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智慧地球理念提出以來，全球引發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熱潮，智慧城市在中國政府的推動下，更是呈現出百舸爭流的盛世豪景。隨著科技部10月份新將20個城市納入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后，目前我國智慧城市的規劃數目已超過全世界規劃數目的總和。然而各級政府、服務商的積極戰備，我們心中的“智慧城市”實施情況到底怎么樣。是城市管理者的過分樂觀？還是應對措施落到實處？

智慧“布局”逾瓶頸

據悉，2013年初，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包括北京、石家莊、無錫、溫州等90個城市成為首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之后又有103個城市被批準成為第二批示范城市。隨后的十月份，包括西安、南京、成都在內的20個城市再次被科技部、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確定為國家 “智慧城市”技術和標準試點城市。

記者統計，截至2013年8月，中國已有300多個城市、地區投入3000多億元建設智慧城市。而在這些示范城市當中，既能看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又有南京、青島、哈爾濱、大慶等二、三線城市。并且按照規劃，試點城市將經過3—5年的創建期。對此有專家預計 “十二五”期間用于建設“智慧城市”各方投資總規模有望達5000億，更有專家預測，未來十年，智慧建設市場規模將達到1.2萬億元。

不難看出，我國已經進入智慧城市建設起步階段，當然除了經濟上的刺激以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宏觀“布局”效應。對此，業內專家觀點基本保持一致。另外，有專家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推動下的智慧城市建設“貪大求全”布局，讓整個戰略遭遇“紙上談兵”新尷尬。

經了解，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推動下，各個地市政府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社區、智能稅務、智能醫療、智能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智能城市建設計劃紛紛出爐，呈現全面出擊狀態。但這些在國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員唐斯斯看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不理解智慧城市的內涵，從數字城市、無線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設，只是換了標簽，弄個新概念，而這樣的結果可能會導致什么領域都難以突破。

國務院物聯網領導小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同樣也認為，當前我國的智慧城市還沒有一套完善的標準，通往智慧的道路還很長，關鍵在于獲得試點后，真正往智慧的方向去發展建設。

鄔賀銓院士的這一看法同樣得到了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寧家駿的認同。他曾表示，一些城市在組織智慧城市建設中，很少關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城市特點，與當前需要重點解決的關鍵問題，有一些城市盲目的模仿其他的城市，跟風建設，把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有些地方甚至連什么是智慧城市都沒有搞清楚，卻把旗子舉得非常高，當做政治口號在宣揚。”

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按照住建部想法，將在3年~5年的創建期后對智慧城市進行評定，評定等級由低到高分為一星級、二星級和三星級。“這或許成為評定智慧城市成果的一個標準，然而這個標準的評價體系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各地只能摸索前進。”數字政通副總裁邱魯閔對記者說：“現如今，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很積極，但對于服務商而言，國內還沒有一家公司能夠拿出有操作性的、完整的智慧城市一體化解決方案。”

“智慧城市涉及很多方面，我們需要慢慢來！”邱魯閔還強調：智慧城市落地不是概念性的落地，而是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案、產品、業務、服務、創新商業模式等完整產業鏈的落地。但無論怎樣，得有“抓手”才行。

明確抓手，智慧“破局”在于城市管理與社會管理

什么才能稱之為智慧城市的“抓手”？

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認為，“智慧城市落地和執行，應該先從民生保障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具體項目上尋找突破。”并且建設智慧城市需要從解決城市實際問題入手，智慧地規劃和管理城鎮，智慧地配置城市資源，優化城市宜居環境，提升城市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最終增強市民的幸福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此外，他還指出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要點：一是從政府角度看，要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和“快治病”，保障城市健康和和諧發展；二是從企業角度看，利用智慧城市技術手段，提升企業自身運營效力、降低運營成本、提升競爭力；三是從民眾角度看，讓民眾感受到“便民”、“利民”和“惠民”。

的確，只有尊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體現出“智慧城市”的價值取向，不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民眾。這一“要點”也得到了不少政府官員及權威專家的支持。

但通過調查發現，現實的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我國城鎮化問題越發明顯與尖銳，各種“城市病”與日俱增：人口膨脹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交通擁擠不堪，環境污染嚴重等等，尤其是最近屢見報端的“城管執法”、城市內澇、霧霾等問題，成為社會公眾最為關注的幾個方面。

“城市管理的復雜化制約著智慧城市發展，只有變傳統城市管理為精細化管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智慧城市落地問題。”這一主張與仇保興副部長的觀點不謀而合，他也曾公開表示：“優化數字化城管系統作為智慧城市的物理性公共平臺，智慧城管是創新社會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之前，“大政府”的概念一直以來比較深入人心，個別地方政府什么都管，也有的政府是不同部門分管不同的事。這樣長期以來，不是權力過分的集中，就是權力過于分散。而且個別城市管理者在建設智慧城市時，系統建設過于“豎井化”，猶如以前的“十三金工程”，不能互聯互通，這為智慧城市建設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數字政通副總裁邱魯閩向記者介紹：在傳統的城市管理上，存在四個弊端，一是發現問題多少沒人管；二是發現問題快慢沒人管；三是處理問題是否及時沒人管；四是問題處置到什么程度沒人管。“尤其是十二五后，老的城鎮化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困難又接踵而至，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精細化城市管理體系，從根本上實現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與現代化”。

