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漢元用“辛酸苦辣”來形容自己近一年的工作。他是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經信局局長。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聯絡了從鄉鎮到區縣及至國家的部門，為的就是獲得更多的和海曙相關的數據。“他們的數據單獨放在自己單位，不會有什么用，但是匯聚在一起則不同了。”吳漢元干的是時下最潮的工作，建設“智慧城市”，也是時下最難的工作，他主要負責各個部門數據的收集以實現海曙區數據開放平臺的搭建，該平臺于今年11月開始試運行。

試點增加、政府出臺扶持政策、標準體系開始健全……2014年，智慧城市發展看似迎來了春天。目前，有超過400個城市公開宣布建設智慧城市，在地理范圍上覆蓋了東中西部地區。然而，在大數據的海洋中由于信息無法聯通造成的“信息孤島”現象，正成為“智慧城市”落地的重重阻礙。

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一些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都有自己的數據庫建設，但是流通十分困難。就政府信息而言，部門之間壁壘森嚴，不僅企業得不到，政府研究機構得不到，各級政府之間無法互通，連同級政府部門之間都更像是一種利益交換。

不能一口氣吃成胖子

在智慧城市中，大數據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挖掘、分析大數據，是高效解決城市運營問題的關鍵。“在實際智慧城市建設的基本操作層面，必須要十分強調數據的共享共用。”海曙區區長吳勝武指出，當前，由于受多種利益驅動等因素的影響，數據共享共用的瓶頸制約在很大程度上尚未真正突破。

以現在各地各級政府各個部門都在大力建立和應用各自專屬的信息系統，一個人口數據庫，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民政部門都有各自的信息平臺，甚至省、市、區各有不同的平臺，平臺間、系統間缺乏融合的載體，數據不能共享共用，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島。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打破信息壁壘，進行信息系統的整合，讓已有的數據通起來。

2010年9月寧波市政府出臺全國第一份官方文件《關于建設智慧城市的決定》，寧波由此成為國內智慧城市建設的先驅。海曙區作為寧波的中心城區，一直走在寧波智慧城市建設的前沿。寧波市海曙區目前著重在做的就是數據整合利用工作，建立海曙區數據開放平臺。該數據開放平臺目前整合了35個部門的數據，擁有17個大類目錄，179個分類目錄，超過20萬條數據。

相比起一些大企業動輒上億條的數據，這并非一個大體量的數據庫。但據吳漢元介紹，光是匯聚這些數據就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可謂充滿辛酸苦辣。目前愿意提供數據的這35個部門主要集中在區級部門和少數市級部門，暫時還沒有省級、國家級部門的數據。“目前，是采取先易后難的方式，并不想一口氣吃成胖子，所采集的數據并不涉及銀行、稅務等部門。現在最難的就是公安數據開放、社保數據開放、稅務數據開放。”吳漢元介紹。

這個被吳漢元稱為全國領先的數據交互平臺還在試運營階段并沒有完全對外開放。不過，已經有很多企業前來咨詢相關事宜。吳漢元強調，“數據開放平臺要有序開放，不能亂開放。這個平臺是免費的數據信息共享，但是我們要求企業先提出申請，然后進行身份審核，再根據其需要，經過數據擁有部門的授權，再給他們提供一些數據。另外，使用企業需和我們簽訂協議，將二次開發利用的數據反饋給我們。下一步，我們自己也會建立數據研發體系。”

吳漢元指出，建設智慧城市難點不在技術，而在部門利益壁壘，“他們不會輕易把數據放出來”。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恰恰極其缺乏跨部門共享和業務協同的工作機制，使智慧應用的推廣難度非常大。

這尚且是政府內部的信息流通，對于一些研究機構和企業則是難上加難。住建部的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工程中心曾在湖北省宜昌市開展有關智慧城市的數字工程試點工作。由于建設城市信息存儲數據庫，還需要公安、教育、民政、房產等多個部門的數據支持。讓研究會頗感意外的是，各個職能機關都有完備的數據信息，但就是不愿分享。

為了協調這些部門利益，研究會一度找到市領導開通氣會，效果仍不明顯。他們不得不自己采集人口流動信息，并主動向當地公安部門請求數據交換，卻仍被拒絕。研究會只好提出雙方不妨比較一下。果然，公安部門的數據雖然在全面性上有優勢，但在新鮮度方面，隨機提取的三條信息竟然有兩條已經過時。公安部門最終愿意同研究會進行數據交換。用同樣的方式，他們在宜昌實現了與民政局、教育局、房產局等20多個部門的交換。

不僅如此，還存在很多重復建設。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介紹，“以某地級市為例，相關系統設計的信息采集重疊率達到82%，信息不一致率達到27%，信息不完整率達到43%，存在大量的重復投入和信息盲點。”

誰來主導4萬億蛋糕

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服務業司司長李穎曾公開表示，隨著政策紅利的釋放，智慧城市將迎來新一輪快速發展的機遇，并輻射整個智慧城市的產業鏈。他預計，未來建設智慧城市全球市場規模約有40萬億美元，中國市場也將超過4萬億人民幣。

面對4萬億的大蛋糕，如何切割?不少從事智慧城市的企業家認為，當前人口、地理信息、交通、環境、醫療等城市的各項數據大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只有政府率先開放數據，才能帶動企業乃至全社會開放數據。

