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三中全會即將展開，據說通信運營商又要首當其沖的面臨改革重組，因此有必要回顧過去通信行業的發展道路，以史為鑒，使得各方能夠做出科學的決策。

前段時間，微信收費鬧得沸沸揚揚，搞得很多非通信業的人士都知道了什么OTT、管道化等通信問題，但還是疑惑中國通信運營商為什么發展遇到了困難。作為有長期通信行業工作經驗的筆者，竊以為除了面臨全球運營商互聯網大潮下的管道化挑戰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通信運營企業自身體制的困境，企業失去了活力和發展的方向。

當我們討論如何解決中國運營商面臨的各種困難的時候時候，有必要站在更高的層面來審視各種問題，有必要回顧研究對過去幾十年中國通信行業發展規律，有必要把通信行業放在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變化的大背景下來進行深入的思考。對此，筆者的結論是：過去幾十年，中國通信運營商的發展軌跡和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軌跡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未來中國通信運營業走出困境的先決條件之一取決于新屆政府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

當按照上述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目前中國通信運營商面對的各種困難的時候，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軌跡與中國通信行業發展的軌跡是完全同步的。

這里我把中國改革發展和通信運營行業發展劃分為如下三個時間段上完全重合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改革開放前十年（80年-89年）

剛剛開放的中國還處于短缺經濟的時代，開放的社會對通信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程控電話為標志，固定電話作為主要業務的通管局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擴大網絡規模，而初裝費、服務質量等問題開始引起社會的關注。

通信技術引進是這個階段的關鍵點。

第二個階段：充滿活力的十年（1992-2002年）

以小平南巡講話為標志中國重啟改革發展，通信業與中國的經濟一道獲得了飛速的發展。通信技術手段上以互聯網、移動通信為標志；體制上以中國加入WTO為標志，通信運營體制實現了政企、郵電的分離，五家基礎運營商先后成立，通信運營的競爭格局確立，通信網絡技術和規模達到世界前列，運營商服務水平不斷提高。通過四家最大運營商的分批上市，現代企業制度在逐步建立，通信運營商員工和全國人民一樣，充滿希望和干勁。

通信體制變革是這個階段的關鍵點。

第三階段：停滯的十年（2003-2013年）

眾所周知，這十年中國的改革陷入停頓，如果說前5年依上屆10年改革發展的巨大慣性還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以舉辦08奧運為標照志分水嶺，各種社會矛盾就逐漸激化顯露出來了。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耗盡了之前產生的改革紅利，陷入停頓、危機的時刻，通信運營的發展同樣陷入了困境。中國運營商表面上看是外界環境的變化和企業的管理水平問題，但細究起來還是社會環境、企業機制和政府監管的問題。

通信運營商從欣欣向榮到遇到危機的轉變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特點。

上面三個階段的劃分，從宏觀層面說明了國家和通信行業發展腳步是完全契合的。下面試圖針對具體問題、對最近10年通信行業與中國政體相關聯的各種現象做一具體的說明。

1) 改革精神的喪失和倒退

上個10年，通信行業改革的顯著標志是5家基礎運營商的先后成立和分批的海外上市（雖然正式上市日期可能在03年之后，但是其上市計劃和準備工作都是在上個10年開始的），市場競爭格局建立。由此對通信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正向激勵作用，運營商的市場意識很快建立，各級以營收為考核的機制很快確立。

但是，在全球通信市場都處于不斷競爭開放的態勢下，中國這些年基礎通信運營商卻從移動、電信、聯通、網通、鐵通、衛通、吉通、小網通最后縮減到三家，即現在的移動、電信、聯通。表面上，是這些被合并的公司經營存在困難，實質卻是本來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存在的問題，可措施卻是合并倒退到三家寡頭壟斷的狀態。

