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正在迎來一個空前的春天，任正非又站到了潮頭。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華為技術有限公司12月31日公布，受智能手機銷售強勁增長提振，2015年全年收入人民幣3900億元，較前一年增加35.3%。“華為輪值CEO郭平在公開信中對員工表示，華為2015年利潤和現金流強勁增長。他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依照華為2014年9.7%的凈利潤率估算，華為2015年的凈利潤為377.6億元人民幣，一個“巨無霸”的業績。
在不久前，華為聯合芯片巨頭英特爾在巴塞羅那聯合發布了二合一筆記本電腦Matebook。“該產品結合了筆記本和平板電腦特征，搭載英特爾第六代“酷睿m”系列處理器和微軟“視窗10”操作系統，采用可插拔和無風扇設計。配備了12英寸屏幕，金屬機身重量僅為640克，厚度僅為6.9毫米，可單獨作為平板電腦使用，也能連接鍵盤成為輕薄便攜筆記本電腦。”
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執行官余承東說：“繼智能手機、平板、可穿戴設備之后，華為本次進軍新領域，旨在推動便攜電腦向移動辦公時代演變，并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兼具設計感、便攜、多用途、連接性的移動生產力工具。”
將近三十年來，盡管低調神秘，但任正非始終屹立在潮頭。1G時代的企業家紛紛退場的時候，只有他獨自掙扎向上。倘使他出現在烏鎮，在BAT面前，他也一定能獲得最中間的一個位置。這是他應得的褒獎，也是對他從來不曾放棄弄潮的認可。
（二）
兩年前在歐洲轉了一圈，與德國、法國的政府高官進行了對話和承諾后，任正非領取了他的收獲：歐盟宣布放棄對華為等公司的反傾銷調查。華為表示歡迎，并強調自己始終堅持公平競爭的原則，贏得了客戶的信任。“尤其是在歐洲，我們致力于加強與當地合作伙伴以及客戶的溝通交流，我們堅信一個開放競爭的商業環境不僅是行業發展的基礎，也最終讓廣大消費者受益。
因為反傾銷調查的終止，華為贏取了一個更開闊的空間。這是華為近三十年來所經歷的又一個插曲。無論對于華為還是對于任正非來說，這樣的插曲，雖然正瀕近三十年的節點，卻無法構成象征意義。中國古代以三十年作為一世，華為今世已近終結，來世即將開始，一個小小的插曲，成為華為“轉世”的注腳。
在“轉世”之后，華為要么成為這個行當世界級的霸主，要么就如任正非自己的預言，“紅過十分就成灰”，華為正處于一個盛極必衰的階段，慢慢從巔峰滑落。但華為每年都迎來一個巔峰，這使人們疑惑：它的頂點到底在哪里？
任正非毫無疑問是個充滿憂思的企業家，他多年前就在等待“華為的冬天”的到來。“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他說。
《華為的冬天》幾乎使任正非成為了中國最有名的“危機大師”，楊元慶初掌聯想集團虎符的時候，曾將這篇文章發給了聯想全體員工，并且不停地問他們：“如果有一天，公司沒有完成任務怎么辦?”
