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一輪電信資費改革，是一場殷殷期盼心理下的烏龍劇

經過一個月的等待，8月底吵得沸沸揚揚的“電信資費改革”“下調電信資費”雷聲大雨點小，無論是運營商還是主管部門工信部，都沒見什么動作。

財新記者采訪獲悉，根本沒有所謂的新一輪電信資費改革，它實際上是一場殷殷期盼心理下的烏龍劇。“現在的電信資費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關鍵問題如何規范市場競爭，使資費更簡單、透明。”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說。

資費下調無人“認領”

沒有人知道“電信資費改革”“下調電信資費”的言論來自何方。財新記者找到發改委、工信部權威人士求證時，他們都有些懵，第一反應均是“沒有這回事”“至少不是本部委搞的”。

實際上，在8月底傳出電信資費下調的消息中，發改委、工信部均被提及。最普遍的說法是，為配合在電信行業展開的反壟斷工作，發改委和工信部將在今年余下的四個月中推動電信資費水平進一步下調。

“電信反壟斷？要下調資費？這不是發改委價格司說的，也不是反壟斷局說的。發改委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一位國家發改委的內部人士稱。

該人士解釋，發改委反壟斷局反的是企業在定價上有沒有壟斷行為，而不是價格水平。按照法定程序，一般是有人舉報某家電信運營商存在壟斷行為，發改委收到舉報后立案調查。這主要是企業之間的事情，所以，不能將電信反壟斷與消費者的電信資費下調畫等號。

“發改委也樂意看到電信資費下降，但改不改革、下不下調，不歸發改委管。根據最初的電信改革方案，電信資費管理主要由工信部負責，發改委只有建議權。”該人士說。

與發改委一樣，作為電信資費監管部門的工信部也蒙在鼓里。工信部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工信部通信發展司都不知道為什么會傳出這個消息，現在也沒有制定專門的政策或采取措施要進行電信資費改革。

不過，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高素梅曾透露，將展開新一輪工作推動電信資費水平下調，并會進一步研究和完善電信資費定價機制。

“這可能是一個宏觀的表態，或者是媒體誤讀。”該人士進一步表示，高素梅是運行監測協調局的，而電信資費監管是由通信發展司負責，是否調整電信資費最終還要看通信發展司的行動。

電信資費下調的消息最早出現在8月26日。它的出現與發改委的電信反壟斷聯系在一起，被大眾視為三大運營商應對反壟斷的脫身之道。受此消息影響，當天，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股價集體由漲轉跌，跌幅分別為0.3%、0.51%、0.25%。

那么，到底是不是三大運營商感受到了反壟斷的壓力主動降價？財新記者向三大運營商求證，三大運營商均表示不知情。中國移動內部人士透露，中國移動沒有接到下調資費的通知，他們市場部還曾猜測，可能資費下調主要針對的是固定寬帶，而非移動業務。

2011年底，發改委曾對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發起寬帶反壟斷調查。今年9月24日，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公開表示，將督促這兩家企業進一步整改，整改期限為三至五年。

至于下一步的反壟斷目標，許昆林并未指明具體的領域，僅謹慎地表示未來的反壟斷將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石油、銀行、汽車及電信這幾個行業，其實是媒體提問時主動提出來的，許局長的回答只是將其納入調查視野。反壟斷涵蓋的領域很廣，自然也包括這四大行業。”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稱，不能據此推斷電信資費下調，這是工信部監管、各大運營商自主決定的事情。

如此一來，無論是自主定價的運營商，還是電信資費的監管者，針對當前的電信資費政策，現在都沒有大張旗鼓進行調整的行動，“電信資費改革”的聲音如一陣風吹過，過了也就算了。

資費背后的陽謀

實際上，在三大運營商的激烈競爭下，中國的電信資費每年都有下降。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副總工何霞告訴財新記者，整體來講，綜合資費下降的幅度平均每年超過10%。

