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電信業以往數次發牌和重組不同，4G牌照發放，引發的可能不止是幾家運營商之間的格局之變。4G時代，更具革命性的互聯網技術將如魚得水，在其沖擊下，中國電信業或許需要一次更大范圍的“化學重組”，真正促使傳統的電信巨頭們根治沉疴，融入到技術革新和產業再造的洪流中去

2013年12月4日下午，工信部向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頒發“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TD-LTE)”經營許可，即4G牌照。這意味著，三大運營商將開始名正言順地運營4G網絡，中國亦從3G進入4G時代。

工信部在解讀4G牌照發放時稱，4G具有上網速度快、延遲時間短、流量價格更低等特點，并可催生出如移動辦公、移動交通物流等更多業務形態。據測試，4G能以100Mbps的速度下載，比目前的撥號上網快2000倍，上傳的速度也能達到20Mbps。在4G網絡環境下，下載一部2GB大小的高清電影，大約只需要5分鐘。而且，使用時的用戶延時小于0.05秒，為3G延時的四分之一。

工信部同時強調，發放4G牌照，對促進我國信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以3G發展為例，我國3G發展頭三年，已直接帶動投資4556億元，間接拉動投資22300億元；直接帶動GDP增長2110億元，間接拉動GDP增長7440億元。

中信證券預測數據顯示，2013年-2015年我國4G設備總投資額將接近1400億元。其中，主設備、傳輸投資、基站配套、電源的投資總額分別約為619億元、107億元、479億元和179億元。

中國4G的正式商用亦順應了全球電信業的發展趨勢。據GSA(全球移動設備供應商協會)統計，從2010年瑞典主要運營商TeliaSonera正式商用全球首個LTE網絡至今，已有83個國家部署了222個LTE商用網絡，到今年底，這一數字將達到260個。

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本次發放的三張4G牌照均為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標準TD-LTE制式，而目前全球規模較大的4G運營商，均采用FDD LTE制式。FDD是全球主流4G建網模式。據GSA統計，目前全球僅有39個TD-LTE網絡，且用戶規模均較小。

TD-LTE作為我國自主研發的4G技術標準，在自主創新、國家信息安全方面具有戰略意義。2G和3G時代，從GSM到WCDMA、CDMA2000，中國始終未能主導通信技術標準， TD-SCDMA標準雖有自主知識產權，卻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成為“孤島標準”，僅剩下中國移動一家在獨自苦撐。

多數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電信業人士認為，2G時代，由于規模效應，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3G牌照的發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運營商在國際上的地位，甚至波及信息化基礎。

此次首先鎖定于TD-LTE牌照，表明政府有意為自主4G留出時間窗口。

工信部在解讀時稱，將在條件成熟后，發放FDD牌照。如果順利，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將獲得FDD牌照。《財經》記者問詢了多位接近決策層的官員和學者，均被告知，在TD-LTE產業化發展基本定型之前，不會有FDD牌照的具體發放時間。

在發牌數天前的一個行業內部會議上，中國電信集團科技委主任韋樂平曾如此評論：如果三家運營商都獲得TD牌照，對中國電信最為不利，但符合行業長遠利益；如果中國移動獲得TD牌照，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獲得FDD牌照，則對三大運營商均有利。

天平最終傾向了中國移動一方，這亦是本次4G發牌最微妙之處。多數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4G電信運營的網絡實驗、產業鏈建設、國際經驗和國內探索都已相對充分，中國移動在充裕的時間窗口下將有望扳回3G時代的不利局面。

據GSA統計，截至2013年11月中旬，全球120個制造商已宣布1240款LTE(即4G)終端，在過去的一年內增加了680款。

4G牌照改變中國電信業格局在所難免，但中國移動會是大贏家嗎？也許答案已不重要，持續多年的“自然壟斷下有限競爭”的電信運營市場，在互聯網大潮的沖擊下已經今非昔比，電信運營商們真正要面對的，是如何選擇一條合適的生存路徑，而不是淪為收取互聯網公司過路費的管道商。

中移動且慢歡慶

中國移動的內部治理沉疴將拖累其4G進度，并對其實現反轉的前景打上問號

牌照發放當晚，中國移動內部氣氛熱烈。多位中國移動員工向《財經》記者表示，4G不僅為公司發展帶來了希望，也為中國移動員工帶來了巨大動力。

中國移動總部某中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短期內，牌照發放最能提升的是員工的士氣。因為3G運營五年來，中國移動備受打壓。

