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開創性的美國國家數據中心提案出爐，現在，我們距離這一里程碑事件已經50年了。

提案描繪了一個宏偉計劃的輪廓，美國政府將創建并存儲公民的詳細資料，從指紋、稅務檔案、教育經歷到犯罪記錄，無所不包，所有這些都將存儲在一個單一的聯邦數據中心中。更重要的是，提案建議將這些記錄存儲在磁帶上，這樣，可以方便地檢索查看記錄，供權威機構“研究”。創建一個我們現在認識的電子數據中心，在當時，這是個驚人的宏偉愿景。

站在今天看，這一提案中有很多是我們熟悉的，盡管底層技術早已發生了超越我們認知的改變。電子存儲的基本前提是相同的，但是數字化技術的出現，例如閃存，意味著政府和企業都可以存儲更多的數據，而且比1965年時便宜很多。現在，被捕獲和分析的數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通過大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實時洞察，并造福于我們的周遭。

然而，有一點很有意思，值得提出：過去半個世紀中數據捕獲的倫理是怎樣變化的。由于擔心隱私，國家數據中心提案最終于1968年放棄：美國政府擁有如此多的公民個人數據，當時這被認為是令人反感和冒失的。

不過，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愿意分享數據，并擁抱方便實現數據共享的眾多平臺。我們每天都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個人信息，向在線零售商提供銀行信息，與朋友、保險公司和消費品公司分享健身數據。

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另一面，無論是更自由地交流，更方便地購物還是降低我們的保險費。允許其他人存儲我們的數據可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實質性的不同，我們覺察到并擁抱它。

實際上，一項Vanson Bourne的最新調查描述了今天的互聯消費者——“信息一代”是如何從他們互動的企業中優先考慮更快地訪問服務，獲得更個性化的體驗的。

從數據中心的現代化概念首次提出至今，這50年間發生了很多變化，當然，也有很多還保持不變。原來的建議啟發了很多“大哥”式的爭論，并加速了我們對隱私和控制類問題的集體意識。

在今天，這些受關注的問題仍然位于思想的前沿。但是很清楚的是，今天的消費者已經發現并擁抱數據采集貿易，越來越多地期望與其互動的組織使用數據更好地理解他們，提供更精準的服務，帶來更有效的用戶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