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新供給”推動中國經濟新增長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中國也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的關鍵期。在這歷史轉折階段，一方面要對傳統增長動力進一步挖掘，通過模式重構，結構調整、路徑優化、產業升級改革“存量經濟”；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興增長力量，發展“增量經濟”，釋放“新經濟”增長動力。因此，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勢在必行。

——亞夫

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我國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2%-3%的增速高出約4-5個百分點。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老供給”動力不足，舊常態模式難以為繼

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我國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2%-3%的增速高出約4-5個百分點。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1．傳統要素增長紅利放緩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表現出“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顯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經濟GDP平均增速為3.68%，同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10.6%，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左右。然而，近年來隨著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空間逐步縮小，技術追趕和要素轉移的步伐相應放慢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

一是“高投入”難持續。以資本投入為例，中國35年來保持較高的資本形成率，特別是2000年以后，資本形成率呈現快速上升勢頭，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個百分點。與國際比較，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難持續。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現有的經濟合作模式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目前來看，中國單位GDP能耗盡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為高收入國家的1.8倍，中等收入國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難持續。增量資本產出比顯著提高，投資效率嚴重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下降的內在要求。雖然通過加快投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也可能帶來投資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據測算，2005年，每新增一個單位GDP，需要增加投資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進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資本產出比已經上升到4.3元的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難持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進入到下降階段，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進一步下降甚至負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2012年末減少345萬人，2013年進一步減少227萬人。根據人力模型預測，“十三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平均每年減少200萬人左右。

近年來，影響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已發生了明顯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1978-1994年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間的31.8，并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2015年間的28.0%。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增長所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的升高。在上述三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45.3%提高到64.7%，并預計提高到65.9。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2．傳統“三駕馬車”增長動力放緩

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總需求由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需求、凈出口三大部分構成，資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稱為投資需求。2012年以來，傳統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勢。數據顯示，2012-2014年，投資增速回落4.9個百分點，消費增速回落2.4個百分點。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負拉動更是延續了幾年。2009年負拉動4.1個百分點，2010年負拉動1.4個百分點，2011年負拉動0.8個百分點,2013年負拉動0.2個百分點，2014年小幅拉動0.1個百分點。現實需求 “疲弱”掩蓋著巨大的潛在需求無法實現的現實，實際上反映的是經濟供需結構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其背后的實質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和經濟結構調整滯后的問題。

首先，從影響消費需求增長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費模式等因素影響個人消費需求增長之外，在我國總供給結構中，長期以來依靠政府提供的各類公共產品一直處于短缺狀態。同時，消費市場環境有待改善，社會保障等制度類公共產品與服務有效供給明顯不足。此外，目前，中國缺乏一套合理的資源稅體系和國有企業紅利分配制度，諸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可以由企業支配，導致企業未分配利潤越積越多等等，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約了可持續消費的增長。

其次，從影響凈出口需求增長的因素看，近幾年，發達國家欲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貿易競爭主導權，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制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勢, 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

當前，國際產業競爭與合作的態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和服務貿易協定（TI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除傳統貿易救濟之外，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援助、政府采購等形式隱蔽出現，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目前，TPP已經達成協議，勢必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最后，從影響資本形成需求增長因素看，受制于供給端因素約束，消費需求與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資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別是引致對市場極為敏感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顯著下降。進一步分析，投資品的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也是投資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國機械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設備、精密機床、高檔發電機等高端產品50%以上都需要進口，國內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60%以上都是外資企業生產的，許多關鍵設備、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外資手中。一些中間產品、重要原材料國內也沒有形成有效供給能力，固定資產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應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難以滿足，資本形成需求面臨著供給方面的硬性制約。而低技術水平基礎上形成的投資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因此，中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通過創新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經濟從原來的“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轉型，著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推動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新供給”發力，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紅利

在傳統要素紅利和“三駕馬車”動力減弱的新常態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尋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源和動力轉換問題。事實上，中國新舊供給結構仍處于失衡狀態，新供給不足，老供給過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一切知識、勞動、資本、資源，創新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體人民，其發展的新思路就是要從供給側挖掘增長和改革潛力。

一方面，提升資本總存量/人均資本存量存在較大空間。從資本總存量、人均資本存量維度來看，中國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資本積累仍有空間，仍需要通過投資提升資本存量。

當前，中國技術創新的“追趕窗口”正趨收斂。全球各國展開戰略創新競賽。金融危機之后，主要經濟體圍繞新一代互聯網、生物技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展開了新一輪增長競賽，紛紛推出各自的創新增長戰略。全球制造業升級而不是回歸。不論歐美發達經濟體還是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全球制造業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層級邁進。特別是隨著全球智能網絡將繼續快速發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絡制造、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快速興起，中國戰略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類似于傳統產業那樣的技術差距和技術鴻溝。為此，需要推動我國制造業開展廣泛的、持續的技術升級改造投資。同時，大幅提升制造業的研發投資強度，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必須通過改變投資領域、方式和主體，將之引導到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以人為本的設計總體政策框架。在資源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一是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改變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的失衡現狀，進行大規模的農民工培訓和素質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以適合未來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即經濟增長與就業匹配之外，還要實現勞動力升級與轉型匹配。二是通過健全良好的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據市場經濟運作中的“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規則”，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的合理機制。三是通過社會、養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

