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深度跨界融合變革的重要時刻正在臨近。

城鎮化與信息化——兩個看似平行發展的行業，正在不斷地產生交集，這一融合的結果是智慧城市。

據統計，2012年中國城鎮人口超過7億人，城鎮化率達到52.6%，與此同時，中國城鎮化粗放的發展模式引發了許多深層次問題：城鄉差距擴大、人口膨脹、交通擁堵、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房價過高、管理服務滯后等。世界銀行數據顯示，75%的能源正在被不那么“智慧”的城市消耗。

2013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在有條件的城市開展智慧城市試點示范建設。

如果按照傳統業界的界限，以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為“智慧城市”的時間起點，在經歷了近五年的積淀與醞釀后，從城市信息化到智慧城市終于跨過概念提出的初級階段，開始核心業務的滲透與融合。

這一新浪潮可能催生中國城市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模式和新理念，作為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穩增長、增內需的著力點——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令各方追逐，亦引發爭議和憂思。

智慧城市指導意見，緣何“難產”?

時隔一年，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單志廣依然記得，去年七月，各方矚目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報請國務院發布。起初，各方猜測，2013年年底之前，《意見》發布，可是，當2014年七月來臨，這份《意見》依然不見動靜。

與《意見》一樣“難產”的還有國家標準制定方面。已初步規劃的智慧城市標準體系框架，在2013年7月立項5個智慧城市國家標準項目，包括智慧城市技術參考模型、智慧城市評價模型與指標體系、SOA(面向服務的體系結構)標準在智慧城市應用指南。這些項目的開展也似乎遙遙無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IC卡應用服務中心主任馬虹日前表示，住建部正在編制智慧城市評價模型以及基礎評價標準體系的國家標準，預計將在今年內完成相關的編制工作并提交評審與“指導意見“和”標準“滯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城市已經深感變革的迫切，正加緊行動。

截至2013年底，4個副省級以上城市、89%的地級及以上城市，47%的縣級及以上城市，總計311個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蓋大中小城市和東中西部區域。來自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的統計預計，“十二五”期間有關智慧城市的總投資或將超過1.6萬億元。

各城市的“熱火朝天”并非空穴來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于2012年底印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和《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試行)》，并于2013年1月和7月開展兩批共計193個智慧城市試點;科技部成立智慧城市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在20個城市中開展“智慧城市”技術和標準試點示范。

與“熱”建設不同的是，有關“智慧城市”的“冷思考”以及爭議和憂思相伴而來。

“問題是沒有一個頂層的協調，發改委、科技部等各部委都有自己的思路。”中國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宏仁對記者表示，由于缺乏統籌規劃和持續發展長效機制，住建部、科技部、工信部、發改委、民政部和國家測繪總局等等，都出臺了相應智慧城市的建設標準和指導體系。這些標準和指導體系相互不通用，而且還有一些相互不兼容，甚至有標準互制的現象存在。這導致很多城市目前對智慧城市的建設內容和方法不非常清晰。

記者從有關方面得知，前述八部委的《意見》建議，完善組織管理和政策保障體系，形成智慧城市發展新機制。首次建議國家發改委等16部委以及中國科學院等7部門建立推進智慧城市建設跨部門聯席會議制度，研究智慧城市發展重大問題。協調制定政策措施，完善評估辦法，確定試點示范工作方案。目前方案還在送審中，并且幾易其稿。可見對于相關部門探索城市發展質量和水平的新模式新機制、試點示范工作具體方案以及智慧城市國家標準體系形成等諸多問題尚無定論。

“城市的規劃管理，已經從小農經濟時代經過工業革命時代，進入到信息化時代。要求高位的統籌規劃也同步進入信息化時代。”但周宏仁認為，中國城市部分規劃管理方式還處在小農經濟時代。

綜合受訪者觀點，記者發現，中國智慧城市跨界融合變革，面臨三個層面的跨越：宏觀層面，國家亟待形成怎樣的統籌規劃新機制，完善組織管理和政策保障體系，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建設的長效機制?中觀層面，如何形成指導地方政府持續推進，促進產業發展的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微觀層面，城市如何以人為本，明確發展方向和建設重點，以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抓手務實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奠定城市轉型發展的新起點?

宏觀：孤島危機呼喚統籌協調

“如果我已在北京有一套全款購買的房產，現在打算在你們當地買房可以嗎?”本刊記者調查發現，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多數地方地產中介機構的經紀人會明確表示，可以，目前還沒有信息聯網。

從2010年開始，全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聯網工作就已經啟動，但進程緩慢，阻礙多多。很多地方政府反映，數據采集難、部門信息共享難、相關機構人手不足，是制約信息系統推進的幾個難點。

信息孤島不僅影響到社會管理的精細，更制約了基礎設施的智能化水平。城市的重點是人，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如何體現公共服務的便捷，考驗著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

“主要是部門數據信息共享難。”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工程院數字城市研發中心產品業務總監陳秋玲向本刊記者透露，在與各城市打交道過程中，本來他們打算通過智慧城市系統建設來優化其電子政務、市民反饋體系以及節能工程,與此同時力爭保護城市既有的社區格局與文化遺產。但遇到較難克服的不是技術的不可突破性，往往是各部門條塊分割、不同步數據系統，不共享信息資源等因素掣肘了智慧城市的創新體系獲得最大化應用。

