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和2013年，我國分別公布了兩批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兩批名單中智慧城市試點城市達到193個。目前，我國第三批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即將公布，據預計本次入選試點名單的城市有80余個。屆時，全國的智慧城市試點將接近300個。

本次申請，各地政府格外積極，尤其是部分二三線城市。在140個申請城市中間，經過兩輪評審將決定最終入選名單，盡管這些城市在申請之前就已經知道，即便入選也不會獲得國家資金支持。

是什么魔力讓“智慧城市”試點這樣廣受追捧？

第三批智慧城市試點城市

在“智慧城市”試點的吸引力之下，各城市自有打算。

“智慧城市”概念緣起于2008年，內容包括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智慧運輸、智慧通信等。簡而言之，就是用信息技術整合城市資源，使城市管理者提前發現潛在問題，做出最合理的決策，使城市運營和管理更有效。

四年之后，這一概念被中國認可。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正式發布“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印發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和《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試行）》，旨在規范和推動智慧城市的健康發展，構筑創新2.0時代的城市發展新形態，引領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住建部開展了2012年、2013年的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和評審工作，隨后，住建部與科技部聯合開展了2014年度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工作，由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具體組織申報和評審工作。

相比前兩次試點，第三批試點表現出明顯的申報差異。如果說前兩批申報的城市以大中城市為主，這次申報有很多縣級城市，包括很多區級城市。前兩批主要集中在江蘇、山東、湖南等中東部區域，西部區域相對較少；而第三批申請城市則有許多來自云南、廣西、新疆等邊遠地區的申報城市。

據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規劃處處長楊德海介紹，這次申報許多城市都是市長親自組隊來匯報，當然匯報的不僅僅是技術，更表達了領導班子的決心和思路。“比如新疆的五家渠市，就是講了要怎么通過智慧城市把新型城市化發展和維穩戍邊結合起來；比如山東諸城市，希望通過智慧城市更好地提升、深化城鎮新型社區建設。”楊德海說。

在楊德海看來，這一批申請的城市顯然更有針對性，“后來答辯的工作，都是副市長甚至是市長過來答辯的，對這些市長講的內容專家評價比較高，這樣智慧城市的工作有保證。”楊德海說，“很多第三批申報城市把智慧城市工作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以前我們建議智慧城市要作為政府的重點工作，領導要重視，要有機構設置，到現在第三批全部都有了領導小組，而且是一把手當小組組長，大部分申報方案都通過了市里或區里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并列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像江蘇東臺、山東諸城等地都把智慧城市寫入了2015年為民辦實事的幾大工程，已經明確地作為了政府要考核的一個工作。”

如果說第一批很多城市申報的時候都沖著智慧城市的牌子和資金支持，那么到了第二批結束后，很多城市認識到即便入選了試點也不能獲得資金和牌照，很多跟風的城市就不再申報了。“第三批申報的城市都梳理了資金保障，深化應用PPP模式，通過政府引導，把市場上的資金和產業吸引到本地來，所以落地性很強。”楊德海說。

頂層設計解決老問題

住建部所評選的智慧城市，是“中國特色的智慧城市”。

中國特色的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基礎設施建設。

如果說原來的智慧城市強調的是城市的信息應用系統建設，那么現在的智慧城市要求更高，更多是用信息手段推動管理提升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基礎設施建設之初，就統籌考慮智慧感知設備、網絡和智慧應用系統的建設。比如城市新區的建設需要修路，修路需要鋪設管網。如果在鋪路的時候就將智能管網感知網絡和系統考慮進去，那么建設完成后，城市的管理信息系統就可以常態化運行。這比以前鋪路—挖開—埋管線—鋪路—再挖開—再埋管線—再鋪路的循環，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此外，運營模式的設計也將發生很大變化。

以前的市政項目預算主要考慮的是項目經費，而現在從建設之初，就需要考慮日后信息系統的維護和運營，這些都是有成本的。這樣的成本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還是通過項目租賃來收費？這就給民間資本提供了投資機會。