為什么說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能夠成為實現智慧城市的“抓手”？

數字政通副總裁邱魯閩向記者介紹：采用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第一：可以博采眾長，不斷拓展網絡化管理模式。如今，網格化的模式已經在公共安全、道路安全、道路交通、社會管理、市政環衛、園林綠化、城管執法、海塘檢測等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且在以后的應用推廣中將繼續發揮網格化的管理。

第二：形成上下貫通的大城管體系。如：杭州市采取一級監督、多級派遣的管理模式，實現了從市、區、街道三級考評的模式。并實現了與1837個部門，并且深入到886個社區。可以說除了數字城管之外，沒有一個系統，能夠覆蓋如此多的單位。

第三：就是精細化管理。寧波和溫州推出的智慧城管，就形成了一個精細智能運行監控的體系，從最早的單純的監督員、發現問題，發展到現在通過很多智能化手段，實現一個城市市政、環衛、交通、治安、供水、供暖等方方面面的監測。

第四：深入細致的專項管理，從綜合到深化，提升處置執法水平。如：專門針對戶外廣告、工地、渣土清運等等，這些在專項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深化，專項管理也拓展到地上和地下一體化的層面。長期的運行，我們積累了一些基礎的數據，從而可為一個城市提供持續共享的公共信息庫。

在實例中，數字城管效應也得到了驗證，以我國第一個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北京市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系統”為例，系統正式上線運行后，統計表明，北京東城區實施的“數字城管”系統對城市管理問題的發現率達到90%，而過去只有30%左右，任務派遣準確率達到98%，問題處理率為90.34%，平均處理時間為7.5小時，而過去要一周左右，案卷處置結案率為90.53%，平均每周處置問題390件左右，處理問題件數是過去的5.4倍，極大地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因“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系統”在城市管理中取得的突出成效，得到了中央編辦、國信辦、國家科技部、住建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多位資深行業專家的高度評價，并被住建部命名為“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組織在全國城市推廣。

北京市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系統成功實施以來，上海、天津、重慶、太原、合肥等全國數百個城市相繼在數字政通的幫助下實施完善的數字城管系統，而且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數字化城市管理手段現如今已經成為城市管理者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方式與方法之一。同時，這也極大地說明了“數字化城市管理”作為智慧城市“抓手”的合理性與可行性。

邱魯閩還表示：除了自上而下的數字城管之外，數字政通還在積極推行自下而上的創新社會管理。通過網格化社會管理，我們把社區根據一定的面積劃分出若干等份，每個等份就像網格一樣，每個網格還有個管理員，這個小格子里的居民有什么事都可以找這個管理員，小到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大到醫保、社保、就業、工商、公安，都能“管得著”。

2012年，國內首個“社會管理”和“城市管理”相融合的建設項目在湖北荊門實施，這兩種管理手段同時實施，一方面實現了“社會管理”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細型管理”的轉變、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務型管理”的轉變。另一方面通過“人、地、物、事、情、組織”六位一體管理要素，使信息有效利用與融合，有利于城市管理者采集基層數據、社區群體的意見與想法，同時對維護社會秩序、制定城市管理適配政策、促進社會和諧、改善社會服務有著很大裨益。

在數字政通眼中，數字化“社會管理”與“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幫助政府全面地分憂解難，是“接地氣“的智慧城市業務。也正因如此，數字政通目前已經不僅僅為各地政府客戶提供核心軟件和系統平臺，而且能提供數字化城市管理監督一站式運營外包、地下管網、數字國土等服務。據了解，未來幾年，該公司會將業務延伸至智慧環保、智慧交通、智慧社會醫療等諸多方面。

“立局”：多元化形成智慧根系

讓業務多元化，一直都是國內IT上市公司發展的一個方向。不僅是數字政通，在國內，實施智慧城市建設的上市公司也都在朝著“業務”、“技術”、“應用”等不同領域多元化發展。

據業內人士介紹：在國內實施智慧城市建設的上市公司都有不俗表現。除上文提及的數字政通之外，像易華錄、萬達信息、華平股份、銀江股份等上市公司分別在智能交通、智慧醫療、平安城市、智能建筑等領域頗有建樹。而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三大運營商在基站、寬帶建設、移動互聯網等基礎設施方面持續投入巨資。

而對于各上市公司業務的拓展，市場人士指出：未來幾年，在智慧城市管理方面，包括地下管線與空間綜合管理、地下污水監測、供暖、水質監測、三維全景監控、數據交換共享平臺、城市公共基礎數據庫的建立、突發事件預警等；以及社會服務管理方面，包括平安城市、社區醫療、治安管理、智慧社區、城鄉規劃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數據，而這些都必然會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空間。

因此，智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本土企業的創新，更離不開物聯網、云計算、光網絡、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手段。也只有通過這些新技術、新產品與新應用，對公眾服務、社會管理、產業運作等活動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構建城市發展的智能環境，才能形成面向未來構建全新的城市形態。

IBM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國》白皮書中，是這樣定義“智慧城市”的：“能夠充分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于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作出智能的響應，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全面物聯，充分整合，激勵創新和協同運作是其四大特征。

通過以上專家的觀點，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正在通過“兩化融合”、“五化并舉”、“三網融合”等戰略部署，積極利用物聯網、云計算等最新技術，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同時，隨著城市智慧含量的提高，還能夠大大降低能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率，有利于推動向低碳化、可持續的生態文明城市轉型。因此，我們希望，未來數年間，中國各地有一批智慧城市必將拔地而起，真正實現“智慧中國”的強國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