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住建部等八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輻射帶動作用大幅增強，綜合競爭優勢明顯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始于15年前，當時以地理信息系統GIS為核心進行數字化城市建設，其主要特點是地理信息的數字化，應用范圍只限于一些專業機構，服務對象有限。隨著互聯網、寬帶及無線技術的發展，智慧化城市將逐步替代數字化城市，全方位的信息化和互聯化，應用范圍將擴大到幾乎所有的行業，服務對象則涵蓋政府、企業、居民等各個方面。

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現狀

以政府為主導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在智慧城市的概念沒有提出以前，城市信息化與治理信息化已經開始起步，出于信息安全的考慮，也因其需要巨量的資金投入，且短期內無法收回成本，政府強大的整合資源能力成為主導力量。從最早的“三金工程”，到電子政務平臺建設，都反映了我國政府對于城市信息化建設的重視。在這種目標的激勵下，自2005年起，我國政府先后確立了包括深圳、成都、煙臺等城市在內的三批共51個中國數字化城市管理工作試點城市（區）。各城區或以老城改造，或以新城規劃的方式，進行光纖鋪設、擴充帶寬、提高網絡覆蓋率等信息化基礎建設來提高城市的信息聯接效率和信息處理能力。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規劃中強調了智慧城市建設對于城市可持續性發展、國民經濟生產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加強信息基礎建設的必要性。可以說無論是無線城市、數字城市、還是智能城市智慧城市，信息基礎建設整合都是一項硬性指標。

政府與企業合作的初級信息應用。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政府主導外，如果想繼續發展還需要其他社會力量參與。據市場研究公司MarketsandMarkets發布的研究報告，智慧城市的整體市值2016年預計將達到10234億美元。巨大的市場吸引國內外一些優秀企業積極投入智慧城市規劃與建設市場，從軟件開發到系統集成，進一步為智慧城市發展提供了所需的各項科技支持。近年來，我國已經嘗試建立多個政府與企業的產業聯盟在智慧城市信息綜合應用領域開展合作。2013年10月，中國第四個與智慧城市相關的國家級聯盟—中國智慧城市產業聯盟成立，這是由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中國電子商會等一百多家大中型企事業單位、研究機構在工信部的領導支持下發起并成立的。在這種政府與企業的合作中，智慧城市信息技術應用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在建立密集信息網絡、提高信息聯接速率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可以系統的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為政府管理提供各種創新平臺。

信息基礎設施聯合應用。硬件與軟件的支持是智慧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在實時的基礎設施應用當中，數據信息類型千差萬別，信息格式信息格式多種多樣，簡單數據處理將不能滿足智慧城市發展多樣化的需求。信息通訊技術（ICT）的發展和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為實現智慧感知、多方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提供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以眾包、眾智為特點的信息平臺聯合應用，可以讓城市居民自己有針對地解決相關問題。例如，北京市“城管地圖”公共服務平臺，就是借鑒蘋果AppStore、歐洲LivingLab等創新2.0模式，以多渠道為市民參與城市管理的共建、共享、共治提供一個充分及廣泛參與的平臺，最終提升公眾的參與及協作發揮大眾的力量實現創新活動，這實際上也是對信息基礎設施的深度開發，使智能城市發展更加人性化。

智慧城市發展促進政府管理方式創新

提供更為高效優質的服務平臺。杰出智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都把公共服務功能擺在城市功能的重要位置，要想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平臺，就需要把信息科技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產生活的環境中，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加以整合，滿足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的多樣化需求。據2012年《社會藍皮書》測算，中國的城鎮化人口已經超過了農業人口，到2025年，中國將出現221座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包括23座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面對這樣龐大的城市規模，在還沒有找到可替代能源的前提下，聚集人口對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衣、食、住、行等需求十分驚人，所需要的服務也是多種多樣。如果是在傳統治理過程當中，這種需求往往會以人工辦事的方法解決，一方面，人工辦事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一件事往往要跑多個部門才能辦好。而信息化社會管理平臺的建立，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平臺，可以提升行政服務效率，又節約辦事成本，如在北京、杭州等多個城市推行的“一站式”“一網式”“一卡式”政府公共服務中，都包含著把個人信息與個人所需各項服務聯合到一起的內容，這種基于民眾真正需求的服務平臺，為政府管理創新提供了很好的樣板。