從一開始，中國移動就被打上悲情標簽，被迫扛起了TD-SCDMA國產化的大旗，受此拖累，其利潤增長率從雙位數掉進了個位數。

中國移動歷年財報顯示，2007年和2008年，中移動的凈利潤增長率分別高達31.9%和29.6%，但自2009年3G運營之后，這一數據驟降至2009年的2.3%、2010年的3.9%、2011年的5.2%及2012年的2.7%，2013年前三季度甚至出現負增長。

與之相反，獲得國際3G主流制式WCDMA牌照的中國聯通，則連續多年高速增長，除去2009年和2010年，由于蘋果iPhone高額補貼帶來的短暫陣痛之外，2011年和2012年，中國聯通的凈利潤分別實現了20%和68.5%的高速增長。

中國電信在反復調整之后，今年前三季度亦獲得凈利147.14億元，同比增長17.1%。

2011年，時任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就曾在一個內部會議上坦言，坐飛機頭等艙時，看到周圍全是iPhone手機，感到“心驚肉跳”。基層的感受則最為直接：越來越難發展的新用戶，越來越低的用戶價值，越來越難發展的新增用戶，以及越來越低的工資收入。自2009年到2012年，中國移動ARPU值從77元下降到68元，而2012年，中國聯通的ARPU值已超過86元。

在這種情況下，4G對中國移動來說，無異于背水一戰。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預測，FDD牌照很有可能在一年后發放。中國移動將至少贏得寶貴的一年時間率先發展4G用戶。試商用僅數月，中國移動4G體驗用戶數已超過5萬。

中國移動亦十分重視TD的國際化部署，以擴大產業鏈和影響力。牌照發放當天，其在首爾與韓國KT、日本NTT DOCOMO簽署了2014年－2016年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并在當天成功進行了TD手機在韓國KT的FDD商用網內的漫游演示，以及VoLTE(基于移動語音的標準架構IMS之上的語音業務)國際互通演示。韓國KT和日本NTT DOCOMO均為全球主要4G運營商，其中，NTT DOCOMO用戶數超過千萬，是全球第二大4G運營商。中國移動與其合作，將部分解決國際漫游問題。

但這并不能立竿見影改變中國移動的業績。中國移動某部門的規劃建設處副總經理向《財經》記者透露，今年由于4G的投資，中國移動短期財務指標很有可能下降，“完不成國資委定的業績考評就要扣分，降低工資總額，降薪可能在所難免”。

該人士認為，用戶對4G的期望值可分解成四個元素：速度+覆蓋+資費+服務。在速度和覆蓋方面，移動網絡的特性決定了其“三分建設七分維護”的特性，因此“用戶一多，速度就會降下來，初期覆蓋也不會太好”。

中國移動擁有一張超過60萬個GSM基站的優質2G網絡，但根據其規劃，4G基站到2014年底也將只有40萬規模，由于頻段過高，4G單基站覆蓋范圍遠低于GSM。短期內，用戶只能在城市地區使用4G。在物理學上，頻段越低，傳播過程中的損耗越小、直線傳播距離越遠、穿透力越強、運營商所需建設的基站數越少。

至于4G資費問題，愛立信消費者研究室東北亞區負責人徐曉莉向《財經》記者介紹，“即使是在4G視頻最為發達的韓國市場，消費者對于移動網絡的速度和資費套餐滿意度也并不比其他國家更高。”這意味著，無論中移動提供何種資費套餐，消費者仍然不會將其視為4G的優勢。愛立信消費者實驗室最新發布的《2013城市消費者通信行為研究報告》稱，69%的人認為數據套餐仍然很貴。

這意味著，在速度、覆蓋、資費、服務四個方面，中國移動都將很難滿足用戶對4G的期待。

在牌照發放前夕舉行的一個內部研討會上，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正茂表示，2013年中國移動4G覆蓋將超過100個大中城市，基站數量超過20萬。2014年，中國移動計劃再完成20萬個基站建設，將TD的覆蓋城市擴展到300個以上。

但《財經》記者獲悉，基站建設進度并不樂觀，2013年應完成建設的20萬個基站中，約有一半無法如期完工。有中移動相關人士透露，未完成的基站建設中，有的甚至連談判流程還未完成。基站站址的缺失和內部流程的緩慢是其主要原因。

