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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保護如何走進“云時代”?

責任編輯:FLORA

2011-12-26 08:36:50

摘自:鳳凰網

作為中國版權協會反盜版委員會主任,童之磊說,反盜版委員會一年就接到上千起投訴,并且這一數字呈逐年增長趨勢。

“140個字能編出一個雋永、含蓄、有意義的笑話,可能在一小時內轉發100萬次,微博有沒有版權?是不是該保護,怎么保護?”

“當我家的PC也是一個存儲器,我做的東西放到云上的時候,愛爾蘭、南非、冰島的人下載,我怎么保護?”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在日前召開的2011年中國版權年會論壇上提的問題,也是眾多網友關心的話題。

云計算,是一種基于互聯網的計算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共享的軟硬件資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給計算機和其他設備。

云計算的出現,使得版權保護的緊迫性更加凸顯出來。時代的腳步已經跨到了微博和云端,數字環境下版權保護面臨著哪些挑戰,該如何應對呢?

現 狀

侵權盜版越來越多元化

“僅以云計算中的云存儲服務為例,云存儲也被一些公司稱為網絡硬盤。網絡硬盤其實不光是提供網絡空間,更是內容的共享,而內容共享的背后就會產生版權問題。”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張立認為,傳統的出版業是封裝型的產品,但到了互聯網上,內容和介質分離了,內容可以脫離介質在互聯網上流轉、分享、閱讀,因此云時代對于版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云計算就像把計算能力變成水一樣的公共服務,讓自來水接入每個使用者家里,按需使用,新技術的發展也帶來了媒體多元化、終端多元化的新趨勢。”中文在線董事長兼總裁童之磊認為,一方面從市場角度來看,需要數字出版提供更多的優質作品;另一方面,對于作品的版權保護也更加困難。

“在云計算時代,點對點的傳播,終端與終端的傳播,都會形成新的侵權盜版方式,侵權越來越多元化,涉及到了有線、無線、手持閱讀終端等多種渠道。” 他認為,云計算時代,數字內容具有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盜版成本低等特點,這些都對數字出版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作為中國版權協會反盜版委員會主任,童之磊說,反盜版委員會一年就接到上千起投訴,并且這一數字呈逐年增長趨勢。

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到10月,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一審民事案件達到5.2708萬件,同比增長42.2%。涉文化領域案件數量大幅增長,著作權案件約占知識產權全部案件的60%。

侵權方式從“有形”到“無形”

“過去的盜版是需要專業設備的,比如盜版一本書要有印刷廠,做盜版光盤也需要一個生產線,但是現在,數字盜版只需要用鼠標復制、粘貼就完成了。” 童之磊表示,網絡時代的侵權方式可謂“零成本、快速度”。

不僅如此,在傳統環境下,如果公司要用一張盜版的計算機光盤,首先要買一張光盤,把軟件安裝到硬盤里使用。把軟件從光盤中復制到硬盤中,商業使用盜版軟件被認定是一個侵權行為。

“但是云計算出現以后,軟件的使用方式產生變化,用戶只需要在線調用云端軟件就可以安裝,不再需要硬盤上有形的復制。”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遷認為,云計算使最終用戶的責任問題更加凸顯出來,能不能追蹤用戶通過云端使用盜版軟件的行為,是需要法學界探討的。

維權取證越來越難

一個卡通畫制作者,突然發現自己的卡通畫被別人瘋狂復制,用在工藝品上銷量非常好。當他站出來對這個在網絡環境下創作的作品進行維權時,卻發現無法證明自己是原創。

“維權必須拿出作品的底稿或者原件作為證據,但要證明是權利人,在網絡環境下變得非常困難。”北京市偉博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李偉民借此案例分析說,在網絡環境下侵權行為變得非常容易,人對作品的控制力大為降低。同時,在原來傳統的版權侵權情況下,權利人和使用人、傳播者比較單一,但在數字化時代,運營商、軟件商、硬件供應商等都參與了出版,權利人變成了一個復合的概念。“那么誰是受害者?誰站出來維權呢?”

此外,他認為云計算加大了取證的難度。“在個別案件中,花十幾萬甚至二十幾萬去購買別人的侵權產品,買過來后委托相關專家進行技術分析。在云計算情況下更復雜,可能還涉及到技術問題,取證太難,況且成本太大,很多人就可能選擇放棄,不愿意維權。”

建 議

設立技術加密系統

“與傳統作品傳播方式不同,云時代各種各樣的作品都在云端,就是在服務器當中。這些內容的提供者,怎樣才能從中獲得回報?”王遷說,在云計算時代應當設立技術保護措施。比如,用戶想從“云端”調用內容在線欣賞或閱讀,應當輸入用戶名和密碼,而這個用戶名和密碼是需要付費購買的。

此外,他談到,在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即不允許他人隨意破解云端保護內容,也不允許提供破解工具或措施。

張立建議,就像傳統的商品有條型碼,數字產品要建立作品唯一標識符。“如果覺得作品被侵權了,只要進入這個系統和授權信息去比對,就可以做反盜版追蹤。通過這種機制保護作品免遭盜版侵權的傷害。”

引入懲罰性賠償

如何建立暢通的授權渠道,建立著作權人與使用者、傳播者之間的利益平衡,遏制侵權盜版現象,是數字環境下版權保護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多方呼吁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工作于今年7月啟動。

“讓著作權本身成為一件更有價值的財產。”談到著作權法的修改,童之磊建議一方面要通過提高稿酬標準等方法,讓作者獲得更高的收益,鼓勵權利人進行創作,另一方面打擊侵權要引入懲罰性賠償。

“現在的侵權賠償是填平原則,即偷一罰一,這樣無法達到法律對盜版侵權的震懾作用。”據一位從業人士透露,只有萬分之一的盜版作品可能會作出賠償,“這樣的機制下,從經濟角度看盜版似乎更劃算。”

“盜版也是偷盜,要偷一罰十。”童之磊建議,應加大對盜版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力度。

堅持利益平衡原則

“云計算就是要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把那些存儲資源集中起來,用最便宜、最便捷的方法各取所需地使用。”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蔣志培認為,版權需要保護,同時也要合理使用,版權保護不是窒息信息。

新聞出版總署法規司司長王自強表示,新技術對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方式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但技術的發展并沒有顛覆版權保護的基本原則,即創作產生權利,使用他人權利就要經過許可。

他還談到,著作權法修改要堅持利益平衡原則,要考慮到權利人、使用者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要保證信息傳播、技術發展的需要和對權利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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