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理化為代表的科學文化和以文史哲為代表的人文文化,是當前文化的兩種主要形式,被稱為“兩種文化”。最早從學理上將文化分為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并注意到它們之間分裂現象的是英國學者斯諾(C. P. Snow),他于1959年在劍橋大學發表《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再論兩種文化》等演講,并以《兩種文化》為題結集出版后引發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及其分裂現象的廣泛討論,并將兩種文化及其分裂問題稱為“斯諾問題”。隨后,世界各國的諸多學者紛紛開出彌合兩種文化的各種藥方,其中包括斯諾本人提出的教育改革和科學普及的方案,但兩種文化還是沒有找到融合的根本途徑。

人文學科難以數字化

兩種文化之所以難以融合,主要是因為它們建立在不同的方法論平臺之上。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夠一路高歌,主要由于其主體間性、可解釋性、可預測性、可檢驗性等,而人文學科則通常缺少這些特征。自然科學的這些特征建立于經驗化、數據化和邏輯化的基礎上,不同自然科學學科之間雖然存在不同研究視角,但基本都建立在觀察、實驗的基礎上,通過觀察、實驗獲取數據,通過數據找出其因果性或相關性規律,即自然科學“用數據說話”。這些數據可觀察、可檢驗、可解釋、可預測,不因人而異。反觀各人文學科,較為注重個人體驗,其主要方法為體悟、思辨等,多建立于個人假設基礎上,用思辨的方法建構具有個性化的思想理論體系。人文學科由于缺少具有客觀性的數據,從而無法用數據說話,造成因人而異、各說一辭的局面,主體間很難取得共識。因為建立在不同的方法論平臺上,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間分裂為兩個對立的共同體,相互之間基本不可通約,各種融合方案多以失敗告終。

人文學科為什么不向自然科學學習,也通過數據化手段來“讓數據說話”?這主要是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從而造成人文學科很難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相關數據。

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的各種現象及其規律,自笛卡爾以來,作為主體的研究者與作為客體的研究對象間拉開了距離,人可以對研究對象進行孤立、靜止的客觀性觀察,甚至按照研究目的對研究對象進行受控實驗,通過觀察和受控實驗獲取研究對象的輸入—輸出數據,并根據這些數據建構數學模型來刻畫、模擬研究對象,由此發現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

但是,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自己,而人具有自我意識和主體性,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都是人本身,我們很難像研究自然現象一樣對人進行觀察、實驗。這樣,我們很難獲取刻畫人類的客觀數據,因此人文學科也就很難用數據說話,只能通過猜想、假設和推理的方法進行思辨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