培育中國 “新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十三五”時期正處于關鍵歷史機遇期，也是動力切換、結構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時間節點，必須下大力氣挖掘培育一批“新經濟”的動力群，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

（一）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支撐我國實施新一輪全面對外開放大戰略，構建開放型經經濟新體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須樹立“大開放觀”，實現從被動向主動轉變，從外圍向中心轉變，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從大國向強國轉變的“四個轉變”，全面構筑中國全球競爭新優勢。

1、以構筑全球自由貿易網絡為重點的自貿區戰略

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的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競爭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第一，中國應以開放的心態和迎接機遇的眼光看待TPP發展。加快推進中日韓FTA、“10+3”和“10+6”，以及RCEP框架的建成，確保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的穩步推進，加強同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雙邊經濟合作。

第二，以高標準為目標倒逼國內經濟改革，完善要素市場體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環保能源資源標準，保護勞動權益和知識產權，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國內消費能力、打破國企壟斷，開放市場競爭。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標準在上海等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甚至可以待國內自貿區成熟后，在適當的時機加入TPP。

第三，圍繞TPP和RCEP形成一個“傘形協定”。可在關稅減讓、服務業開放、知識產權規則等方面設定介于TPP和RCEP之間的中間標準水平，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亞太自貿區（FTAPP）。

最后，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區網絡，逐步形成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推進亞歐經濟一體化進程。

2、全面深化“走出去”戰略實現從GDP到GNP的新跨越

隨著2014年我國首次成為“凈資本輸出國”， GDP或GNI已不足以真實反映國民財富能力，應更注重GNP指標。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積累的對外金融資產達5萬多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只有8800多億美元。深化“走出去”戰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將要素稟賦優勢升級形成對外投資新優勢。通過資本輸出帶動我國全球貿易布局、投資布局、生產布局的重新調整，進而推進國際產業鏈和產能合作能夠創造出巨大的增長空間。

3、把“服務貿易”作為實施貿易強國戰略的突破口

2014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6043.4億美元，同比增長12.6%，但我國服務貿易“大而不強”。入世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增長了6.5倍，但從規模或比重看，我國還不是一個服務貿易強國。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的比較競爭優勢主要集中在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傳統行業，在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處于明顯的競爭劣勢地位，服務貿易結構嚴重失衡，也導致我國成為全球服務進出口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就國際競爭力而言，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數遠低于美歐等服務貿易出口大國。

應把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服務貿易比重，增強“中國服務”國際影響力，作為“十三五”重大任務。把2020年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量比重提高到20%，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擴大服務貿易規模，著力推進服務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擴大準入，實現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平等競爭與合作，促進我國服務業競爭力的增強。要牢牢把握服務外包的機遇，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以培養服務外包龍頭企業為重點，以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為依托，改善基礎條件，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的服務外包。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一些國家對中國服務貿易的壁壘。

（二）培育“雙創”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正處于新的結構轉型期，創新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核心戰略。近年來主要國家提出科技戰略的頻率之快、層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發達國家創新戰略出現重大調整。新興經濟體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都紛紛提出了本國的創新發展戰略。

在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中國新一屆政府也把“雙創經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視為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引擎。新常態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較優勢大大降低，要獲得新的發展動能，關鍵在于放開市場準入，充分釋放民智民力。

一是構建產學研合作體系整合創新資源。目前，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面臨著“需求與能力相矛盾”的尷尬，大學和科研院所雖集聚了大量科技資源和人才，但產學研之間基于利益驅動的自愿協同創新尚未廣泛成型，銜接配合不順暢。因此，建立共享基礎設施，加快技術轉移的激勵體制機制，防止人為技術壁壘和行業壟斷，推動產學研合作有助于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二是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條。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科技資源，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下游的核心、關鍵以及共性技術進行攻關，通過創新鏈驅動，突破一批關鍵技術，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以創新鏈為引導，增強傳統優勢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擁有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傳統企業集聚優勢資源加速發展，著力打造一批具有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從而帶動整體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全力打造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進一步簡政放權，通過設立投資負面清單、政府權責清單和監管清單的方式明確政府和市場權限，為創業創新創造法制環境、改善監管環境、掃除體制機制障礙。同時在創客空間、創新工廠等孵化模式基礎上，大力發展市場化、專業化、集成化、網絡化的“眾創空間”，實現創新與創業、線上與線下、孵化與投資相結合，為小微創新企業成長和個人創業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開放公共服務平臺，大力釋放經濟增長活力。

四是建設支持創新創業的投融資體系。發揮政府創投引導基金和財稅政策作用，推進風險資本基金、成長貸款基金、創新基金，實施研發種子資本計劃，建立科技創新銀行，發行科技債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可設立國家創新保險基金，不僅可以解除融資抵押的約束，避免借貸抵押對中小創新者產生的擠出效應，有利于大型研發投入，也有利于中小創新項目對資金的需求，全社會的創新效率將因此得到提高。

