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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采集目的無疑是為了應用，如果在數據采集時沒有進行方法和標準的規定，就會導致數據的濫用，屆時便會威脅到與該數據相關的領域，如金融、交通、醫療、司法甚至國家安全
詹姆斯·邦德在失敗數次后，終于攻入到敵人大本營，卻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生活起居、政府特工總部的密室等全都置于敵人的監控之中……
這是電影《007幽靈黨》中的一個鏡頭，電影中的“幽靈黨”利用大數據技術，實時監控著特工組織的一舉一動。電影中的情節看上去似乎離現實生活很遠，但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接觸過大數據技術，如“猜你喜歡”、定位導航、實時路況、自動駕駛等。隨著大數據的快速發展，如何保護安全隱私，也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話題。
“安全隱私問題，幾乎成為現在阻礙大數據發展的唯一制約因素。”12月8日，在中國大數據技術大會(BDTC)上，主辦方中國計算機學會(CCF)的大數據專家委員會副秘書長潘柱廷指出，在如今的弱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的應用與發展依舊缺乏法律的規范。
挑戰來自強人工智能
據了解，我國已經將大數據技術運用到刑偵領域。
“大數據的重要作用就在于犯罪預測，通過對潛在的可能引發犯罪風險的因素進行采集和分析，來預測潛在的犯罪行為，預測潛在的違法者行為，并預測潛在的犯罪被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裴煒稱，我國有些公安系統已經開始采用這項技術，比如，蘇州公安犯罪預測系統，主要針對一些盜竊案件的實時警情監測，監督潛在的犯罪分子。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犯罪預測技術必將不斷完善，如今的弱人工智能化必然會向未來理想的人工智能化推進，未來，強人工智能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智能機器，它有自己的直覺和自我意識，通過數據的收集和自主分析便能得到相應的推理結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屆時，這項預測技術與傳統原則或將產生沖突。
同時，也許將出現這樣的局面：當某個人被列為潛在的犯罪分子或潛在的犯罪被害人，其相關權利的保護、監控約束的尺度以及在現有司法程序上犯罪預測技術的介入先后，都將成為大數據技術在司法活動中發展的法律挑戰。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未來案件審理的數據采集也會廣泛運用大數據技術，這也許會導致控辯雙方的地位更加懸殊。”裴煒說道。
裴煒指出，政府和司法機關相對于辯方，在數據收集的能力上是不一樣的。政府和司法機關有權介入一系列相關數據庫，而現有的程序法顯然沒有給予辯方相應的權利，所以辯方顯然不具備政府與司法機關的數據收集能力。
從“收集權”到應用缺乏約束
早在2014年7月，蘋果手機違法收集用戶定位信息就被央視曝出。報道指出，蘋果手機升級到7.1.1版本后就會有常去地點的功能，該功能詳細記錄了用戶的行動軌跡、常去地點和滯留時長等信息，這些信息經過專家的簡單分析，便能猜測出用戶的生活習慣甚至職業。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海英指出，在如今的大數據時代初期，由于政策與法規不健全，數據收集的權屬也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以致數據的收集呈現出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局面：電腦上的網頁瀏覽、郵件收發、聊天記錄和搜索關鍵詞，以及手機的位置信息、通話信息、收發短信、APP下載信息等諸多環節，都不知不覺地收集著用戶的信息。
李海英認為，這些信息收集渠道沒有標準化規定和法律的支持，只會進一步加大數據信息的濫用。
此前，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在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曾指出：“未來，數據是生產資料，計算是生產力。”
“既然數據信息被視為生產資料，那么一定具有資產性或財富性。”李海英說道。
“對大數據或者任何一種數據來說，我們把它放入機器的一剎那，就意味著終究有一天會把這個數據從機器當中取出來。”裴煒認為，數據的采集目的無疑是為了應用，如果在數據采集時沒有進行方法和標準的規定，就會導致數據的濫用，屆時便會威脅到與該數據相關的領域，如金融、交通、醫療、司法甚至國家安全。因此，數據收集需要方法和標準的規定，同時，數據應用也需要標準化和相應的法律規程。
建議從源頭分類定密數據
國家保密科技測評中心副主任譚輝也表示：“總體上看，我們國家面向信息化大數據的政策法規還是缺位的。”他認為，由于政策與法規的缺失、數據收集權缺乏界定，致使一些商家借此誤用現有法規，為了利益故意繞開、避開法律規范，由此出現了“系統和數據裸奔”的現象。
而大數據如今已經成為國家的戰略資源，同時也是國家之間競爭的焦點，如果不對這些數據信息的采集進行規范，甚至使其成為開源數據源，那么這種情況勢必會威脅到信息安全。
“例如，現下常見的地圖應用，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但同時這些地圖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我國的地理信息。”譚輝說。
譚輝建議，應當將數據從源頭分類定密，以我國現有保密法規為標準，在數據被收集時，將各類信息采取分類、分級、分層的方式進行管理，使得泄密行為有據追查，有責任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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