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十月，光伏“5·31”新政再迎補充性說明、年度風能大會熱議平價上網，隨著平價腳步的臨近，金融行業對可再生能源的關注再度升溫。

現金流保障、電站資產評估標準等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各地又有哪些創新嘗試和突破?面對即將到來的“平價時代”，綠色金融能否迎來新的發展道路?

中國能源報記者

現金流問題有望獲突破

“可再生能源資產單筆金額普遍較大，而且期限通常都在8—10年之間，這些特點都是金融機構或其他投資者不喜歡的。特別是現金流的穩定性問題一直存在風險。”華潤租賃能源金融部總經理董峰談及今年6月公司發行的約10億元資產支持票據(ABN)產品，感觸頗深，“雖然最終發行成功，但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

董峰直言：“關于現金流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補貼。補貼發放不及時、不規律，這次到位了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時候到位，具體能到賬多少也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對項目的現金流進行準確預算。”董峰透露，為成功發行ABN產品，公司在整體項目資產中匹配了約30%的醫療資產，光伏資產占比調整至約70%。“此外，華潤租賃還在其中提供了回購承諾，才勉強成功發行，難度顯而易見。”

董峰講述的遭遇在綠色金融行業內存在已久。“對金融機構而言，可再生能源項目最大的問題就是現金流不可持續。”平安銀行綠色金融中心總經理陶忠維坦言，“在項目推進的過程中，我們和銀行內的各個機構特別是風控部門進行反復溝通，核心就是現金流。”

長期以來，現金流的諸多不確定性一直困擾著金融機構。隨著補貼逐漸退坡，以光伏、風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將逐步實現平價上網，現金流問題或迎來轉機。

“對于不再需要國家補貼的新增光伏資產，電量正常賣給電網，電網按月結算，現金流就會逐步穩定。屆時，綠色金融也將迎來一個黃金期，如果能夠將電站資產證券化并開發出相應的金融產品賣給投資者，這樣企業的融資成本就會進一步降低，企業可通過更多的低成本資金發展項目。形成良性循環。”對于存量資產，董峰也表示：“只要相應的補貼發放能夠有規律可循，有相對穩定的時間節點，那么金融機構在計算現金流時就有章可依，就可以較為清晰地評估風險。”

資產評價仍待標準化

在補貼問題逐步解決的過程中，利用電站運行產生的現金流，或基于此打包形成金融產品也正在成為二級市場再融資的重要選項之一。

“但受制于新能源項目的自身特性，這樣的融資模式依舊存在很多弊病。”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總裁助理李原表示，可再生能源資產的計價、估值模型在不同企業各有不同，在光伏行業表現尤其突出。“這一原因導致企業對電站價格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很多電站投資方抱怨價格過高，另一方面業主又覺得報價遠低于心理預期，行業內普遍存在評價標準不統一問題，項目評估難度因此加大。”

此外，李原表示，在電站整體價值評估過程中，還涉及電站未來收益。“這其中又牽涉政策問題、設備問題、運維問題和其他影響電站收益模型的問題。現階段，行業內還缺乏較為統一和相對公開的交易評價市場。”事實上，據李原透露，由于評價標準不一，很多項目的交易成本已經達到整個交易金額的3%—5%。“對于一些內部收益率只有8%—10%的電站而言，這樣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

對此，有光伏電站投資企業向記者表示：“如果光伏電站實現平價上網，那么無論是投資方還是業主對電站資產的價格預期都會發生變化，這時候就更加需要統一、透明的評價標準。”

地方政府已有探索嘗試

面對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各類風險，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嘗試推出一些防范性的政策措施。

“對來花都區開設分支機構的各類金融機構，如果出現相應損失，我們會給予20%左右的補貼。”中國人民銀行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廣州花都區金融局副局長吳清源指出，對于花都區的新型綠色企業，還會給予一定的稅收和信貸補貼。

“因為很多做法都還在嘗試，必然會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便是綠色企業和項目的認證標準問題。目前，首批綠色認證項目已經公開，但相關綠色認證標準還沒有公開，很多細節無法統一 。此外，僅有線性的價格體系和財政補貼，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還不足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進入。當然，這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此外，吳清源也指出，對于綠色金融的相關政策，目前還缺少適應性較強的法律法規。“通行的法律法規有時不能完全解決綠色金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例如在綠色建筑領域，由于牽涉部門較多，急需在立法層面將參與部門統籌起來，既能夠提高效率又能解決各方存在的問題。再如針對綠色信貸推出政府獎勵，相應的檢查和核實權限基本都在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地方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監管權限。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完善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