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趨勢日益明顯，技術在全球流動轉移日益活躍。在創新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必須積極構建跨國技術轉移平臺，幫助企業鏈接全球資源和市場，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構筑從國家創新系統到全球創新系統的政策支持體系。

（三）培育信息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一是信息和數據存量和增量巨大。中國是全球互聯網用戶、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擁有龐大的數據生產和數據消費的主體。全國4G用戶數超過了2.5億戶，移動互聯網的用戶數達9.37億戶。根據IDC發布報告，中國2013年的ICT開支為1790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173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ICT市場。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場，其規模是中國市場的三倍。

二是信息經濟增長速度和體量規模可觀。工信部電信研究院近日發布的《2015中國信息經濟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信息經濟規模同比名義增長21.1%。信息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的測算，同期美國、日本、英國信息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69.4%、42.2%、44.2%。2014年我國信息消費的規模是2.2萬億，同比增長28%，帶動GDP增長0.64個百分點。按照發展趨勢看，今年信息消費的增長速度都超過GDP增速的三倍以上，信息消費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動力和新亮點。

三是信息經濟與產業融合發展將釋放出巨大能量。信息經濟與產業融合將形成下一代制造業形態、下一代貿易形態、下一代物流形態，對傳統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進行全面、系統重構。埃森哲的報告顯示，產業物聯網將尤其推動成熟市場的經濟增長。到2030年，產業物聯網的資本投資及其帶來的生產率提升將為美國累積貢獻GDP為6.1萬億美元。中國將有望從產業物聯網中實現更顯著的經濟效益。如能落實支持產業物聯網發展的各項措施，到2030年，中國累積GDP將增加1.8萬億美元，相應GDP較常規預測水平提高1.3%。

（四）培育服務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我國正處于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服務業是關聯度極廣、滲透性極強、社會效應極大的綜合性產業門類。當前，中國已進入服務業高速發展的軌道。近些年來，傳統制造業產業鏈不斷擴展和延長，其覆蓋范圍逐漸從加工制造領域延伸到了服務領域，制造和服務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制造和服務逐漸相互融合，全球生產經營活動日益被納入到全球生產服務體系。服務在企業產值和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新趨勢。

從未來的政策著力點看：一是大幅提升生產服務性要素的供給能力。由于我國生產性服務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必須通過外部進口先進的生產者服務來滿足國內不斷上升的高端生產性服務要素需求，增強信息、研發、設計、物流等生產性服務產業國際競爭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務消費的比重，促進消費升級。從物質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三是大幅增加對服務類公共產品投資。建立服務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機制。通過PPP等形式，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健康、文化、信息等領域的社會投資。四是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著力打破服務業領域壟斷。破除推動服務業的行政壟斷，推動監管制度創新，加快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

（五）培育價值鏈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1、加大向戰略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投資，促進價值鏈全面升級。我國制造業的過剩產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環節，而高端制造業產品則是突出的供應不足，裝備制造、船舶、汽車、鋼鐵、建材、石化等九大主體制造業均是如此，這就構成未來的巨大投資空間和增長空間。

首先，把制造業發展重點逐步轉向高端制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端產業投資力度有很大的擴張空間，必須高度重視高端裝備制造業及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加大智能制造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產業投資力度。

其次，推動我國制造業開展廣泛的、持續的技術升級改造投資。我國制造業投資過去幾十年以擴張產能為主，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屬于薄弱環節，如2012年，我國36.5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新建項目達到25萬億，技術改造額度僅為5.2萬億，技術改造和新建項目比值，從1995年的40%，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進一步下降至20%。這就意味著我國未來基于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的投資需求會非常巨大，投資增長仍存潛力。

再次，大幅提升我國制造業創新研發投資強度。2013年我國制造業研發強度為0.88%，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值為期末達到1.5%，而美國制造業研發強度為3.35%，差距十分顯著。中國關鍵產業的研發強度明顯低于領先國家，美國制藥產業為24.5%，電子計算機、通訊、電子設備產業為14~19%，交通運輸業（除汽車）為11.5%；而中國相應的研發強度分別為1.63%、1.51%、2.18%，未來必須下大力氣徹底改變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2、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對全球資源和經濟的控制力，獲取更大的貿易利益，就必須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圍內有一定競爭力的本土跨國公司。支持企業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生產要素，發展和延長國內價值鏈。政府除了財稅、金融、貿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應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設立相應的貿易促進機構，為企業搭建國際貿易網絡提供綜合性服務平臺和境外貿易合作區建設。

3、著力增強零部件以及裝備制造業，增強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中間品進口大國之一。在最大限度促進零部件進口技術溢出的基礎上，政府應該制定政策引導國內企業加強零部件產品的自主創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國本土企業的零部件生產質量和工藝，走出我國核心零部件過分依賴國外的困境，突破“為出口而進口”的被動貿易模式；另一方面，促進產業內分工發展，通過“強基工程”，以“制造業2025戰略”為核心和重點，全面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水平。

（六）培育綠色經濟及其政策著力點

2015年5月，我國首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這是就生態文明建設做出全面專題部署的第一個文件，是對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會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落實，也意味著大力發展生態經濟發展作為一項重大國策被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