整個通信運營行業，給其它經濟成份和社會資源的進入設置了嚴格的壁壘，通信業務被劃分成三類，從基礎業務到增值業務，種類繁雜，個個需要審批才能獲得運營。這種狀態，完全與飽受詬病的做大做強國企、國進民退的國內形勢相呼應。討論十幾年的電信法，實質就是因為利益劃分的問題，遲遲不能出臺。

為了應付社會的改革呼聲，最近正在審批多家虛擬運營商的資格。在國際上虛擬運營已處末路、國內通信業法制法規不健全、政府監管部們不作為的前提下，通信運營業內人士無人看好現在推出的虛擬運營商的前景。

2)  監管的缺位和越位

主管中國通信運營業的最主要機構是信息產業部和國資委。最近10年，政府主管通信的部門出臺了哪些改革措施，推動了通信業的發展或推出了哪些有利于百姓的舉措，細數過來實在乏善可陳。到是監管部門在許多方面的作為飽受各方面的詬病。例如:

三大基礎運營商最高領導互換，即解決不了惡性競爭產生的原因，又不符三家上市公司高管任命的程序，上級部門如此作為讓下屬的現代企業制度如何建立。

三網融合，這樣一個利國、利民的發展方向，因為部門利益而始終無法落到實處。雖然國務院設定了期限，目前看期限內定會不了了之。

政府部門首先考慮的是維持運營商的利益，而不是鼓勵競爭維護用戶的利益。當年只有兩家運營商提供移動業務，明顯競爭不充分，但不讓另外的運營商進入移動領域，反讓聯通陷入同時經營CDMA和GSM兩個網絡左右為難的境地，最終造成一家獨大的局面；而難于競爭的固定電話卻有三、四家運營商在競爭。

各地運營商惡性競爭故意設置各種障礙，簡直成了社會的笑話，也令從業者們信心受到極大打擊。但難咎其責的不在于企業在競爭中的不冷靜，而是通信管理部門監督處理的無力或不作為。

國際上邊遠鄉村享受通信普遍服務，主要依靠政府提供普遍服務基金向企業買單來實現。但在中國，卻由政府主管部門強令各家運營商分片包干，政府自身不承擔任何責任。中國衛通本來有成本最低的實現方案，因為沒有人買單，使得各家運營商花更大的成本代價，最終效果缺乏監管衛通也避免不了被合并離開運營界的命運。

任何部門都天然的喜歡抓取更多的方便尋租的權力，通信管理部門也不例外。如之前的生產手機需要信息產業部的許可證，推行綠壩軟件，各種網絡應用資質的審批，等等，事后看來全無必要，只對審批者有利。筆者理解，再沒有那個行業像通信行業的業務種類分類如此繁雜，任何業務提供的經營資質都需要批準。

通信管理部門天然的有偏向“共和國長子”國企運營商的心態，最近關于騰訊微信收費問題，信產部部長的喊話，不僅不利于政府中立的監管者的形象，也損害了運營商在客戶中的聲譽。回想最近10年出臺了什么有利于其他經濟成份的政策，筆者一件也想不起來，只是感到政策在不斷收緊。

法制建設沒有進展。在通信業，各級部門依法行政還遙遙無期，電信法難產即是證明。當年福建百姓自營長途IP電話被抓，最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當時法院公開開庭，原被告和社會各方意見、證據庭上激烈交鋒，最終法庭秉公斷案，推動了行業和法制的進步。現在回想，恍若隔世。

3）運營商自身難題

運營商處于中國通信運營業價值鏈的頂端，企業自身的管理水平和運作能力才是應對目前復雜局面的基礎。作為通信行業的員工，對企業的各種問題弊端感同身受頗多抱怨，但仔細分析思考相關問題，其實許多在中國當今社會或國企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不是運營商獨有。下面一些企業內的熱點問題和社會的熱點就極為相像：

