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推進我國信息化建設和加大通信產業開放中，一些人簡單地認為國有企業是阻礙通信產業開放和市場競爭的最大障礙，建議將國有電信運營企業非國有化，其依據是國外許多國家的電信運營企業均已非國有化。

事實上，在市場化建設和對外開放進程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并不能簡單地以制度優劣予以劃分，兩者的區別僅僅是資本結構的形態差異，而非企業制度差異。當前國有電信企業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國有資本管理和運營體制的問題，屬于體制性問題，而非簡單的資本結構問題；有國有電信運營企業在特殊歷史階段所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問題，而非簡單的優劣問題。

在推進我國國有電信運營企業深化改革，進一步向有效市場競爭演進的過程中，客觀認識和評價我國國有電信運營在通信信息產業發展中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在基礎通信設施建設中的特殊地位，對于制定下一步通信信息產業的改革政策，深化國有電信運營企業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國有電信運營商建設的基礎網絡和配套服務，是信息產業高速發展的核心基礎

近30年，以中國電信為主體的各家國有電信運營企業，在基礎網絡領域的投資、升級與改造發展，已初步確立了中國在國際網絡通信建設與服務競爭中的大國地位。從網絡資源的配置和基礎網絡提供的方式看，到目前為止，國有電信運營商仍承擔著國家和地方公共服務網絡的投資、建設和服務責任，具有公共服務和企業經營的雙重功能，特別是國家級的網絡整體規劃、布局，基礎網的普遍服務，重大工程和產業的信息化實施，國家信息安全體系的建設，以及涉及國際競爭力的智能網升級、布網、投資，仍由國有信息服務企業承擔，而社會其它信息網絡公司，均不具備實力或不愿參與基礎網和骨干網長線投資，以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類投資，僅關注接入網的參與。這是當前國有信息服務企業所處的特殊地位。這既有體制因素，也有產業因素。

客觀地講，國有電信服務企業，從當年的自然壟斷，到此前依賴于政府保護實現的行政性壟斷，到電信分拆后相對的打破壟斷，經歷了發展、壯大、按國家要求提高覆蓋率和全面走向普遍服務的歷史過程，其中，在國家大規模投資下，基礎電信服務(話音、網絡支持)已初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特別是移動通信用戶已占據全球首位。國有信息服務企業在我國信息化建設進程中，一方面承擔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核心責任，為國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礎平臺，為社會其它信息服務企業提供了不可缺失的網絡平臺，為各個產業信息化應用創造了不斷升級的傳輸網絡。同時，國有信息服務企業在信息經濟時代，又面臨著業務調整和網絡智能化升級的重任，面臨著以全新的增值服務，彌補傳統的邊際收益遞減的基礎業務的虧損。

近兩年基礎電信業主要新增收入來自于數據業務，特別是在3G時代，隨著帶寬的擴大，國有信息服務企業主要在寬帶接入、固網增值業務以及移動的增值業務中獲得新的收入增長點，而傳統的語音業務呈現快速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資費體制的調整，近年來傳統語音業務資費標準下降速度很快，通信服務企業制定得各種話費套餐，使傳統語音業務的收益率已接近企業成本臨界點。對國有信息服務企業而言，如不能實現增值業務的提高，將可能導致經營性虧損，并使企業發展嚴重缺乏后勁。

第二次電信重組后，固網運營商憑借固網帶寬的優勢，大規模發展固網寬帶業務，到2013年6月底，電信運營商寬帶數據業務收入已占總收入的50%以上，寬帶所形成的利潤占營商總利潤的80%以上。3G的商用，優化了傳統數據寬帶業務的結構，3G之前依賴于固網寬帶所實現的DSL業務，曾占據家庭寬帶數量的絕對份額，但3G商用后，由于傳輸技術的更新，已逐步被光纖接入所替代。

但我國寬帶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仍然不適應信息化發展需要。近10年，世界發達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寬帶基礎設施，寬帶投資快速增加，而我國寬帶基礎網絡則呈現投資、增速下降逆向趨勢，由此拉開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我國雖然在大力主張發展寬帶，各省市在城市規劃和建設當中也明確把數據城市和寬帶家園作為規劃的重點。從目前用戶總量預測來看，雖然呈快速上升趨勢，但增長率和以往相比實際上是下降的，這說明我國近幾年在寬帶投入上明顯缺少有效的投資和有效的推動力。目前雖然骨干網的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基于信息化目標所實現的接入網的速度，特別是基于寬帶接入網的有效用戶增長率明顯偏低，特別是基于大企業、大物流、大生產和大社區的寬帶接入投入不足。

國有信息服務企業在承擔社會公共服務和企業間競爭的過程中，網絡出租的邊際收益和電信資費收益的邊際收益均呈下降趨勢，特別是承擔的國家和地方市政的公共平臺建設，基本以高投入、低收益作為運作方式。在與互聯網和OTT企業的合作、競爭中，受體制、運營機制約束，收入渠道幾乎局限在流量分成和信元出租的狹窄空間內。

體制問題、社會服務與市場競爭的協調、新業務與傳統業務之間利潤實現模式的轉換等，均存在許多障礙和挑戰。

3G商用后，由于我國存在3種3G標準，其中TD—SCDMA的產業化進程緩慢，研發和應用體系中仍受制于傳統國有經濟體制和落后的市場推廣機制，使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TD產業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產業作用和商業作用，以及相對應的市場價值，這是值得我們發展4G時高度重視的。

我國近幾年增值業務收入增長仍依賴于固網寬帶的增值業務，而移動增值業務的增長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如果不能夠有效實現固網與移動網融合，發揮網絡水平融合的組合效益，國有信息服務企業的路很可能越走越窄。

綜上所述，與其它信息服務企業不同，國有信息服務企業具有著顯著的雙重特征，即：既是政策性、公共性、普遍服務性的企業，同時也是直接進入新業務時代的市場競爭者。國有信息服務企業的這一特殊地位與特征，使其在面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各種壓力、挑戰、轉型、創新中，必須通盤考慮其社會責任、企業責任，并兼顧好兩者的關系。

電信產業鏈演進中，國有電信運營商仍是產業鏈核心

通信產業，從產業發展和業務演進看，長期處于垂直分布的狀態，這與通信業在競爭市場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幾十年來，全球通信產業經歷了資源獨占下的自然壟斷，政府保護下的業務市場壟斷，規模控制下的市場壟斷，以及開放市場下的業務分拆、重組和融合。中國通信市場在第三代移動通信商用前，基本處于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的混合階段，進入第三代移動通信后，業務的多元化使壟斷被紛紛而起的網絡公司和OTT、APP所肢解。

作為我國信息服務最大的網絡載體，國有電信服務企業由電信服務產業鏈向信息服務產業鏈的演進，經歷了多次的拆分與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