去年，中國移動集團公司總經理李躍提出“集中化管理，專業化運營”的改革思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中國移動將采購部升級為采購中心。此前，中移動各省公司可自行采購建網設備，成立采購中心之后，由采購中心匯總各省上報的采購需求并集中統一采購。

“集中化采購之后，原來緊湊的流程被割裂了，所有的環節都沒有錯，但就是慢。”中國移動內部人士表示，采購周期的延長，直接導致設備無法按期上貨。

中國移動各省公司均頗有怨言，中國移動某南方省公司建設部副總經理向《財經》記者表示：“省公司期待依托4G翻身，但毫無辦法。采購合同簽不下來，設備商就無法供貨，基站也難以在規定時間內建好，但總部相關部門還說要考核省公司的基站建設進度，省公司能不著急嗎？”

理論上，“集中化管理，專業化運營”的改革思路是對移動互聯網趨勢的一種順應，有利于創新，有利于防止腐敗和提升效率。為此，中國移動從2012年開始，先后成立終端公司、財務公司、政企公司、電子商務公司等專業化公司。但自去年來，這一改革逐漸陷入停滯，計劃已久的互聯網公司遲遲沒有成立，其他業務基地的公司化轉型亦無下文。

多位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在實際運行中，改革形成的新公司與各省公司爭利，背離為省公司服務的目標，是導致計劃停滯的主要原因。新成立的專業公司或由集團部門升級而來，如原終端采購部重組完成的終端公司，政企客戶部改組成的政企客戶公司；或由原下轄各省公司的八大業務基地轉型而來，如湖南的電子商務公司。

這些專業公司自成立之初就面臨兩難局面：如果獨立經營，維持高盈利能力，就不可避免與各省公司爭利，甚至是對省公司的剝削。反之，又形同虛設。

例如，2012年成立的中國移動終端公司與各省公司的矛盾正在激化。中國移動某省公司中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終端公司員工仍覺得自己是運營商，把自己當作甲方，服務質量跟不上，各省公司的抱怨頗多。一些省運營公司甚至因此放棄終端公司，和傳統的國代商合作。

這樣的內部博弈并不少見。

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移動最根本的“四網協同”戰略(即2G、3G、4G和WLAN協同發展)，也被認為是核心領導層不同理念的中和體。“例如WLAN(移動無線寬帶)，有領導力推，有領導反對，所以用四網協同來中和，逼著各省公司站隊，到了省里，你的錢投在哪里，就是對誰效忠。”上述中國移動某省公司中層人士坦言。

電信、聯通兩難

相對于不發FDD牌照，何時發放此牌照更耐人尋味，半年之后發還是一年之后發，電信和聯通所面對的市場形勢將截然不同

與中國移動的雀躍不同，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態度冷靜。

發放牌照當晚，在位于北京二環內的中國電信下屬公司中通服的辦公大廈，中國電信工作人員還在部署4G設備。該公司的一位部門經理向《財經》記者介紹，在建的核心路由器本身就是FDD/TDD雙模的，開網絡時可只開TD，也可兩張網絡同時開。

雖然工信部只發放了TD牌照，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并未放棄FDD網絡的布局。

理論而言，中國聯通3G時代的WCDMA技術可平滑升級到FDD。中國聯通在深圳的FDD試驗網測試近日被曝光。數據顯示，該4G網絡下行速率達140.46Mbps，超過TD-LTE 100 Mbps峰值速率。今年10月，中國聯通已開始進行4G網絡設備招標，前期計劃采購4G基站5.2萬個，其中TD基站1萬個，FDD約4.2萬個。

與中國聯通不同的是，中國電信CDMA2000制式的3G網絡難以向FDD、TD任何一個方向平滑演進，因此無論選擇哪個標準都得重新建網。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在公司2012年業績發布會上表示，FDD網絡不但造價低，而且適用于該標準的手機款式亦更多。王曉初甚至公開打趣：如果電信獲得TD牌照，可否向中國移動租借網絡？

中國電信的移動網在三大運營商中最不占優勢。發放4G牌照之后，中國電信首先要面對的是網絡建設資金問題。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中國電信科技委主任韋樂平直言，中國電信2014年的4G建設資金缺口至少在200億元左右，將挪用至少三分之一的固網寬帶建設資金給4G建設使用。