維系一個城市正常運轉，離不開供電、供水、排水、燃氣、熱力、通信、消防等各種管線設施。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建設時各部門各自規劃，導致基礎設施施工頻頻，問題多多。僅在天津，近幾年來由于違章施工造成的外力破壞電力設施事故，就占整個電力設施事故的70%以上。

地方的信息孤島和重復建設呼喚頂層設計，然而，應該如何統籌規劃?“當前最緊迫的是，國家層面應該有一個信息化的領導機構，協調智慧城市誰來管。地方各個部門沒有協調，數據庫都不同，問題都沒理順，住建部大力推動，潛在的危險如影隨行。”周宏仁直言不諱。

1991年從紐約來到新加坡的智慧城市規劃專家李林，見證了新加坡智慧國的形成發展，他告訴記者，新加坡在經過了初期的“電腦化”普及階段后，從1991年開始發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花十年建立的智慧工廠、智慧企業、智慧學校，出現了嚴重的信息孤島問題，此事新加坡花了十年的時間去解決，這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借鑒。“我經常評估一些中國城市在做所謂的規劃或者做一些建設時，發現它們多數是孤島型的建設。”

“跨部門數據共享，數據挖掘更精細化的管理，是能做到的。”信息開放，數據共享，在中鄔賀銓眼里，成了跨界融合第一抓手。

中觀：標準在哪里?

近兩年，各部門的標準體系紛紛出臺——住建部、科技部等部門都出臺了各自的管理辦法、指標體系和指南。一些地方政府，比如上海市等也制訂了智慧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繁多卻不統一的指南標準，令各部門無所適從。

“做規劃的時候到底涵蓋不涵蓋郊區縣，還是僅僅圍繞中心城市來做。”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蔣云鐘的困惑無疑較具代表性：大部分的水源都在城外面，而不是在中心城區，智慧城市做好服務就需要從水源開始到輸水、供水、用水和水處理，再到排出、排水和后面的污水處理回用等等都包括，形成一個整體環節。這個界定的范疇是城鄉結合，還是中間城區，的界定都亟待明確。

與智慧水利呼吁的統一智慧標準體系不同，智慧教育領域則更期待標準多維化角度。“要兼具不同的城市類型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院長余勝泉談及教育領域中網絡教學平臺的推廣經驗時說，有面向職業教育、高度教育和中小學，實際上有共性也有不同的特定。根據不同領域提煉出核心指標，就是有多維度的評價體系。

鄔賀銓則建議，宏觀共性標準，應該盡早出臺。他以智能交通為例支出，作為跨城市的交通，各地方不能各自標準，要由國家來統一確定。

除了部門領域亟需統一標準外，中國城市的東西中部信息化差距，對標準的制定也提出了挑戰。周宏仁向記者介紹，在北京等東部城市，數字化差不多，網絡化還有些基礎，起點是往智能化發展。而西部部分城市還應以數字化為目標，完善網絡化基礎。

記者了解到，新加坡“智慧國2015 ”并沒有嚴格的指南體系，但是會用指標來展現，比如說寬帶覆蓋率、上網人數、應用覆蓋度等都具備清晰指標體系;而歐盟指標體系則基于六項：產業、民眾、治理、移動、環境、生活等標準。那么中國智慧城市的指標體系應該具備怎樣的關鍵要素呢?

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高新民向媒體表示，標準體系的框架要圍繞著驅動力，考慮到三個層面要素，首先業務標準，以城市水利的“智慧”來看，最起碼不要淹了，不要缺水，不要污染;第二是技術標準，智慧城市是用信息技術來實現功能目標的，而支撐點是數據的標準;第三、保障體系，如何持續長久發展的機制。

微觀：200個城市的2000個項目難題

“200個城市，每個城市報上來10個項目，近2000個項目需要規劃。”作為住建部智慧城市規劃的參與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勇向記者透露，從整體考慮，針對項目確定幾個關鍵城市，突出攻克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2012年12月，住建部下發《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條件的地方積極申報試點。截至目前，住建部已先后兩批設立193個智慧城市試點，成為試點城市最多的部委。

這一數字曾經引起很多人質疑，將近兩百個城市被確定為智慧城市試點，數量是否太多，起不到示范的作用?

劉勇對此表示并不認同：“200個不多”，他向記者介紹參與起草的住建部智慧城市規劃：每個城市上報的十個項目分兩大類：必選項目，是必須完成信息基礎網絡(寬帶高效)、數據庫、信息平臺等基礎設施基礎;自選項目包括：城市特點是什么?面臨哪些主要問題亟待解決?解決了問題后，還有哪些可以突破創新的?涉及到六大領域：1、城市基礎設施;2、公共管理領域;3、民生領域;4、城市規劃與建設;5、智慧主導產業;6、可持續發展領域。

然而，鄔賀銓并不建議設太多示范點，對于示范點到底該設多少，“搞幾百個有點操之過急，倒不如讓每個城市做個規劃，納入到整體發展規劃。”

持此意見的還有周宏仁。他擔憂的是已經確定的200個城市地方政府對智慧城市認識上的千差萬別。“我比較傾向于先對城市的執行者培訓，把大的基礎概念澄清，”他建議，一個城市要抓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而不是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