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資本主義“交換價值”體系中，“本質的關系是，工人不占有產品中的任何份額，他同資本家的交換，不是使他能分享產品，卻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產品本身”——這些“分享”理論可成為研究當今物聯網的重要資源，也可以成為我們深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美學基本精神的重要視角。

理論創新與實踐轉型的重要動力之一，是來自科技革命與創新所推動社會生產方式的新變和轉型。當下蓬勃發展的物聯網生產方式，正在推動“消費時代”向“分享時代”轉型。與消費時代相伴的是理論上的“De-”時代，即解構（deconstruct）一切的時代；而分享時代正在推動理論走向“Re-”時代，即重建（reconstruct）的時代。筆者曾用“審美生產主義”描述“消費時代”重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指向，現在用“審美分享主義”來勾勒物聯網“分享時代”重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指向；而“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與“社會共享”的統一，乃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也構成了基于共產主義理論的美學思想的基本點。

“分享主義”主導“物聯網”價值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是一個表述新生事物的新詞，2010年前后西方學界才開始出現探討物聯網的理論著述。《周易·系辭》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大抵可用來概括當下全球物聯網相關認知狀況：電商、移動支付、免費軟件、免費Wifi、Uber、滴滴打車、自媒體……凡此種種與物聯網相關的新生事物，全球“百姓”皆在“日用”之，但卻“不知”其中之“道”，而研究物聯網之“道”的中外“君子”們，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美國物聯網專家凱文·凱利的《必然》一書用12個關鍵詞概括物聯網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中之一就是“共享”（sharing），并提出與之相關的“網絡共產主義”（dot-communism）和“數字社會主義”（digital-socialism）的概念。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出版著作《零邊際成本社會：物聯網、協同共有與資本主義的黯然失色》（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把物聯網經濟稱為“分享（sharing/sharable）經濟”。由是，我們可以把這種能夠體現物聯網之“道”的“分享（共享）”價值原則概括為“分享主義”（Sharism）。

里夫金指出，主導物聯網的“分享價值”（sharable value）、“使用價值”（use value）將逐步取代主導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利潤將隨之枯竭，資本主義也將隨之滅亡——這與馬克思的分析存在相似之處：一旦“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資本主義“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這段話出自馬克思“倫敦手稿”，該手稿還指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勞動預先具有的共同性決定著對產品的分享”，“一開始就包含著單個人分享共同的產品界”，“生產的社會性”使“個人分享產品界”。馬克思還指出：在資本主義“交換價值”體系中，“本質的關系是，工人不占有產品中的任何份額，他同資本家的交換，不是使他能分享產品，卻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產品本身”——這些“分享”理論可成為研究當今物聯網的重要資源，也可以成為我們深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美學基本精神的重要視角。

馬克思主義美學具有“共享”精神

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及1980年代以來中國“實踐美學”視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寶典，而他們在具體闡釋過程中，對手稿的整體語境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偏離。“私有財產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表現，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黑格爾有“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之說，而馬克思講的是“私有財產的運動”的感性表現。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而當“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義性質”后，“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別人的感覺和精神也為我自己所占有”——顯然，馬克思在這里說的是一種“可分享性”（sharive)占有，而資產階級對財富的“占有”的特點則是“排他性”（exclusive）。

“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所獲得的享受是一種“社會的享受”——康德美學的“共通感”實際上對此也有所揭示，“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與康德所謂審美“非功利”也有相關性，而跟康德等西方美學家的重要分野在于：馬克思始終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來討論這些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美學”把“自然人化”等只言片語從“私有財產的運動”這一基本語境中抽離出來而加以孤立闡釋，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顯然有所偏離。

從“剩余價值（自由時間）流轉”角度對“私有財產運動”加以深入考察，標志著馬克思整體思想的成熟——對于其美學思想來說同樣如此。“由于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是：“社會的自由時間是以通過強制勞動吸收工人的時間為基礎的，這樣，工人就喪失了精神發展所必需的空間，因為時間就是這種空間”。非勞動階級獨占“自由時間”，使自身藝術天才獲得發揮；勞動階級分享“自由時間”的權利被剝奪，從而也就“喪失了精神發展所必需的空間”，他們的藝術天才因此受到壓抑——而私有財產被積極揚棄、非勞動階級對自由時間占有的排他性被揚棄后，“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廣大群眾曾被壓抑的藝術天才隨之得到解放和發展。

馬克思把作曲等藝術視作“真正自由的勞動”、“自由的生命表現”：“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對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人的關系，那么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那你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美學家卡西爾有相近分析：“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果不重復和重構一件藝術品借以產生的那種創造過程，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件藝術品”——欣賞者發揮出自身生命創造力，才能真正獲得真正的美感享受，這種美感享受既是對欣賞者自身生命創造性（生產性）的一種證明和肯定，同時也是對創作者所物化在作品中的生命創造性（生產性）的一種證明和肯定。私有財產及一般意義上的財富不過是人的勞動或人的生產性力量的物化形態而已。在此意義上，藝術作品當然也是一種財富，其可分享性與生產性的相互提升，可以說，正是一般社會財富的可分享性與人的生產性相互提升的部分體現——而這構成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正面經驗基礎——不再談“共產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顯然偏離了這一基本精神。

從中國當下狀況來看，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的重大命題，習近平強調：“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而“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共產主義將“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基于自身實踐經驗，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性發展，在國際共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這也可以成為“審美分享主義”建構直接的理論基礎，從美學角度推動社會主義“共享”理論研究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