今年8月，王曉初曾公開表示，從3G投資里轉移50億元建設4G實驗網，使中國電信今年4G投資達到100億元。

中國電信后來流出的4G網絡建設規劃確實表明，其無意于TD，TD投資占比僅有三成，一些省市甚至不到兩成。計劃主推FDD，發展智能手機用戶，而TD網絡則將作為補充，只發展數據卡業務。

中國電信的這一戰略選擇，在TD牌照發放之后，顯得頗為尷尬。如果坐等FDD發牌，那么很可能延誤或失去4G市場，重蹈中移動3G覆轍；如果冒險調整戰略，押注TD，將背負沉重的成本壓力和建設周期。以建設周期為例，TD產業鏈主要以中國移動為核心，廠商將很難分身顧及采購規模遠小于中國移動的中國電信。這亦是韋樂平之所以說，只發放TD牌照對中國電信最不利的原因。

出于長遠利益考量，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勢必要為4G布局。但從現實來看，二者缺乏動力，因為其3G投資剛剛進入回報期，今年前三季度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凈利潤同比增長分別為17.1%和51%。

中國聯通近期已明確2014年投資規劃：3G仍為投資重心，在優先保證WCDMA投資的情況下，適度投資LTE(即4G)。

按照規劃，中國聯通希望將WCDMA全網升級到42Mbps，也就是全網引入DC-HSPA+42Mbps。

DC-HSPA+42Mbps是3G WCDMA的升級技術，在用戶體驗上十分接近4G，可實現42Mbps的下行速率(4G為100Mbps)，這已遠遠超過普通用戶的網絡需求。

這是一個理論上說得過去的戰略選擇，但其危險性在國外已有前車之鑒。當美國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部署4G網絡時，AT&T和T-Mobile亦未及時跟進，而是將3G網絡升級至DC-HSPA+42Mbps，并將HSPA+采用混淆概念的方式稱為4G。但最終因用戶體驗不佳而造成用戶份額快速下降，如今Verizon市場份額約為34%，AT&T和T-Mobile則約為27%和12%。

關于未來，影響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市場格局的關鍵因素仍在于，FDD牌照的發放方式及發放時間。

在牌照發放前夕，工信部批準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開展FDD網絡技術試驗，系統驗證FDD和TD混合組網的發展模式，并為二者分配了FDD實驗網相應頻段。

工信部在解讀牌照發放方案時亦表示，TD和FDD相互融合并共同發展已成為未來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的趨勢。為充分利用頻率資源，方便用戶在國內國外都能很好使用移動通信業務，需統籌發展TD-LTE和LTE FDD。

但這并不等同于，政府必然發放FDD牌照。開建了一定規模的試驗網卻沒有獲得牌照，這在我國已有先例。

3G牌照發放前夕，中國移動亦獲得原信息產業部的批準，開展WCDMA網絡技術試驗(如中國聯通一樣)。“當時網絡部署速度和規模都很快，北京二環里都能使用中國移動提供的WCDMA網絡。”一位參與當年WCDMA實驗網部署的中國移動集團公司技術人員向《財經》記者描述。

但最終，中國移動只獲得TD-SCDMA牌照，牌照發放之后，中國移動被責令在規定時間內拆除全部WCDMA網絡設備。工信部科技司一位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FDD牌照有可能是半年以后發放，也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發放，甚至有可能不發放。”

一切均取決于TD-LED的發展，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若順利，主管部門完全有可能將原來劃歸FDD的頻段資源重新劃分給TD-LED。因此，從目前來看，相對于不發FDD牌照，何時發放此牌照更耐人尋味，半年之后發還是一年之后發，電信和聯通所面對的市場形勢將截然不同。

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在3G時代的積累，正面臨著極大挑戰。不僅如此，二者在寬帶領域沉淀的優勢，亦正在被4G擠出。

寬帶協同效應

中移動總部決定集中資源建設4G網，中移動省公司卻認為沒有固網寬帶的協同效應，就無法與電信聯通爭奪政企業務市場，因此與總部的政策背道而馳

4G網速十倍于3G，與光纖速度不相上下。在一些4G成熟的國家，4G對固網寬帶的擠出效應已很明顯。日本電信運營商NTT的光纖寬帶家庭用戶滲透率目前為46%，2012年所發展的用戶比4G商用前的2010年下降了40%。

