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智慧城市，就是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智慧城市這一剛剛興起的“舶來品”，正成為國內絕大多數城市的一時風潮。根據工信部的數據，僅2012年，全國就有320個城市共投入 3000億元建設智慧城市。住建部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3年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總數已達193個，80%以上的二級城市明確提出建設智慧城市的發展目標。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更是將智慧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城市，一時風頭無兩。

近期，國家發改委等8部門聯合發布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業內普遍認為，這個《意見》在保持支持力度的同時，似有給過于風起云涌的智慧城市熱“點剎”的意味：不但沒有定具體數字，還提出了一個“特色鮮明”的要求。

該意見甚至尖銳地指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雖取得積極進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體制機制創新滯后、網絡安全隱患和風險突出等問題，一些地方出現思路不清、盲目建設的苗頭，亟待加強引導。

智慧城市在全球都是較為新穎的概念，無論是建設模式、運營模式都處于探索發展的過程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數百城市爭跳智慧城市“龍門”之際，我們要清醒地剖析一下，這個洋處方究竟能不能治中國城市病?如有療效，哪里是突破口?

記者從日前在上海召開的“2014智慧城市創新發展峰會”等多個相關論壇和研討會上擷取專家學者們的“大智慧”，力圖為風起云涌的內地智慧城市建設大潮中的參與各方，特別是作為智慧城市建設主導者的地方政府，厘清一些誤區，提供一些思路。

A

“舶來品”在中國大熱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執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與美國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

作為全球首個智慧城市樣板，這個6萬人口的小城不僅坐擁密西西比河美景，還享受智能水網、智能電網、智能交通帶來的便捷。

但對于IBM公司拋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萬別。2011年，未來學和城市問題研究者喬爾·科特金以基礎設施、宜居性和經濟發展為標準，評選出全球最“聰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國城市與氣候專家博伊德·科恩選用完全不同的四項指標——創新、綠色、生活質量、數字化管理，評選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兩份榜單僅有中國香港一處交集。

對于這個“舶來品”，國內的跟進速度令人吃驚。早在2012年底，住建部就發出《住房城鄉建設部辦公廳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同時下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為中國智慧城市創建建立游戲規則。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準193個城市(城區)進行智慧城市試點。

在智慧城市熱潮背后，是巨額投入。工信部數據顯示，僅2012年，全國有320個城市共投入3000億元建設智慧城市。在業內廣泛流傳的另一個數據是，“十二五”期間，智慧城市建設將拉動1萬億元規模的設備投資。

國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張新紅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帶動經濟發展的迫切渴望。他表示，當前，智慧城市國內比國外熱，政府比企業熱，媒體比市場熱，股市比投資熱，包裝比創新熱。

去年，張新紅所在的國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對全國31個地區的城市信息化水平進行定量測評，并發布信息測評指數。結果發現，雖然每個城市的發展階段、問題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規劃高度雷同。

智慧城市能否解決中國城市病?張新紅擔心，高度雷同的規劃、層出不窮的城市發展問題，很可能導致中國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專家們的共識是：如果只是把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拉動GDP的手段，那么口號叫得山響，也只是一場投資盛宴而已;如果不從發展模式、城市規劃、管理體制這些源頭上解決重復建設的問題，那么即使投入了巨資，可能只得到一時一地的修修補補的作用。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袁崇法認為，國內過去將“城市化”理解為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數量的增加，這遺留下很多問題。隨著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階段進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

“中國城市發展出現的許多問題，‘智慧’方案根本無法解決。”袁崇法說。以北京交通擁堵為例，過去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導致城市功能分區過度專業化，醫院、學校、商業區高度分化，但每個人的需求是綜合性的，這必然導致極高的交通成本，擁堵難以避免。

也就是說，如果規劃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對于正在發展、擴張的二三線城市，應在規劃、建設源頭上思考。對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則要盡量爭取提高管理效率。

B

“兩張皮”導致“信息孤島”

國家發改委等8部門的《意見》這樣評價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雖取得積極進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體制機制創新滯后、網絡安全隱患和風險突出等問題，一些地方出現思路不清、盲目建設的苗頭，亟待加強引導。

“兩張皮”導致的“信息孤島”現實，最能解釋上述“虛詞”。

目前，社會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然而，現在許多城市數據仍然相對孤立和封閉，往往不向外界開放。比如說城市建設的建筑、街道、交通、照明等數據，一般很少向外界開放，致使相關數據的價值未能充分利用。