聯想集團終究還是度過了自己的一個冬天，迎來了自己的又一個冬天；但人們并未看到“華為的冬天”降臨。這樣的對照，以及楊元慶背書般的推薦，使任正非更顯充滿真知灼見、形象愈發高大偉岸、熠熠閃光。
任正非在《華為的冬天》中的確充滿了憂思，這幾乎暴露了他“悲觀主義者”的本質：
“公司所有員工是否考慮過，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么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
“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我們大家要一起來想，怎樣才能活下去，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敗這一天是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當任正非意識到最終結局的令人絕望后，他方能以樂觀者的心態去支撐華為走向未來；因為在與宿命抗爭的道路上，他和他的同行者們經由長期的訓練、個人的造化，最終走上創業之路。對于他們來說，此間已無路可走，只有義無反顧才是出路，而最終走過的路，又構成了他們的宿命。
幾年前西點軍校行為科學和領導力系主任托德·漢肖到華為去做領導力培訓，我曾以作家的身份隨行觀察。那一次任正非召集了整個華為總部的兩百多位高管聽課。他們嚴肅、拘謹地坐在那里，像小學生一樣積極和認真。那樣的場景讓我感到可笑，我無法判斷，他們到底是真的喜歡嚴肅認真，還是熱忱地表演給任正非看。
我印象深刻的是，任正非坐在他們中間，不仔細分辨，很難發現他的存在。他只是一個平常的老頭兒，既不氣宇軒昂，也不精神矍鑠。他只是坐在他們中間，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但他很快就被“出賣”了。
托德·漢肖為他們播放了《拯救大兵雷恩》開頭那段血腥的登陸畫面，死亡、慘叫、爆炸、殘忍，以及湯姆·漢克斯的面無表情。這是托德·漢肖最常用的一個培訓課件。他喜歡以此作為藍本，對聽眾進行“領導力”測試。
在那天的一項測試中，所有人都提供了托德·漢肖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個人就是任正非。他不但沒有給出“正確答案”，還高聲地反駁這位美國大兵，盡管他相信托德·漢肖來自“有信仰的軍隊”。
“單向度”的任正非軍人出身，很喜歡軍事化那一套，盡管他的記憶并不愉快。他毫無疑問擁有信仰，但他所經歷的那個殘酷年代則未必。他曾回憶說：“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造就了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
當我們把時間拉長，就會發現，作為“公司元年”的1984年的確是一個值得懷念的年份，迄止今日屹立不倒的聯想、海爾、萬科都誕生于那年。它們的屹立不倒，也造就了一批工商領袖，柳傳志、張瑞敏、王石……他們“沒有在改革中犯錯誤”，以“常青樹”的姿態，一步三搖地硬撐到了今日。
華為出現得比它們晚。華為與國美同年出現，1987。與他人的“導師扮演”行止不同的是，任正非不喜歡主動面對鎂光燈、無線電波和印刷術，他只在有需要和被迫的時候才擁抱它們。
他是神秘的。幾個神秘的“大佬”，四川長虹的倪潤峰已經像個老兵一樣黯然地隱去，伊利曾經的董事長鄭俊懷在經歷了牢獄之災后銷聲匿跡……只有他還在舞臺中央詮釋神秘主義，延續著他的神話屬性，以及呲著狼牙、四射著狼性。他似乎真的不需要光環，但他越是不需要，光環就越會逐他而去。
（三）
對于任正非和華為，人們正在進行過度的解讀，已經有無數的報道、分析、電視片和出版物在對其進行切片和剖析。人們各懷鬼胎，試圖從他身上得到自己夢寐的東西，財富或是秘笈，抑或兩者皆有。
他們有一種觀點是一致的：任正非和華為身上充滿“狼性”。但周君藏卻并不認可。這位昔日的《華為人報》主編相信，任正非身上充溢著一種智慧之光，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在《任正非這個人》中寫道：
“我把任正非的內在形象涂抹成了一架競爭機器：作為競爭機器的任正非，在最卓越的時候，是一個全面的理想型人物，其使命是與權勢型和歷史沿襲型做抗爭并取得非對稱性勝利，是一個能將自己的認知順暢地轉化為行動的知本主義企業家，具有一種將商業智慧、競爭智慧、組織智慧與人生智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超凡能力，并總是能及時、恰當地將它們釋放出來，感染整個組織。”
我對這種“高大全”型的完美企業家總是充滿了懷疑。
我相信一個被企業裹挾著的企業家無法展示其柔弱的一面，他們是“果殼中的人”，是“單向度的人”；這樣的人不完整、不真實，不是柳傳志自嘲時的“一般人兒”——盡管任正非的確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展示出了其柔情的一面：