據工信部測算，隨著物價逐年上漲，電信業務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價格下降的產品(服務)。“十一五”期間，中國電信綜合資費水平下降約42%，每年拉低CPI指數0.13至0.45個百分點。

不過，近年來用戶并未感受到電信資費下降的變化，運營商的收入也在不斷增長。工信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8月，電信主營業務收入累計完成7690.7億元，同比增長8.8%。

秘密都藏在套餐里。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專家李耀華向財新記者介紹，由競爭帶來的套餐現在已經成為運營商最主要的資費形態，利用套餐中的各種交叉補貼，運營商可以維持整體收益。

李耀華舉例，短信的價格是0.1元/條，以前一個月發200條短信，運營商收入20元。隨著市場及成本的變化，短信實際的價格可能下降為0.075元，現在發200條短信，收入就只有15元。這個時候，運營商提出“20元包300條或者更多的短信”，其短信收益并沒有減少，畢竟多發一條短信增加的成本很小，何況隨著移動互聯網應用的出現，用戶發短信的數量往往不會達到300條。

以此類推，運營商針對不同用戶群體的剛性需求，會精打細算地降低單價，并給出一個高于實際業務使用量的打包總價，或者推出五花八門的附加業務，或者對超出套餐的服務收取高出幾倍的價格。

實際上，一開始，運營商推套餐最大的目的是為了低價搶用戶。中國移動最早將套餐運用到市場競爭中。2001年2月，原信息產業部批準了中國移動提出的移動電話資費套餐方案，包括30元-788元之間不同檔位的七種資費套餐。據中國移動當時的統計，高用量客戶在“手機套餐”計劃下付費額度降幅達到27.4%，整個新計劃的付費額度減幅在5%-10%左右。在中國移動低價策略下，其他運營商紛紛效仿，譬如廣東聯通推出的七檔“130移動電話資費套餐”，收費水平較中國移動低10%-20%。

中國聯通熟悉套餐制定的人士向財新記者介紹，基于成本及市場需求的變化，三大運營商的套餐也不斷調整，現在均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并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一種默契，不會過分降價，也不會沒有競爭，“因為它既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又要保證運營商的收入”。

“在滿足用戶需求與保證收入之間，我們絞盡腦汁尋找平衡，非常不容易，”上述中國聯通內部人士說，“我們也希望設計的套餐結構簡單一些、數量少一些，因為多設計、推廣一款套餐就多一些成本。這些都要按照市場需求來。”

據他測算，中國聯通主要推廣的套餐大概是幾十款，還有一些細分領域的套餐，無法細算；中國移動由于是各省自主定價，套餐體系更復雜，它在每個城市的套餐都不一樣，大大小小算起來差不多上萬種。

能否直接降價

針對現在的電信資費狀況，發改委一直希望直接降價，而不是搞花樣繁多的套餐；或者是在不斷調整價格上限的基礎上，再允許套餐競爭。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介紹，我國電信資費實行上限管理，即規定不能高于的最高價格，但政府制定的上限價格已逾十年。十多年間，電信成本已大大降低，各大運營商的電信資費早已遠低于政府制定的上限價格。價格上限對目前的電信市場已形同虛設。

根據現行資費標準，移動電話的基本月租費為50元/月，主叫和被叫的基本通話費均為0.40元/分鐘，漫游基本通話費為0.60元/分鐘。如此高標準的價格上限之下，運營商騰挪轉換的空間極大，也逼得用戶不得不選擇套餐。譬如中國移動全球通用戶，若選擇套餐，打電話每分鐘0.17元-0.20元、接聽免費；不選則按照標準資費計，撥打、接聽每分鐘都要0.40元。在套餐內外資費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盡管用戶可能不會使用套餐里的數據流量，也只能選套餐。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表示：“捆綁銷售減少了用戶的選擇權，多年未變的價格上限實際上是放縱了運營商的這種行為。如果標準資費下調，用戶用多少就付多少錢，不僅可以增加用戶體驗，而且還可減少很多不必要的訴訟，譬如長沙移動因未使用完的套餐流量月末清零遭起訴。”

