來統籌主導，業界莫衷一是，各級政府部門大多并沒有在頂層設計上達成共識。

“牽頭部門過于分散，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多頭領導，容易出現無效率溝通、協調的情況。原因是‘智慧城市’本身的目標設置不明確，要建什么？怎么建？在這個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楊華鋒認為，“‘互聯網＋’也一樣，它是一個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很有彈性，不是說我畫一個圈去框定，圈里的是‘互聯網＋’，圈外的就不是，或者把這些部門劃在里邊，其余的就不管了？不可能這么簡單。”

張振華表示，“目前政府已經有包括聯席會議機制、領導小組機制在內的較成熟的、臨時性的議事協調機制，在涉及多個政府或部門合作方面起到統籌、協調和決策等作用。相比于新設一個常設機構，這樣的機制可以避免官僚系統更龐大。”

深圳市標準技術研究院標準孵化工程中心的專家在第十二屆中國標準化論壇上提出，智慧城市建設整體上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不少城市在建設智慧城市時缺乏標準的支撐和引導，導致在規劃和建設中缺乏依據，存在盲目投資建設的情況。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設迫切需要盡快建立起完善的規范、應用及評估體系。

風口之上的反思

“致力于經濟產業發展和提升公共服務，需要使信息或數據的傳遞、溝通和分享進一步扁平化，而隨之，必然會帶來組織變革。政府的自身建設是一個基于外部環境的自適應的過程。”楊華鋒說，“簡政放權、精簡機構、減員增效一直都是遵循這樣一種思路。”

目前，深圳市集聚了一批在互聯網、通信、生物科技、新能源等與“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行動計劃相匹配的企業，再加上深圳這座城市本身的創新氛圍、開放的市場環境，有人士分析，深圳可能是最早建成的智慧城市。

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在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經理樊友山座談時指出，市第六次黨代會提出了努力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宏偉藍圖。經過近年來努力，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已具備一定基礎。

政府是實施智慧城市建設的主體，應當警惕在發展建設中走入誤區。

北京師范大學智慧學習研究院院長劉德建近日撰文稱，“通過對實踐問題的梳理和分析后發現，目前智慧城市建設的重點更多集中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當地產業建設和經濟建設三個方面，而忽略了對市民民生相關的常態化需求的關注與適應。”

有專家呼吁，當前和未來的城市管理者應更多關注歷史傳承、文化繁衍、便利優化、快捷高效等城市生活方面功能的實現。

2015年6月17日下午，市委書記馬興瑞邀請馬化騰來給深圳黨政領導干部集體“補課”，授課題目《騰訊對“互聯網＋”的思考》。馬興瑞親自主持，市長許勤、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丘海等幾套班子領導出席學習。這似乎釋放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訊號：政府決策將順應市場的需求。

有人質疑，“如果要搞智慧城市，政府領導班子和一線公務人員對這個概念的認識和理解有沒有共識？”楊華鋒表示，“共識的實現需要在多元協商共治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共識形成的速度在短期則要依賴于項目領導者的‘領導力’了。如果是‘一把手’強勢推進，那以上這些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互聯網＋”的風到底有多強勁？這股風又將把我們吹到哪里？又能吹多遠？

也許科幻小說里描繪的未來不僅僅能夠滿足現代人的綺麗憧憬。事實上，這些散發著未來感的紙張，也在暗示人們深入思考人類將如何走向未來，在這個過程中該堅持什么，該主動放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