同時，4G亦減少了光纖寬帶使用量。據英國移動運營商EE的內部統計，其4G用戶中，有21%的用戶減少了有線寬帶業務的使用量。

在中國，由于歷史原因，固網寬帶市場呈現“南電信北聯通”的雙雄格局。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固網寬帶用戶數分別為9804萬戶和6408萬戶。

中移動則一直無緣于固網寬帶運營。在上一輪電信重組中，雖然固網運營商中國鐵通被劃歸中移動，但數年來，雙方因體制問題，融合始終停留在表面。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已憑借固網寬帶優勢，以“3G+寬帶”的固移捆綁模式，實現了3G用戶的快速積累。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王立新表示，中國電信拿下政企大客戶的移動業務，就是用固網寬帶去捆綁銷售達成的。

但轉機在于，工信部在發放4G牌照的同時，亦發文取消了對中國移動固網業務的限制。這意味著，中國移動獲得了固網寬帶牌照，對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是不小的威脅。

牌照發放后，壓力迅速傳導至中國電信處。中國電信某省公司政企客戶經理向《財經》記者表示，一些大客戶的問詢令他覺得“有點擔心”。“一些大客戶問到了我們的4G規劃，以及中國移動是否會部署固網寬帶。”在他看來，中國電信在移動網絡方面已沒有優勢，如果移動的固網寬帶建設起來，電信的大客戶流失幾成定局。

令人意外的是，在牌照發放前夕的一個內部會議上，針對是否會大力發展固網寬帶，中國移動研究院院長黃曉慶稱：“在下一階段，中國移動的網絡投資戰略，仍然是移動寬帶(4G)為主的策略。” 近兩年，中國移動集團層面力推TD-LTE，無暇顧及固網寬帶市場。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正茂曾在今年初明確表示，中國移動下一階段將全力發展TD-LTE網絡，不會繼續謀求固網寬帶接入市場的更多進展。算是對黃曉慶的一種呼應。

這一策略在中國移動各省公司層面招致了極大不滿。中國移動集團公司某規劃建設處副總經理向《財經》記者透露，“省公司覺得必須做固網寬帶，對總部意見很大。”

一位接近中國移動政企公司的人士透露，中國移動政企業務長期無進展，主要產品只有短信業務和話音專線業務。“被競爭對手打得沒辦法，個人用戶市場的寬帶競爭激烈，可以不去理會，但政企市場寸土寸金，沒有寬帶基本沒有產品可賣。”

對運營商來說，政企市場可謂“糧倉”。中國電信占據了50%以上的政企客戶市場，超過50%收入來自政企，聯通超過30%，而中國移動僅有不到10%。近兩年，中國電信政企業務增速迅猛，其中部分業務(IDC/ICT)年增速超過30%。

這直接導致中國移動在政企市場長期處于受競爭對手打壓的狀態。上述人士透露，中國移動總部對政企業務的考核越來越嚴格，甚至在2012年提出，要“三年三分天下，五年半壁江山”。

前兩年，江蘇、福建、四川、廣東等一些受到競爭和考核壓力的省份，已開始頂風部署固網寬帶。移動內部數據顯示，這兩年，移動集團專線增長迅猛，2012年底，其專線累積78.1萬條，到2013年6月已經超過100萬條。

“拿到牌照之后，各省公司可以效仿江蘇等地的做法，繞過總部自行采購設備建設固網寬帶。”上述中國移動省公司人士表示，明年中國移動各省公司若掀起一輪固網寬帶建設熱潮，將不足為奇。

這與中國移動總部對固網寬帶的政策背道而馳，亦可見中國移動內部治理之亂。

多數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電信業內人士認為，在4G時代，中國移動摸到了一手好牌，但能不能打出去、怎么打，都仍是未知數。對現在的中國移動來說，利好已經出盡，利空卻如懸在半空中的靴子。

《財經》記者獲悉，工信部正醞釀新的網間結算方案，此前曾預計與固網牌照一起頒出。該方案將不利于中國移動。

按照現行的結算方式，用戶撥打移動電話時，都采用主叫方向被叫方付費的方式，費率統一為每分鐘0.06元人民幣。因中移動用戶數量龐大，此前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需向中國移動交納大量的網間結算費用。但新的結算方式很有可能是：中國電信及聯通向中移動結算時，資費標準將減一半至每分鐘0.03元人民幣，而中移動向中國聯通和電信結算時，則繼續按現行標準。