但財新記者采訪的中國聯通員工對此并不認同：誰來界定下調的尺度，誰又能判定怎樣的尺度才算合適？若下調尺度過大，將直接破壞運營商經營多年的套餐體系，影響運營商的收入；若下調尺度較小，也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

闞凱力認為，三大運營商之間存在實實在在的競爭，現在的價格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套餐也是市場競爭的手段，“應該聽從市場的手指揮，政府的手不要太長、干涉太多”。

他并不同意將套餐拆開來賣：“這就好比你去商場買東西，買個大包裝的東西十塊錢，這個大包裝里有十件東西，計算下來確實是一件一塊錢，但你硬要拆開來只買一件，我就不能一塊錢賣給你，肯定要貴一些，因為所有東西都是買得越多，價格越便宜。”

至于運營商為何不推單一業務的套餐，譬如只有語音或只有數據流量，闞凱力認為，如果用戶有需求，運營商肯定不會放過這塊市場。現在沒有大力推單一套餐，應該是運營商發現這類用戶需求規模較小。

中國聯通內部人士亦指出：“你想得到的套餐，我們都推過，也包括單一的套餐。只是，無論20元沃卡還是2G暢聊卡，用戶不買賬，推廣得并不好。”

可能的出路

按照絕對電信資費水平計，國外運營商的主流套餐資費比中國還要貴不少。以美國運營商Verizon為例，它的固網（包括固話+寬帶+IPTV）ARPU值（平均每月每戶收入）超過100美元，移動業務的ARPU值超過150美元。中國三大運營商的ARPU值大概在50-70元人民幣。

“微博上經常曬一些資費對比，實際上，對比選取的資費約束條件是不同的，譬如香港推出48港元的不限流量套餐就限制在64K的網速上。”愛立信咨詢資深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用一些“非典型套餐”來對比中國的“典型套餐”有失公允，整體來說，中國的電信資費水平還算合理。

盡管成績還算不錯，但中國的電信資費發展仍存在瓶頸。闞凱力認為，中國三大運營商都是全業務運營，但基于先天基礎設施條件不同，電信資費競爭中形成了天然的壟斷。如移動話務一般會選擇中國移動，固網寬帶是“南電信北聯通”，這顯然不利于電信業務和資費的充分競爭。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則將目光投在監管部門上。他將工信部與三大運營商之間的領導委任關系稱為“旋轉門”：運營商的老總未來可能調到工信部，工信部的領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成了運營商的老總，所以在制定相關電信政策時會很謹慎。再加上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工信部本來就應該維護運營商的利益，降價的動力不大。

中國聯通內部人士擔心的則是三大運營商的大股東——國資委。作為國資委直接管轄的央企，三大運營商都背負“保值增值”的使命。在政商一體的邏輯下，一旦整體收益減少，不僅過不了國資委年度考核關，運營商領導者未來的“仕途”也不會好看，“一旦降價，虧損了，國有資產流失了，誰負責？”

“國企體制是繞不開的，從國有資產升值的角度，自然是資費越貴越符合股東利益；從消費者角度，則是最好能像德國的信息高速公路那樣免費。”北京郵電大學王立新教授對財新記者說。

上述發改委人士認為，從監管角度，發改委的目標是穩定物價，工信部的天職是維護行業發展，國資委則要管好國有資產，在不同的訴求下，三大部門博弈很難得到一個合理價格，所以才會出現上限價格多年不變的現象。

德電咨詢市場營銷部咨詢總監陳少華認為，隨著OTT對運營商的沖擊越來越明顯，當運營商全面轉向流量經營，收入結構將會改變，短信、語音業務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威普咨詢全球副董事侯成芬也認為，從全球看，這種趨勢已很明顯，譬如美國運營商Verizon宣布語音免費，還有很多運營商提供純粹的語音套餐包幾近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