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印發的 《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健康服務信息化”幾個字似乎能夠讓正在移動醫療領域 “摸著石頭過河”的軟件商們興奮起來，近年來，互聯網在醫療領域的發力引人關注。手機問診的模式是否會成為未來醫療服務領域炙手可熱的資本寵兒？國內的手機問診最可能在哪些領域取得成績？當醫療健康服務走向指尖，哪種商業模式可以繞開標準難題？健康服務業發力移動端

事實上，即使在最需要經驗的領域，醫生的工具們也正在悄悄發生著變革。當你花費數個小時排隊，醫生開出的處方卻是根據手機上臨床治療數據庫里的大數據算出來的，你是否會覺得其實有些例行檢查在家里就完全可以實現？Epocrates就在做著這樣的事，這個軟件主打藥品資料和臨床數據庫，在2012年的收入為1.2億美元。

想想打開手機之后，你近期的血糖、血壓、心臟監測等數據已經通過軟件制成的表格發送給醫生，比你口述的更準確，那么，或許對于許多慢性病來說，醫院的壓力就要小得多。

跟我們傳統印象中老年人消費品質過低不同，在日本，單身老人每月的平均支出為 15.383萬日元，這個支出甚至遠高于其收入。當然我國的老年人消費在人均數額上或許目前還難以達到這樣的數字，但隨著社會老齡化的到來，越來越多的富裕階層逐漸步入老齡，投入在健康方面的消費將難以估計。

其實在線醫療作為醫療服務業的組成部分，已經在醫療資源昂貴的國家施行多年，而將其植根于手機上，則是近幾年IT巨頭們推波助瀾的結果，例如谷歌通過旗下的風投Google Ventures，在生命科學、健康和醫療領域里表現的相當活躍。2012年，已經有9%的美國成年人使用移動醫療程序跟蹤或管理自己的健康問題。 “細分”者未必“小眾”

至少在國內消費者眼中，醫療類App還仍然是一個未知的領域，國內由于制度的藩籬，脫離醫院的診療想要建立信任機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這并不耽誤醫療類應用在某些細分領域的“輕問診”層面給市場帶來驚喜。

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中，消費模式被簡化成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符號效仿，或許對于正在崛起的醫療服務消費也是這樣，企業先畫出它所期待的用戶畫像，再用相應的服務去滿足這類用戶的需求。這個領域是“細分”的，但未必“小眾”，甚至可能由于其專業方面的需求更多，而是一款“大眾”產品。

跟歐美等國家不同，國內在移動醫療領域，做得最好的并非大而全的問診社區，而是某些細分領域的杰出作品，例如專注于女性健康領域的“大姨嗎”，專注于糖尿病領域的糖護科技等。這或許跟國內的醫療制度有關。相比“診斷—治療建議”為主的模式，資本更青睞那些風險更小的行業，因為或許可以避免潛在的醫療風險——例如診療之中的醫療糾紛。

然而做好一個細分領域并建立起一定的付費機制，這似乎是一件比拿到風投更艱辛的事，健康咨詢類產品的一個重要特質 （甚至是用戶要求的默認要求）就是可靠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消費者信賴感。但以廣告為生的傳統健康咨詢網站，如果直接移植到手機上，則會用過多的廣告破壞這種信賴感。目前國內較為優秀的問診式App都在拒絕廣告，而期待一種付費問診的模式來解決盈利問題。或者銷售可以連接軟件、監測自身健康數據的硬件，也成為另一種補貼方式。法律和標準或應先于服務

國內互聯網醫療健康領域的問題更多集中于目前沒有相應的制度和標準。早在1987年，美國就組織了對 “衛生信息傳輸標準”這一戰略技術的開發與推廣，從克林頓總統時代開始，美國展開了一系列的立法，要求醫療機構盡快進入數字時代。尤其是針對農村地區的遠程醫療，對于降低治療費用、縮短診斷與治療的時間等都有顯著效果。

國內的在線醫療和移動醫療興起，盡管近幾年飛速增長，但仍然處在對商業模式的探索階段。很多國外能夠實現盈利的商業模式在我國還難以實現。ZEO公司銷售的腕帶和頭貼，能夠通過藍牙和手機相連，給出睡眠質量的量化評分，并提供個性化睡眠指導，并推薦藥品。看似已經是最邊緣的 “睡眠質量”這種健康領域的問題，但當軟件給你“開藥”，就不得不將它看做一個醫生。在國外，醫療軟件向藥企收費，或者提供病人大數據給藥企，都是十分正常的模式，但在國內，并沒有相關法律可以作為依據。在美國，對病人信息安全性要求很高，有專門的HIPPA法案規范信息的使用和傳輸。在國內尚無標準的情況下，信息安全也是問題。

另外，我國醫療器械領域的監管還是較為嚴格的，智能產品是否能夠進入這一領域并獲得審批，需要有強大的硬件制造能力的支撐。其次，醫療行業對于廣告的管制十分嚴格，在這些App上能做廣告的只有OTC類產品，而實際上處方藥（包括器械）的銷售額和利潤才是整個行業中比例最大的部分。這些都有待關注這個領域的部門給出更細化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