由此推算，在新政策下，中移動的利潤可能下降10%，中國聯通及電信則可能會多賺超過50%。

猜想第五次電信重組

一個討論多年的重組方案最近被重新提起：將骨干網、接入網等具有公共性質的基礎網絡交由政府壟斷經營，公平接入各下游企業， 數據業務等競爭性業務交給社會企業來運營，實行自由競爭，并向網絡經營者支付接入費用。

政府似乎想給中國移動留出更多的時間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TD技術，但政府或許沒充分意識到，對中國移動更大的挑戰其實來自互聯網企業。

在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沖擊下，整個電信產業的價值流已發生逆流。過去，網絡牽制新業務的形成，如今，新業務開始決定電信運營商“管道”的變化、升級與更新。

在OTT(Over The Top，指互聯網公司越過運營商，自行發展數據業務)廠商的沖擊下，運營商被邊緣化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這從今年初中國移動與微信之間的繳費風波便可見微知著。

政府亦在逐步加大力度填補監管空白區，形成更加開放和公平的競爭。例如，在今年上半年，工信部發布了《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方案》，在電信運營領域引入民資。

《財經》記者從多個渠道獲悉，一個較為激進的，也是討論多年的網業分離重組方案，最近重新被提起。

工信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楊培芳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所謂網業分離，是指將骨干網、接入網等具有公共性質的基礎網絡交由政府壟斷經營， 數據業務等競爭性業務交給社會企業來運營，實行自由競爭，同時業務運營商向網絡經營者支付接入費用。

近期，在電信運營商內部，關于是否自己做互聯網業務與OTT廠商正面競爭的爭議越來越激烈。放棄移動互聯網業務、做智能管道的觀點，在運營商內部漸占上風。多數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電信運營商處境被動，在于不肯放手，越是做不好移動互聯網業務，越是投入更多資源去做，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實現網業分離，運營歸運營，業務歸業務，電信運營這盤棋就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國移動高管認為，雖然用戶數是全球第一，但我國運營商在網絡流量經驗方面與國際主流運營商的差距正在越來越大，運營商不應分身去做不擅長和不占優勢的業務。

英國發放多張3G牌照后，涌現了一批與運營商合資的虛擬運營商，專門負責無線網絡的建設和維護，并同時為幾家運營商提供服務。

中國網業分離之所以多年難以成行，在于重組的復雜性。如果模仿電力、能源等領域，成立一家網絡公司，承擔網絡建設和維護的職責，能避免重復投資。不過，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泰爾管理所總工程師朱敏亦指出，此舉很可能出現技術升級放緩、濫用壟斷地位的情況，屆時，業務或服務提供商很可能將面臨落地困難的困局。

中國電信業已非第一次重組。1998年，原電子部和郵電部組建信息產業部，電信業實現了政企分開；此后十年內，中國電信業又經歷了四次重組，包括2000年電信移動分離、2002年電信南北分拆，2008年聯通雙網分離。縱觀歷次電信重組，遵循“均衡”原則，形成多家競爭實力相當的電信運營商是其中的關鍵。

關于再次電信重組，有人提出，應加快推進三網融合，實現電信、互聯網、廣電主體業務相互開放和進入，核心是將電信、聯通的數據中心業務分拆出來，整體打包并入廣電，與中國有線電視網絡公司合并，再加上廣電的視頻內容業務，共同組建國家廣播電視網絡集團公司。去年11月，由財政部出資，中國廣播電視網絡集團公司成立，注冊資金達45億元。但至今未正式運營。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較為溫和的方案是，政府可出臺系列政策，積極扶持、鼓勵和推進民營企業、互聯網公司和OTT企業的創新發展，對民營和國有信息服務企業真正予以同等的待遇。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史煒認為：民營互聯網公司可幫助國有電信運營企業從溫水里跳出來。

發放4G牌照牽動的是三大運營商之間的市場格局，而互聯網的發展是從外部顛覆整個電信運營市場。4G網絡的先進性更將助長這種顛覆力，4G將使移動互聯網應用變得無處不在、即時即需。

議論中的電信業重組，或許比4G發牌對運營商的意義更大。過去的歷次重組都是通過切分經營領域重塑行業競爭格局，是一種物理變化。新一輪重組則應帶來化學變化，真正促使傳統的電信巨頭們根治沉疴，融入到技術革新和產業再造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