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歷史學家，聯合起來！” 二十一世紀的兩位歷史學家這樣吶喊道。
這兩位歷史學家分別是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喬·古爾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的作者。2014年10月2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在其官方網站上公開了《歷史學宣言》電子版，并開設了論壇供讀者討論。這是劍橋大學出版社首次在出版圖書紙質版前將書的電子版發布在互聯網上。
書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學界的熱議。不少學者支持古爾迪和阿米蒂奇的觀點。《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將《歷史學宣言》稱作“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歷史學教授大衛·克里斯蒂安抱持著大歷史觀，寫就了《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極簡人類史》等書，他認為：“喬·古爾迪和大衛·阿米蒂奇的貢獻在于，他們在書中講述了一個史學如何回歸大圖景思維的頗有力度的故事，他們要求史學家結合微觀史的洞見和大數據的兼容優勢。”
截至2017年3月，作者之一阿米蒂奇的哈佛大學個人網站上，就已列出了近一百五十篇對《歷史學宣言》一書的書評、博文、報道、訪談等。日語版、意大利語版、西班牙語版、土耳其語版等多個版本也陸續出版。中文版則于2017年3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為何宣言：長時段的歷史和短期主義的幽靈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布羅代爾被囚禁在德國戰俘集中營。成為戰俘前，他正在撰寫關于菲利普二世時期地中海歷史的博士論文。在戰俘營中，布羅代爾幾乎全憑記憶寫作。而正是這部在艱苦條件下完成的鴻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初步顯露了布羅代爾對長時段的思考和運用。1958年，布羅代爾在為《年鑒》雜志撰寫的文章《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中首次提出“長時段”的概念。年鑒學派和長時段歷史觀也由此逐漸走上了歷史舞臺。
《歷史學宣言》呼吁的正是長時段的回歸。之所以說“回歸”，是因為“有一陣子，長時段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期主義，亦即研究視野僅僅為五十年、十年甚至五年的模式。借用《共產黨宣言》的句式，古爾迪和阿米蒂奇慨嘆：“一個幽靈，短期主義的幽靈，正困擾著我們這個時代。”
不過，古爾迪和阿米蒂奇強調，這里的長時段不同于布羅代爾的那種長時段。他們稱其為“新的長時段”，并且認為這種新的長時段較之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更具活力和靈活性，也更具鑒別能力——這些特點的一大來源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大數據。在這個時代，史學家也背負了新的使命：“不僅僅要后顧，更要前瞻。要重新梳理歷史與未來之間的聯系。要學會用歷史反思未來。”“新的長時段史學家應當學會用歷史去批判現實，并恢復史學的本來面目：一種富于批判性的社會科學。”歷史這門學科應當是時代的仲裁。
2014年10月22日，英國廣播公司（BBC）Radio 3 Free Thinking欄目組織了一期主題為“歷史和政策”（History and Policy）的討論，特邀《歷史學宣言》作者之一大衛·阿米蒂奇，英國保守黨議員、歷史學家克里斯·斯基德莫爾，“歷史和政策”組織主任魯西·德拉普，以及牛津大學中國政治和歷史教授拉納·米特參與討論。幾位嘉賓在節目中討論了歷史如何以及何時失去了其首席地位、微觀史（micro-history）和長時段的運用、新興技術在處理大數據的過程中如何掌控微觀和宏觀、史學家與政策制定等問題。
在談及為什么寫這部《歷史學宣言》以及為什么是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的問題時，阿米蒂奇表示，當今世界事務存在一種“短期主義”危機。世界好像是基于五年或至多是一個選舉周期的時間跨度在運行。歷史學家的視野應該是超過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更深層的歷史，而當今，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卻不會談及這種視野。“這讓歷史學家們感到灰心喪氣——我相信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有這種感受。眼看著這個世界急速墮落，我們意識到，針對這些問題，歷史學家能夠發話，因此我們站了出來。我們的話語應當推動所有的史學專業人士重獲公共領域話語權。”
比如關于氣候變化問題。很明顯，近年來關于這一話題的爭論引起了人們的憂慮，科學共識明確指出了氣候變化的人為性質，至少過去二百年來是這樣的。但這一問題大部分都留給了氣候學家解答，然而對于歷史上氣候變化如何從世界上的某些區域、某些人群以及某些人類行為如工業革命或帝國主義中顯現出來，他們卻一無所知。而歷史學家直到最近才在這場爭論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歷史學家還能引發出很多類似的辯論。這些問題通常被選舉政治和短周期給橫切了，但這種時候我們需要的反而是在幾百甚至幾千年的周期中進行思考。“對此，我們既要往回看，也要向前看：往回看，了解氣候變化從何而來、誰對此負責；向前看，對于各種可能的未來情形，想象我們會做什么。”
宏觀史和微觀史當共存互惠
大數據、數字化資源、數字化檔案和信息儲存等的發展改變了歷史學家參與政策的程度。阿米蒂奇直言，這給歷史學家帶來差異化，但同時也拓寬了歷史學家參與更廣泛公共討論的余地。大數據正在從我們身上搜集每時每刻的數據。數字化的歷史研究和分析、可視化、數據處理，這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機遇，而對社會活動家而言則有點像是危機。他們在尋求數據，歷史學家也是。史學家需要找到某些數字歷史學家稱為“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在數據中找尋更大的模式，后者能夠指引史學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問題，以及在大量信息資料中要關注哪些檔案和材料。
