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經濟的全面發展，需要新的財富觀。
信息是財富，這個判斷是對的，但它不等于我們這里說的財富觀。因為信息是財富，一方面針對的只是財富的局部，而保留了財富整體的原有定義。比如，財富（GDP）定義不變，信息只是加入到GDP之中，作為財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針對的只是投入，比如把信息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而我們說的財富是產出，要追問信息投入進去，對產出的性質有何改變。這兩個方面的現有觀點，都需要突破。需要重新論證的不是信息本身是不是財富，而是信息與財富（國民收入）具有何種內在關系。
新的發現
我有一個無意中的發現，大家看看有沒有道理。我發現歷史上每當重大的產業革命發生時，財富觀都會發生一種有規律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把上一次產業革命的財富，當作特例，納入到一個放寬的條件中重新計量。其中規律是，以流量為通則，存量為特例，把原來的財富流量，當作新的存量這一特例，乘上一個新的比率（通常是新定義的價格），形成新的流量概念。這可以完美地解釋上面提出的問題，GDP減速，財富表面上（存量上）是減少了，但實際上（流量上）可能增多（而信息化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
讓我們驗算一下這個規律準不準：
農業產業革命對原始實物經濟的一種財富上的突破，表現為實物存量，變為實物流量。原始實物經濟的財富觀里只有貨物數量（存量）的概念，沒有價格（比率）的概念。因為它只是物物交換的經濟，價格在其中不起作用。
農業產業革命時代，財富的定義為（在費雪方程中，以下的Q為T）：
Y（國民收入，流量）=Q（總數量，存量）×P（總價格，比率）
按新財富觀，并非東西越多財富越多。價格反映出，東西少了，如果價值更高，財富會更多。
工業產業革命對農業產業革命的財富定義上的突破，表現為把實物流量當作貨幣存量（M）這一特例，加上了貨幣價格水平（V），形成新的財富計量。
工業產業革命時代，財富的定義為：
Y（國民收入，流量）=M（總貨幣數量，存量）×V（總貨幣價格水平，比率）
在這里，同是價格，P是實物價格，而V是貨幣價格，為避免歧義，把貨幣的價格，統稱為價格水平，意思是價格的價格。實際對應的是貨幣流通速度（如利率與存款準備金比率）。
仔細回憶一下，這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第一次發現出來的。此前，工業產業革命雖然已發生很久，但人們并沒有從財富觀上找到其中規律。在凱恩斯之前，從費雪到魏克賽爾，流行的一直是貨幣數量說。貨幣數量說是假設V=1的各種學說的大雜燴（如現金交易說、現金余額說等）。
凱恩斯所持的是收入說（即流量說）。在他的觀念中，實際看出專業經濟學家給政府出主意時之所以缺乏針對性，是因為把財富僅僅定義為他眼中的存量（M）。凱恩斯精明地算計到，在影響Y的五個變量中，“只有五個變量中的一個，即貨幣數量，能由國家的貨幣政策所掌握”。他的對策是把存量分解為M1和M2，分別調節其價格水平（準備金比率和利率）。
到此為止，我們發現的規律與實際都是對得上的。
揭開底牌
大家都知道，凱思斯是給政府出主意的，他的政策主張是政府干預。但不一定了解的是，凱恩斯政策主張背后，是財富觀的革命，是從農業產業革命時代的財富觀，升級到工業產業革命時代的財富觀，以新財富觀作為政策背后的理論基礎。今天中國GDP降速了，我們給政府出主意，不能就事論事，可以借鑒凱恩斯深至財富觀進行政策計算的思路。
好啦，回到我們的主題上，就此揭開底牌
信息產業革命時代，我們可以將財富定義為：
Y（國民收入，流量）=B（總信息價值數量，存量）×H（總信息價格水平，比率）
所謂總信息價值數量B，不是指信息產品的總價值量（即信息是財富要表達的東西），而是指全社會以信息形式表現的總的信用價值量。H通俗地講，對應的就是經濟發展總的質量水平。它是（實物）價格的（貨幣）價格的（信息）價格，即信息流通速率，即信用水平。經濟泡沫，就是指信用水平低下，導致總信用不足以兌現為同等的貨幣收入或實物收入。
如此一來，當前的中國經濟迷局，就有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沿信息經濟方向的新解答。
出乎意料的解釋
GDP什么時候在增速降低時，反而成為好事呢？
如果我們在定義財富時，腦子中有信息經濟這根弦就不同了。
我們可以認為：工業經濟的財富（貨幣化的Y，即GDP），總體上是信息經濟的財富（信息化的Y）的一個存量上的特例，即相當于設定H=1（即質量——或“質的量”——不變，即高質量與低質量被等同看待）時的存量財富。信息經濟全面發展的財富本質，是把這個存量變成流量來看待。
這是一個與政府干預不干預完全無關的凱恩斯式的解題思路。
在現有財富觀中，PT=MV（費雪方程）這一點沒問題，問題出在Y=MV=B這一點上。由于從信用角度只是把財富當作存量看，GDP當然是越高越好；但在信息經濟主導的財富觀Y=BH中，一個較低的GDP存量，乘以較高的質量的“價格水平”，同一個較高的GDP存量，乘以較低的質量“價格水平”，從流量觀點看，還不見得哪個財富更多。以往以存量定義財富有欠缺，它助長GDP導向的問題出在缺乏質量條件約束。
我在上一篇《服務業與整體經濟增長關系的悖論》中，已梳理了美國學術前沿將信息技術投入產出、服務化、GDP減速、質量與差異化等表面不相干績效因素完全一致起來的文獻思路，在此不再展開。要告訴大家的只是，這里的質量指數H，實質就是信息指數。正如凱恩斯能從工業革命的核心——貨幣水平——來思考頂層政策問題一樣，在工業化即將完成的最后時刻，我們必須從信息革命的核心——信息水平——來思考頂層政策問題。
在政策上，這意味著，如果信息經濟的全面發展，不光是指增加GDP存量，而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一個較高質量而較低存量（無論是絕對值還是速度）的財富組合，在財富流量上不是降低了，反而是提高了。片面追求GDP數量增長的財富心結，就此就可以打開了。
誰在這么想？
2008年，法國總統薩科齊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和阿瑪蒂亞。森成立“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專門研究修改GDP。得出的結論與此類似。
斯蒂格里茨與阿瑪蒂亞。森在概括報告的要點和建議時說：“在某些國家和部門，提高‘產出’與其說是提高數量的問題，不如說是提高商品質量的問題。記錄質量變化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對于衡量實際收入和實際消費等一些決定人們物質幸福的關鍵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低估質量提高等同于低估通貨膨脹率，進而低估實際收入。”
顯然這與我們上述思考是同方向的。第一，同樣是以思考流量（收入）為方向，反對限于存量計算產出；第二，同樣是把數量作為存量，而把質量作為比率；第三，同樣把這個比率與某種價格水平（在這里是通貨膨脹率）相等同。不同僅在于“等同于低估通貨膨脹率”并沒指出誰在“等同于”，而我們明確指出是信息的價格水平（信息流通速度），在對貨幣價格水平（如通貨膨脹率）進行調節。這相當于把凱恩斯當年區分相對價格與絕對價格的方法又借鑒了一遍。
新的思路同現在一般思路在某些方面是相反的。例如現在論證信息技術及其產業化和應用的貢獻時，總是在論證它對GDP總量增加和提速貢獻了多少。但新的思路可以論證相反的事情：由于信息經濟的全面發展，GDP降速甚至總量減少，可能意味著財富增長。這對當前的中國經濟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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