建立有前饋功能的預報系統。對于現代城市來說，隨著人口及城市規模的擴大，突發公共事件出現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社會犯罪率增高風險進一步加大。以往城市構建的信息網，如依靠大小小的聯網攝像頭，各種類型的傳感器和監控系統，已經可以做到實時記錄以備查驗分析，但對于智慧城市發展來說，僅在問題出現后去分析問題遠遠不如防患于未然。現代城市可以利用遙感、衛星定位、移動互聯網等無線網絡技術，借助大數據和云計算等科技，通過風險模型計算，建立重大事件預防機制，為人們營造更加安全舒適的城市環境。如北京市交通部門在比較大的節日前就會依照天氣情況、節日出行特點、道路施工及限行尾號對交通擁堵情況進行預測，做出及時調整，通過短信、微博等公眾平臺向外發布，降低出行擁堵系數，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此外，作為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一旦爆發烈性流行疾病后果將不堪設想，智慧城市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個城市管理部門的協作大系統，在流行疾病爆發初期，可以根據各個醫院的就診數據以及交通、天氣等情況預測出是否會爆發某種流行疾病，推出類似谷歌流感趨勢那樣的網絡平臺服務，從而贏得時間、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這種由智慧城市發展而帶來的政府管理創新，可以在城市管理中變被動為主動，有助于現代城市智慧化、人性化，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

建立可進行數據整合分析的“城市云”。某種角度上說，信息數據皆有使用和挖掘利用價值，可以看作為一種財富，并且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云平臺也可以依靠著移動互聯網以及先進的通信技術，把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以及與民眾需要的一些服務連接起來，為城市的經濟發展、社區建設提供決策參考。如無錫市政府在2011年成立的云計算中心，就是為服務政府企業和市民而建立的一套城市綜合信息平臺。在應對環境污染中，通過傳感器、物聯網、了解太湖水域水況以及垃圾焚燒場、汽車尾氣等等與之相關的環境數據，再由計算中心，對這些傳輸到“無錫城市云”當中的數據進行處理和應用，得出一套有效解決方案。這種“城市云”就是依靠信息技術，以及轄區內的各項數據采集，通過共享、整合、協同來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實際上就是利用“數據”，把城市各領域、各子系統有機地聯系起來，創新政府管理方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城市競爭力。

智慧城市發展轉變政府管理思維模式

管制思維向服務思維模式轉變。傳統的政府管理中，科層制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科層制承擔著提高政府組織效率，保障政策執行能力以及有效評估政府績效的責任。但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基于電子政務開展的各項服務平臺已經促使政府扁平化，消減了中間管理層的工作，減少了行政節點，原來的層級權力體系隨即被打破，依托層級權力管制思維模式必然會有所觸動。如果仍然依照舊有模式以統一管理、行政命令等為社會管理手段，勢必會令人反感甚至是反抗。一些城市和地區近年來曝光不合理行政行為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都是這種管制思維慣性的尷尬表現。

智慧城市的發展，推動了管理部門與民眾的直接聯系，政府與民眾的互動關系得到重構，社會管理由原來的重管制向重服務轉變。如南昌市西湖區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實現全區100％街道（鎮、處）和100％社區（村）的網絡延伸、服務延伸、窗口延伸，居民可以享受零距離的政務服務。這種方便、高效、精準的公共服務提供一方面得益于智慧城市的發展降低了政府原來提供服務所需行政成本，使各項公共服務無縫銜接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智慧城市強調服務帶來的的行政管理思維轉變。