當然，面對大數據，史學家面臨的是抽樣和挑選的風險。他們可以用這些數據證明想要證明的問題，但也會有另一批人用另外一些數據去駁斥前者基于大數據的論點。史學家可以用統計學證明任何想要證明的問題，也能用歷史案例研究論證要想論證的觀點。政治家們很好地掌握了這一點。克里斯·斯基德莫爾拿英國下議院的例子說明了這個問題：“兩邊的政治家可以選取簡單的事實，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觀點。”
對此，《歷史學宣言》強調：“我們不是要用宏觀史去反對微觀史，而是要提出大問題，這些大問題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將宏觀和微觀、長期視野和短期主義相融合，這才是關鍵。”歷史有著識古通今、去偽存真的力量。長時段歷史可以開闊視野，拓寬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利于史學家和政治家破除束縛我們展望未來的繩索，看到更為清晰的發展前景。微觀考據則可以去偽存真。在這個信息超載、大數據成為一種時尚的時代，微觀考據對大量信息數據的歷史式處理更加不可或缺。古爾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復興的歷史，“既要延續微觀史的檔案研究優勢，又須將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觀敘事，后者要采信多種文獻數據”。只有微觀史（短期分析）和宏觀史（長時段概述）相結合，才能產出內容厚實、觀點鮮明、富有道德蘊含的綜合性學術作品，達成歷史后顧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歷史：史學家如何參與政治
當然，歷史學家能夠談論的不僅僅是這些長期性的大問題，對日常較小的政策變化他們也能發話。“歷史和政策”組織主任路西·德拉普介紹說，該組織運行了十二年，期間匯集了五百名歷史學家，產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包括從十八世紀“金酒醉亂”時期的酒類法律法規，到十九世紀威廉·格萊斯頓首相的《售酒法案》，幫助他們對酗酒和酒類單價展開討論，而這些正與當下息息相關。歷史學家要注意的是這些現象發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景，然后看當下的政府和公眾人物對此如何評說，以及哪些政策會奏效。
古爾迪和阿米蒂奇在《歷史學宣言》中嘆息道，伴隨長時段的退卻和短期主義盛行的，是史學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對政策的影響力。過去，歷史學家在政治中的投入比現在多很多。也許不能說那是一個“黃金時代”，但確實有過歷史學家居于領導地位的時候。比如，十九世紀末阿爾弗萊德·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有數十年時間是美國、德國、日本海軍院校軍事戰略課的指定教材。韋伯夫婦撰寫了十一卷本的英國政治史，使英國歷史上的諸種制度能夠成為未來改革的參照。
又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R.H.托尼趕赴中國進行調查研究。托尼是著名的費邊主義歷史學家，其對十六世紀英國圈地運動的研究非常有名。他的研究看上去好像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相去甚遠。然而那段時期國際聯盟這樣的國際組織十分關注土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國的農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正經歷著什么。同時，歷史研究是可轉換的技能，就像托尼那樣深深沉浸在土地變化以及農民與土地關系的英國歷史研究中，卻也可以輕松地將其運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國。由此，研究英國圈地運動的托尼被派去了中國，并書寫了一部中國農業史的書稿，且書稿與他所寫的英國農業史有頗多契合之處，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樣的長時段史和比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的階級斗爭，引領學者和政治家認清當代制度、探索可行的社會變革。
然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歷史學家開始逐漸退出公共領域，取而代之占領這塊高地的是其他學科的學者，他們的歷史觀往往不是基于歷史證據而是普遍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經濟學家。拉納·米特論辯道，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交流減少，不是因為歷史中的政治少了，而是多了——事實上，歷史學家需要走近政治家，反之亦然，因為歷史變得更具政治性了。
古爾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性的歷史。對此，德拉普認為，隱含在《歷史學宣言》中的觀點是政治化的歷史。那么，為何不稱其為政治化的歷史？“歷史記載的政治相當復雜，通常我們不能將其簡化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的分類。歷史學家總有他們的觀點，但史學領域整體不會有任何政治偏向。”德拉普這樣解釋書中采用“批判性的歷史”而非“政治化的歷史”的做法。
對此，阿米蒂奇表示贊同。“關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的問題，我認為政治化可以不從政黨政治或政治譜系的角度去說，而是要意識到，作為歷史學家，至少有一件事我們是可以去做的，就是讓我們的長官和領導擺脫滿足于左和右的現狀。這絕不是一個政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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