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4G頻譜劃分、運營商網間結算調整等消息傳出，4G牌照的發放愈發臨近。由于牌照發放是技術與市場及政府意志之間的較量，上述“清障”舉措也將愈來愈為頻繁。4G是移動通信技術演進的必然，但我國電信業并未形成真正的市場機制，政策制定勢必更多考慮如何平衡現有壟斷格局。隨著4G時代的臨近，迫切需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權力邊界，以市場化方式發放4G牌照，及早建立競爭化格局，使民營企業有參與機會。

在特定宏觀經濟背景下，政府有動力通過鼓勵4G建設帶動行業投資增長，刺激經濟發展。長期而言，推進4G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也符合經濟發展方向。更何況，目前4G標準中，中國的TD-LTE-Advanced成功入圍，實現了市場換技術的目的。

全球已經展開和完成4G網絡部署的眾多主流經濟體中，國家意志成為推動相應國家開展4G部署的重要驅動力，尤其是日本，其政府意志對通信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干預最為明顯。

不同的是，我國4G發展還留有3G標準的后遺癥，而這些后遺癥又是由于電信業改革滯后，政府難以厘清自身身份所引起的。

2000年5月，我國擁有部分知識產權的TD-SCDMA標準被國際電聯接納為3G標準后，國內形成WCDMA、CDMA2000和TD-SCDMA公開逐鹿的競爭局面。在3G牌照發放時，政策采取了放開競爭、多頭試驗，通過設備商、運營商和消費者的分權決策機制，似乎遵循了市場規律。殊不知，當時并未形成真正的電信業市場機制，由于認識誤區和身份混淆，中國電信業改革一直不徹底。從最早的電信和移動分家，再到電信南北分拆，最后拆分網通，重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每一次重組中，政府均集所有者、管理者、仲裁者角色于一身，一方面以平衡各大運供應商之間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賦予新的壟斷地位。

如今，在資本、牌照等各種政策紅利中，現有電信壟斷格局對民資進入形成天然屏障，使得4G牌照發放需要更多去清除各種障礙。可以預期，在缺乏有效的市場機制環境里，4G產業未來發展也將受到較大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厘清自身邊界，要有破除壟斷的決心，具體措施大體可以有如下幾點：

其一，4G牌照發放應遵循商業原則，堅持標準的開放性，讓市場擁有選擇標準的權力，應由設備商、運營商、消費者構成的各層次市場自主進行標準選擇，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強推運營商不認可的標準。

其二，開放電信經營權，允許民資進入。目前我國有三個電信運營商，運營商數量不多的重要原因是其他運營商拿不到國家所頒發的牌照。可以考慮以公開競拍的方式來增發牌照并允許民營企業參與競拍。

其三，盡快實施移動轉售業務，尤其是開放轉售的基礎電信業務，轉售范圍應包括電信基礎設施、本地電話、長途電話、移動電話以及數據通信業務等。初期可以分步驟、有控制地進行。

其四，建立公平的監管框架，使民營資本能獲得公正、透明的競爭環境，最終形成大型電信企業國有主導、民營和外資適當參與，中小型電信企業以民營為主體的充分競爭的市場格局。

堅持推進電信業改革，努力建立富有競爭活力的電信市場，是使我國順利邁入4G時代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