城市數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資產，政府開放數據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切入點。政府的數據開放有利于市民參與城市的管理和對政府的監督，改進公眾服務和社會管理，打造眾“智”成城的生態。

“智慧城市的智慧來自大數據。沒有大數據，智慧城市就是一個空架子。”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表示，對于爆炸式增長的政府信息，只有通過大數據處理技術的分析、挖掘、應用、管理，才能從海量、復雜、實時的信息中發現有用信息、提升應用。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認為，要讓民眾有好的體驗，政府首先應該向社會開放各類數據。“智慧城市會產生大數據。比如一個 8M每秒的攝像頭，每小時能產生3.6GB的數據，而很多城市的攝像頭多達幾十萬個。開放這些數據，有利于市民參與城市管理和監督政府，進而改善公共服務。”

據了解，一些發達國家在開放數據上已有很好的實踐。如美國就建立了統一的數據開放門戶Data.Gov，按原始數據、地理數據和數據工具三種類型開放政府擁有的公共數據。對于平臺上沒有的數據，只要公眾提出，會有專門人員分析和回復。

政府開放數據給公共服務帶來了很大的提升。從Data.Gov公布的數據中可以找出各種關聯，比如高中升學率與師資力量的關系、空氣質量與工廠數量的關系、肥胖者數量與快餐店多寡的關系等等。美國交通部開放航班飛行數據后，有市民利用這些數據開發了航班延誤分析系統，幫助旅客選擇正點率高的航班，這推動美國航班延誤率從早先的27%下降到近年的20%。

“現在Data.Gov上有近300個程序、插件是民間力量開發的，這說明了開放數據帶來的‘眾智成城’效應。”鄔賀銓表示。

從全球范圍來看，目前在大數據開放方面，美國已制定完整的數據開放計劃，歐盟、澳大利亞、新加坡等也都制定了相應的開放計劃。我國的進度相對還比較緩慢。

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就開放數據達成協議，確定了公司、犯罪與司法、財政與合同等14個重點開放領域。當然，在開放的同時，也要加強信息保護，避免數據被濫用。

專家們指出，政府開放數據是原則，不開放是特例。“信息孤島”之所以出現，一是管理問題，需要打破政府行政管理的條塊分割，二是擔心大數據開放帶來的數據安全問題。但這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只要在建設智慧城市時重點打造具有安全性的城市級管理平臺，即可確保城市的數據安全。

“因為擔心安全而犧牲開放，智慧城市就永遠只是一個概念。”

C

標準在哪里

對于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中國電信上海研究院院長李安民認為存在三大隱憂：一是政府期望值過高過大;二是存在過熱風險和忽悠成分;三是缺乏有效的指標體系指引。眾所周知，由于智慧城市尚處于建設和發展的初級階段，從全球范圍看可資借鑒的經驗不多，而且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也有著濃厚的本土特色，整個產業鏈的形成尚需較長時間的探索，迫切需要產學研等各方協作創新。

專家們認為，從整體來看，國內智慧城市的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有很多理論和實踐都需要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尤其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設標準方面更是如此。

據介紹，智慧城市建設的標準涉及基礎性標準、技術標準，以及建設、運行、治理、工程管理標準和安全與行業應用標準。其中技術標準涉及云計算、移動互聯、大數據、新興技術應用等標準。

因為智慧城市涉及的面非常寬泛，橫向非常廣泛，需要應用很多技術，并開展更多信息、通信、應用領域等的協作。在標準的建立方面，急需國家出臺相關規劃或者指導建議。如果僅僅以一個或幾個部門出臺標準體系，顯然不利于智慧城市的科學實施。

鄔賀銓建議，宏觀共性標準，應該盡早出臺。他以智能交通為例指出，作為跨城市的交通，各地方不能各自標準，要由國家來統一確定。

記者了解到，新加坡“智慧國2015 ”并沒有嚴格的指標體系，但是會用指標來展現，比如說寬帶覆蓋率、上網人數、應用覆蓋度等都具備清晰指標體系;而歐盟指標體系則基于六項：產業、民眾、治理、移動、環境、生活等標準。

那么中國智慧城市的指標體系應該具備怎樣的關鍵要素呢?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高新民表示，標準體系的框架要圍繞著驅動力，考慮到三個層面要素，首先是業務標準，以城市水利的“智慧”來看，最起碼不要淹了，不要缺水，不要污染;第二是技術標準，智慧城市是用信息技術來實現功能目標的，而支撐點是數據的標準;第三是保障體系，如何持續長久發展的機制。

除了部門領域急需統一標準外，中國城市的東西中部信息化差距，對標準的制定也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