神州數碼[0.43%]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李繼剛指出，“這是一條比較合乎邏輯的道路，但如果信息流通不起來，這條路看上去反而更遠。”吳漢元介紹，在海曙區則是傾向于“市場能做的就由市場去做。政府的邊界到底在哪里需要嚴格界定”。

事實上，在所有能夠成為智慧城市的樣板中，政府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早在2003年，韓國政府就推出“U-Korea”發展戰略，以政府力量推動所有資源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日本也由政府主導推出了“I-JAPAN智慧日本戰略2015”，將目標聚焦在電子政務、醫療健康服務、教育和人才培養三大公共事業。

然而，一個在智慧城市市場浸淫數年的廣東女企業家談到，自己曾經到北方不少城市考察，和不同的領導、包括市長或者廳長接洽過，發現他們關于智慧城市的概念比較落后，現在我們談的都是云技術，而他們還停留在移動生活和移動辦公層面。

在這位女企業家看來，智慧城市的最大價值，是在相應系統收集的大數據基礎上進行大數據開發。但目前的智慧城市系統的大數據，基本上還停留在相關智慧城市系統管理的各個政府部門領導們的電腦里。導致在智慧城市的概念號召下，安裝了相應的智慧設備，卻干著傳統設備的活，因為核心的大數據并未得到充分的市場化開發。

不過地方政府也有其擔心，江蘇某市市長在與一家大型外企洽談智慧城市業務時，在表示支持推進智慧城市發展的同時也指出，“現在公司忽悠的不少，一是希望業務拓展，二是忽悠地方政府有的官員一點都不懂，就追時髦。”

另一條路是完全依靠市場開拓局面。“這種方式看上去不太合理，因為政府資源閑置，商業機構卻要獨立再做一遍，但只要堅持足夠的時間，就會顯現出非常大的活力。”李繼剛介紹，比如，像百度或者阿里巴巴這樣的廠商自身具有海量的數據，可以加工出一些公用的數據產品。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郵電大學原校長方濱興就建議，能不能先別講政府，先從企業做起，銀行的排號器、醫院的排號器總能拿出來共享吧?——所有希望吸引人來的行業都會把數據放出來。就像微博開放數據接口一樣，任何研究者都能在微博上查數據。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很有錢，可以花錢跟醫院、銀行買數據。政府再看到這個市場是可以管得好好的，就開始有新的做法了。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市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也認為，應該通過市場的方式來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據他介紹，在過去，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被普遍認為是要通過政府提供一些資源，來進行一些大數據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因此存在很大爭議。智慧城市發展全面由政府主導，很多專家擔心會因此搞成一種政績工程。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政府的資源向企業開放，是向一家企業開放還是可以向所有企業開放?既然是市場化，是公平的市場化還是部分的市場化?另外，在只有唯一的壟斷性地位服務提供的時候，怎么保證盡量的市場化?

李繼剛認為至少要引入消費者的參與。淘寶上，店家最怕什么?差評!現在一些政府或者一些大的企業提供服務的時候，應該把老百姓的反饋、評價或者修改意見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應當成為這個服務的業績考核，或者說官員升遷的很重要的因素。

必須要有強制性

北京郵電大學信息與通訊工程學院院長劉韻潔教授介紹，目前在大數據開放方面，美國已制定完整的數據開放計劃，歐盟、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也都制定了相應的開放計劃。而中國進度比較緩慢，也相對比較落后。

目前一些城市數據不開放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信息安全問題，擔心數據泄密;另一方面是管理問題，需要打破政府行政管理的條塊分割。賴明指出，支撐中國大數據平臺的軟硬件仍然受制于人，即使國產的計算機，網絡設備也大量采用國外芯片，短期內仍不具備完全國產化能力。國內信息安全命脈幾乎全部掌握在外國企業手里。“大數據應用的標準、評估、分析等技術研發有待推進，現有的信息安全手段難以滿足大數據應用的安全要求。”賴明是在住建部近日主辦的第九屆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技術研討會暨設備博覽會上做出上述表態的，這也是智慧城市領域規格最高的年度盛會。此外，他表示有關數據產權、數據公開、數據使用、數據安全等方面也存在法律法規缺失等問題。

賴明建議，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基礎上，可以制定《政府信息數據公開法》，保證政府數據在風險可控原則下最大限度公開，明確公開數據的條件、規范和保障。

此外，李繼剛指出智慧城市建設存在不容忽視的“兩多兩少”的問題，第一，說得多，干得少。很多城市申報智慧城市的目的是因為申報下來項目后可能會有錢，就能做出政績。對于智慧城市的考評機制，應該改變當前寫文檔、專家評審、上級檢查的機制，而是應該利用第三方的市場機構調查，看是否真的為百姓提供了方便。第二，說別人的事多，干自己的事少。政府要推行市場化，希望企業多干事，而企業又提出政府應該把自己的事情干好。解決方式其實就是需要政府打造一個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要把規則制定清楚。政府在提供服務的時候，需要把百姓的反饋、評價或者修改意見放在重要位置。對于城市規劃的頂層設計，必須要有強制性，否則在操作當中會遇到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