楊德海表示，就目前的城市大環境而言，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資金本身不充裕，而要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設、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務水平，需要來自社會的資金，這就需要一些產業落地。以基礎教育信息化應用為例，以前這就是政府的一個發包項目，承包的企業做完項目就走了。現在智慧教育項目，探討的是一個公司，帶來一些資金，政府出一部分資金，項目完工之后把運營維護也交給企業，畢竟對企業來說，長期的服務費用比只做一個項目劃算得多。另外，互聯網、移動終端的一些小微企業也可以為這個項目服務。“政府一個項目發包也是有風險的，而今在智慧城市的統籌下會有所不同。”楊德海舉例說，比如一個城市原來要做幾十萬中小學生的基礎教育工作，包括遠程教育等需要信息化投入的教育。以前做成這個項目，政府需要投資一兩千萬，而且接下來的幾年當中還要陸續投入，兩千萬遠遠不夠。更嚴重的是，投入之后可能面臨無人運營、無人維護的情境，因為政府沒有人力物力去運營和維護。現在的做法通常是，政府有兩千萬的投入，企業愿意再投一兩個億，把基礎教育網絡、教育資源和設備都做起來，同時把家校通、學生校外輔導、教育應用信息都整合起來，搭建一個平臺，企業來提供服務，但要從政府手中獲得多年的特許經營權，包括廣告收入。以前由于財政資金不足，教育對政府而言一直是個難題。而這樣的模式之下，政府、企業、學校和老師都在受益。

“我們對城市的認識也更客觀，更遵循規律。以前城市側重規劃建設，建完就完了。現在人們逐漸認識到城市有自身的規律，就是規劃、建設、管理、運行，一個都不能缺。以前側重建設和規劃，現在更注重智慧的管理、運行體系，甚至一些商業化的運營體系，這樣才能常態化、持續發展。”楊德海說。

制約智慧城市的因素

“智慧城市通過在信息技術、通訊、互聯網、物聯網技術方面體現，把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團體更好地鏈接起來。智慧城市的目的是首先是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體驗和服務，通過有效的城市管理，提高企業的經營體驗和居民生活質量。另外，通過提升城市的公共管理，改善環境。”羅蘭貝格咨詢公司創始人羅蘭·貝格在3月24日上海儀電和羅蘭貝格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時表示。

當一個城市能夠通過互聯網連接城市的交通、安防、水務、政務、照明、食品、醫療、教育等公共系統，并且實現智能控制，那么這個城市就已經初步實現了智慧城市的設想。而對政府而言，核心問題在于數據。

在四川省德陽市智慧城市建設推進過程中，最讓副市長楊恩林頭疼的事，就是數據。

實現對城市的智能化管理，首先需要在各個領域搜集足夠多的數據，然后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對數據的搜集和儲存都需要成本，而目前城市的現狀是，沒有統一的數據庫，而且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難以共享。

“每個部門有自己的數據庫，公安部門的數據庫和城管部門不聯網，政府對每個部門的都是各個投資的，而且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監控體系。這是對政府資源的一個浪費。”楊恩林說。“數據安全問題是讓政府很頭疼的問題。民生數據庫可以公開，但有些數據是不能公開的，安全性怎么辦？”

楊恩林面對的問題，幾乎是當前所有地方政府都在面對的一個困惑。

“在信息化發展中，數據資源是一個富礦，但對數據資源的開發還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政府的數據沒有充分公開和利用，另外，社會上很多數據資源還有待開發。技術上已經逐步實現，但體制、機制、法制還有問題。”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劉健在2015年3月的智慧城市發展論壇上表示。

除了數據的安全使用，另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市場化。

有些城市一些本來可以商業化的項目讓政府來投資，年年投效果也不好。而市場投資代表了一種模式的轉換，也就是說市場投資必須要見效益，而見效益就要把服務質量提上去。這樣一來，通過市場的參與，促進城市基礎的提升、產業落地和經濟突破。

“智慧城市的業主是政府，而政府并沒有很多資金來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設和運營中來，涉及到一些新的商業模式。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企業可以提供產品和綜合的解決方案，可以承攬工程建設，也可以帶資入場，還可以參與運營，比如說，投資商幫助政府建立自貿區，政府給予投資商15年的經營權。”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執行官鮑毅表示，“我們現在也在關注，好的項目也有在投。”

不過，出于信息安全等種種考慮，目前城市在建設信息系統時往往更傾向于選擇國有企業。比如上海智慧城市系統的建設有很多項目交給了上海儀電進行統籌，上海儀電再根據不同的項目找到設計方和實施方。

“市場是開放的，但作為國有企業可能會有一些優勢。”羅蘭貝格（上海）執行總監王欣表示，“上海儀電承攬了上海市的路燈改造工程，把路燈全部改造為遠程智能控制。上海儀電把路燈改造成智能傳感器，能監控車流。這些數據存在于上海儀電的云服務系統里，部分投資加上經營權的模式，基于基礎設施這些數據可以再創造新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