“轉入地方后，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斗，被人騙過。后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這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陽臺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聽妹妹說，母親去世前兩個月，還與妹妹說，她存有幾萬元，以后留著救哥哥，他總不會永遠都好。母親在被車撞時，她身上只裝了幾十元錢，又未帶任何證件，是作為無名氏被110搶救的。中午吃飯時，妹妹、妹夫才發現她未回來，四處尋找，才知道遇車禍。可憐天下父母心，一個母親的心有多純）。當時廣東賣魚蝦的攤販將死魚非常便宜地處理掉，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些比內地還新鮮！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這時便宜一些。我也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我還不知道，是鄰居告訴我的。華為有了規模發展后，管理轉換的壓力十分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我的身體也是那一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才轉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斗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消蝕了自己的健康。”
在中國企業界，在任正非所從事的這個行當，人們總喜歡把他和中興通訊的侯為貴對照，說侯為貴是“以和為貴”，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探究他們涇渭分明的差異。我相信這來自他們各自不同的少年經歷——
任正非參加過紅衛兵運動，也因為作為知識分子的父母的“挨批”而政治上受壓迫，這使他的價值觀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保持一致，所以后來一投入到深圳改革開放的熔爐中時，他便走上了一條義無反顧的創業之路。他當過兵，而且還成了黨的“十二大”代表，軍隊的成功在他身上打下了最深刻的烙印。從學校里面畢業后，他進了企業，但卻當起了非主流，養了幾年豬。他的經歷可謂“大起大落”。侯為貴的經歷則平坦許多：上學時是尖子生，畢業后教了兩年書，后來進入691廠，從技術工人到車間主任，再到技術科長，始終是廠里技術水平最高的專家，而且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屬于典型的知識分子類型。
背景的不同，使任正非和侯為貴在企業經營管理中表現出了個性完全不同的管理風格：侯為貴更穩健，很少有過激行為；而任正非則狼性十足，嚴厲而富有攻擊性，在經營上也敢于冒險，不循常規。
有人甚至這樣形容他們兩個人，說侯為貴是“以和為貴”，而任正非是“是非不分”。于是，有媒體稱任正非為“偏執狂”，而侯為貴則是“溫和的機會主義者”。
今年3月29日，侯為貴將會交出中興通訊的權力棒，退隱江湖。他已經掌舵中興通訊30年，中興通訊終于首次營收超過1000億元，達到1008.25億元。“激流勇退”是最好的收場，但中興通訊與華為之間，已經隔著2900億的距離。他與任正非的對照，已經結束了。
（四）
任正非身上的那些特質不僅展現在華為內部，也展現在他的待人處事上。周君藏說：“有一年，任正非去南昌辦事處出差，辦事處出人特意吩咐他下榻的簽約賓館，在門口隆重地打上橫幅，寫上熱烈歡迎著名企業家任總光臨指導之類的話。等任正非從機場來到賓館，一下車，看見橫幅，他神色大變，看都不看一眼辦事處主任，就不再住這家賓館了。”
其實也怪不得外界的過度解讀。雖然任正非相信，“開放、妥協、灰度是華為文化的精髓，也是一個領導者的風范”。然而相較于他若隱若現的形象，人們總相信他身上流淌著狼的血液。
任正非曾要求華為的每個部門都要有“狼狽組織計劃”，既要有進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計的狽。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
“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斗。企業要擴張，必須有這三要素。”他說。
曾經有人將任正非的“成功哲學”總結出18個詞、歸結為一句話：“跳芭蕾的女孩都有一雙粗腿。”他們說任正非用“跳芭蕾的女孩都有一雙粗腿”來比喻不追求完美——
“世界是在變化的，永遠沒有精致完美，根本不可能存在完美，追求完美就會陷入到低端的事物主義，越做越糊涂，把事情僵化了；做得精致完美，就會變成小腳女人，怎么沖鋒打仗，華為公司為什么能夠超越西方公司，就是不追求完美，不追求精致。”