唯GDP與唯業務增長。各級政府唯GDP，中國運營商各級公司唯業務收入增長，這種唯一指標衡量業績做法弊端重生。GDP的水分和業務收入的水分都說不清；很多時候新領導上任就擠前任創造的業績的水分，這兩者骨子里就是一回事。

業績增長與個人收入增長不相符。GDP的增長率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長率嚴重不相符，同樣的，運營商業務收入的增長率和員工的收入增長率也嚴重不相符。收入增長停滯嚴重影響了員工的從業信心，筆者所在的公司許多年輕同事離職去當公務員了，這在以前不可想象。

靠投資拉動增長走到了盡頭。中國經濟靠粗放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頭了，同期中國運營商靠建設網絡發展用戶的收入增長模式也已經無法繼續了，各業務用戶都趨于飽和。因為過去增長成為習慣，大家都在盼望能出現殺手級新應用。最終國家和運營商都認識到創新才是未來發展的出路。

政府什么都想管運營商什么都想做。這樣的弊端隨處可見，政府哪些不該插手大家都明白，所以李克強就說：政府要把不該管的堅決放給市場；但是運營商的特殊性外界一般弄不明白，可自己也好像并不清楚。如搞網站、做手機操作系統，等等，失敗了也沒見到過反思總結。

上下責權不對等。事權當地政府負責，稅收中央大部分拿走，強拆、賣地等地方行為實際上有責權不對等的深刻背景；在運營商，集團公司總部的具體責任很輕，各地分公司的考核指標壓力極重，全集團的重大方針舉措由總部提出，但不承擔實施成敗的責任。同崗不能同酬，靠近領導就會近水樓臺，如此則難以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

行政管理文化痼疾難改。運營商的管理運行體系，實質上是行政管理模式。這種模式重權力重命令，輕服務輕流程，而且最近10年企業內行政命令的方式有加強之勢。因此，企業高管和政府官員的角色可以輕易互換，當企業耗盡改革的紅利，企業的管理運作能力提升就遇到了瓶頸，很多弊端積習難改、沒有解決辦法。

創新始終是水中月。政府部門的運作機制天然的不適合創新，而運營商行政管理模式也不能適應創新的要求。當創新作為共識在企業內已經喊了多年的時候，卻拿不出像樣的成果；特別是互聯網深刻改變了通信產業、運營商面臨管道化危機的時候，運營商卻連自身創新的主體由誰承擔和創新的主要方向在哪里還處在摸索階段。

搞政績行為蔓延。各級政府機構熱衷于搞政績工程，這種作風也蔓延到運營商內部，有時候雙方還相互配合。如運營商耗費很大精力到處與省、市政府機構簽訂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建設智慧城市等，動輒雙方高級領導出席，投資協議上百億，但是最后的實施過程、期限、效果結果卻不知如何。高級領導精力投入到這種無效果的活動中，勞民傷財。

改革步履艱難。中國現階段的改革，之說以如此艱難，是因為改革需要革自己的命。政府部門如此，運營商也如此。目前企業管理能力要想有實質的提高非運作機制改革不可，但內部變革若不從集團總部的各個權力部門開始，一切重大措施都難有效果。

當本文行文將要結束的時候，筆者自己都驚訝運營商自身的各種問題竟然和當今中國社會、政府、國企存在的許多問題如此驚人一致，從而更加堅定了筆者最初的觀點：中國運營商目前自身存在的問題就是中國全社會問題的縮影，只是與通信業的特點相結合而更具體化了。運營商焦慮的管道化問題，是全世界運營商遇到的共性問題，而自身的軟實力、管理水平才是目前應對這類問題成敗的關鍵所在。

因此，當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新一代領導重啟體制改革開放的路線，期盼能早日落實取得成果的時候，過去30多年通信業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中國通信運營商、通信行業的未來與政體改革的成果緊密相關的。我把解決運營商問題的源頭放在了中國政體改革主線上，并深信目前運營商自身的努力只能是修修補補，要想真正改變，取決于習李新政在中國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