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與我交流的業界專家都認為，大量深層次，大范圍的政策變革，都將從2013年底開始密集出現。從產業結構、資本結構到競爭格局，整個電信行業都有可能出現顛覆性變革。

比如，在2013年的最后1個多月里，醞釀數年的4G牌照即將發牌，正式商用。

比如，數十家民營企業，最遲在2014年春節前，正式獲得移動通信轉售業務的許可，成為中國首批官方認可的“虛擬運營商”。

比如，運營商可能逐漸推行混合所有制產權，與互聯網公司交叉持股甚至實行員工持股。

比如，運營商有可能進行新一輪重組，從而實現電信網、廣電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以及行業內呼吁多年卻始終未能實現的網業分離，從而在根本上解決當前運營商公益屬性和盈利屬性的沖突悖論，以及糾結多年的行業監管權力博弈。

比如，更多的基礎電信業務可能向民營資本開放，甚至移動互聯網將逐漸顛覆傳統電信業務，成為產業中心，成為新的“基礎電信業務”。

還有更多的“比如”，一切皆有可能。

這些變革的出現與演變，可謂上應天時，中有地利，下逢人和。

所謂天時，是整個中國的改革大勢。它為電信行業的變革，尤其是涉及體制深層癥結的變革，營造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環境。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了中國未來10年的改革藍圖。作為事關國家安全、產業升級和民生服務的戰略行業，作為社會影響力巨大的超級國企，電信行業及運營商，不可避免成為這個“最具雄心改革計劃”中的一部分。

在《決定》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等明確要求，每一句，都有可能成為未來行業變革過程中的一聲驚雷。

所謂地利，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市場，以及重要的創新溫床與制造基地，這為電信行業變革提供了雄厚本錢和廣闊的戰略縱深。

當前，華為、中興、騰訊、中移動等中國電信行業的運營商、設備商和應用商，都已經在全球的產業格局中具有越來越強大的影響力，中國主導推動的TD-LTE也逐漸成為國際主流標準。

另一方面，在全球產業衰退的大形勢下，中國規模龐大的，即將迎來新一波發展建設高峰的電信市場，也吸引了大量國際巨頭，成為中國電信業應對國際競爭的重要籌碼。

身子壯自然耐折騰。這些產業基礎，都能對沖電信變革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大大降低改革的風險。

所謂人和，是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替代趨勢逐漸成型。它為電信行業的變革，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內生動力。

移動互聯網業務，尤其是OTT（指互聯網企業越過運營商，直接向用戶發展業務）業務，已經徹底動搖運營商的傳統業務根基，導致運營商的收入加速下滑，這已經成為不爭事實。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不從企業機制、業務結構等深層次矛盾著手，進行徹底的轉型，運營商將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被自然淘汰。　

所以，電信行業內的利益各方，不但不會抗拒改革，成為隱藏水下的阻力，而且還會主動支持改革，與政策上下呼應，形成一股磅礴的洪流大勢。

可以說，當前正是電信行業奮起革新，一舉掃除過去10多年高速發展累積下的各種暗疾隱患的最好時機。能否摧毀那些阻礙行業發展的舊藩蘺，建立更多適應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秩序，且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