對于任正非來說，“企業的首要責任是活著。”他時常說：“我現在想的不是企業如何去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事，而是考慮企業怎么活下去，如何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問題。”他的這種觀點與宗慶后極為相似。這位昨日首富曾說：“娃哈哈沒有戰略，我不會去考慮八九年之后的事情，只考慮明天的事情。”
多年來，任正非所面臨的誘惑超過其他人。以華為的體量和影響力，他完全可以在房地產、金融、互聯網等領域一展身手，然而他卻抵制住了誘惑，沒有穿上安徒生的那雙《紅舞鞋》，“誰也沒有再問起她的那雙紅舞鞋”。
在流傳的文本當中，任正非曾說：“我的一貫主張‘鮮花是要插在牛糞上’。我從來不主張憑空創造出一個東西，好高騖遠的去規劃一個未來看不見的情景，我認為要踩在現有的基礎上前進。……世界總有人去創造物理性的轉變，創造以后，我們再去確定路線。我們堅持在牛糞上去長出鮮花來，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延伸。我們以通信電源為起步，逐步地擴展開。我們不指望天上掉下林妹妹。”
天上的確沒有掉下林妹妹，卻掉下一個被推遲了的冬天。華為似乎擺脫了季節的拘囿，重新回到了春天的軌道上。然而任正非卻并未回來。
事實上，在外界看來神秘而充滿自覺意識的任正非正被自己的苦惱桎梏。他和宗慶后、魯冠球、樓忠福這些億萬富豪一樣，擁有相同的以人民幣計數卻多到無法計算的財富，但是他們卻擁有各自煩惱的心事。
宗慶后苦惱于如何將娃哈哈交付于宗馥莉，以及宗馥莉何日擺脫“剩女”的身份；魯冠球煩惱的是兒子魯偉鼎如何才能快速地在自己的老臣中樹立威權，完整地承接自己的事業；樓忠福苦惱的是如何平衡幾個孩子的關系，選出最具稟賦的一人，繼承自己創建的“廣廈帝國”。他們的苦惱今日依舊存在，而樓忠福已“失聯”很久了。
任正非不同，他需要清理掉那些可能對其兒女掌握權威產生阻礙的一切功臣，杯酒釋兵權是最好的方式，只要有效，就會有行動。所以幾年前盛傳任正非10億禮送孫亞芳“出境”，要為其子任平和女兒孟晚舟即位鋪路。盡管后來這條消息被華為解釋為一則謠言，但很多人還是相信，這是遲早要發生的“華為大變局”。
（五）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發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變化，但任正非始終屹立潮頭，是潮流的引領者和主導者。在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時代里，他是英雄，是領袖，是一個神秘的神話人物。
然而他畢竟是柔弱的。他在《北國之春》中寫道：“一個人離開家奮斗是為了獲得美好的生活，愛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愛情就像獨木橋一樣，人家過了，你就不能過。離家已經五年，在殘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時候，面對自橫的獨木橋，真不知別人是否已經過去，心愛的姑娘可安在。那種惆悵，那種失落，那種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樣?我認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
當他寫下《我的父親母親》時，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沒有扮演好兒子的角色，出現了偏差，收獲的是歉疚和遺憾；無論他有意無意，作為彌補，他都會在扮演父親的角色時進行救贖。
這樣的任正非才是可愛和真實的。包裹在華為這家企業堅硬果殼中的任正非并非真正的任正非，只有當光環隱去，他變成一個一般的小老頭兒，安享天倫的時候，我們才能看到那個真正的任正非會怎樣指陳自己人生中的是是非非。
也許需要多年，事實上卻并不遙遠。只有那個時刻到來，我們才會看到，一個真實的、擺脫了功利與使命感的、“單向度”的任正非的模樣。這樣的結局，才可構成象征，而并非僅止為插曲。
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第一代最杰出的企業家終于能夠安然著陸。中國工商界，自此將與1G時代徹底作別，進入4G時代。
它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4G的時代當中，創造力與年齡無關。最老的那個，有可能是最好的那個。七旬老人，如果擁有創新精神，依舊可以站在前排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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