政府主導模式向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轉變。在世界范圍內的智慧城市建設中，無論是頗具高科技實力的歐美國家，還是新興發展中的國家都認識到協作治理的重要性。如歐盟的“信息社會”計劃，日本的“I-Japan（智慧日本）戰略2015”計劃、新加坡“智慧國家2015”計劃等，這些依托現代信息技術的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協同發展的復雜巨系統，既需要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等各項科技的協同，又需要政府、企業、NGO社會組織以及市民的等諸多建設主體的協同，這與傳統政府管理憑借單一主體就可以進行社會改革有著根本的區別。特別是在公民參與治理方面，以往的治理模式中，公民參與治理的方式往往集中在投票、選舉上，至于具體的公共政策制定與管理則沒什么發言權，或沒有渠道參與，公民的參與并不是十分積極。但智慧城市為公民參與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公民有了能夠參與城市治理的技術支持，如美國的美國得克薩斯州的“瑪諾爾實驗室”，就是可以供居民提出有關于城市治理議案的網絡平臺，居民可以自己投標解決和投票評論賺取積分，積分達到一百萬的人有可能成為市長。這就把城市管理中原來政府主導的相對封閉的模式轉變為協同治理的開放式模式，極大地引發了社會參與熱情。對于政府治理創新來說，智慧城市系統發展可以提高社會多元主體協作的緊密程度和有序程度，有效地促使社會各個主體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產生協同效應，釋放社會活力。

由條塊思維模式向系統資源整合模式發展。在傳統行政管理中，各種行政事務分門別類，大小機構層疊交叉，容易形成政出多門、權責不清的情況，條塊分割現象嚴重。一方面，這種財權、事權的縱向體制固定化，使得直接面對公眾事務的基層管理部門謹遵一些可能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的條令，無法靈活應變，聽得見“炮聲”卻做不了決策；另一方面，即便在橫向的政府部門設置上，也有很多機構職能重復設置，一個問題，多頭監管，無形中浪費了很多公共行政資源，也使得政府工作效率遲遲不能提高，民眾怨聲載道。究其根本，有體制層面的原因，也有技術層面的原因。隨著智慧城市大目標的提出，智慧城市追求的是協同發展、有著資源共享的目標，是建立全面感知、深度互聯的智慧城市，必定沖擊這種設置障礙條塊分管的思維方式。最新的例證就是江蘇省根據國務院2014年20號文件的要求和國家工商總局的部署，從2014年底開始試行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三證合一”登記制度改革。這項打破條塊思維的改革給群眾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得到了群眾高度贊賞，也節省了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和行政資源。并且，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部署，這種“多證合一”整合管理資源的新模式將在全國范圍全面推開。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深入開展，在這種新管理思維的啟發下，必定會有更多的行政資源整合措施推出，使人們享受智慧城市的果實。

小結：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的理論探討、技術創新和各地的試點實踐，使我國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和聯合應用開發發生了巨大改變，智慧城市在發展自身系統的同時，已經使傳統的政府管理方法、管理思維、管理結構有了新內涵，這勢必要求政府創新管理模式與之相適應，但這種創新并不是必然一帆風順的，還有幾方面需要注意：

首先從目標層面來說，中國有5億人生活在城市，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到2030年這個數字可能會增加一倍，作為人口大國，人口結構不合理、資源匱乏等現實壓力不容小覷，也決定了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大趨向、大目標不能動搖。

其次，從規劃層面看，國內外智慧城市的建設樣表明，智慧城市不是一個孤立系統，它的規劃制定與一個城市的人口、經濟、文化，歷史發展脈絡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所以也需要根據當地的實際發展情況，進行智慧規劃。

再次，從建設層面來看，我國信息網絡建設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仍然很不均衡，一些經濟落后地區還停留在網路基礎建設階段，還需要加大建設力度。信息使用方面，我國移動互聯網的用戶已達到8.71億人，且絕大多數都是在18歲至40歲之間，60歲以上的移動網絡用戶微乎其微，信息人口結構的巨大差異導致服務需求導向大不相同，如何全方位培養居民的信息素養，如何在應用開發中照顧到因數字鴻溝而被信息邊緣化的人群，是智慧城市發展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最后，從制度保障層面來說，我們知道智慧城市的最終目的是要將信息技術應用到社會發展中，實現企業生產、民眾生活的可持續進步，而這一創新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還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保障體制，才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擾，確保目的的實現。

總之，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政府、企民眾三方面的協同努力，使得信息化高科技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推動社會進步、政治改革，使城市生活更加有序、健康、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