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整個農業產業生態圈來說，數據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從行業定義上來說，其實應該是個金融家。不同的是，他的格萊珉銀行的目標客群是孟加拉農村的窮人。

“1976年我們建立了這家銀行，而直到1982年才真正拿到銀行牌照。”尤努斯曾經這樣描述他在農村金融上遇到的困難。事實上，國內的農村金融，盡管需求巨大，但由于種種困難，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總體解決。

尤努斯之夢

在互聯網金融上線以后，這個藍海市場開始被廣泛注意到。很多企業開始展示自己的中國式尤努斯之夢。

這其中包括螞蟻金服和京東這樣的巨頭，也包括很多創業者。螞蟻金服將農村金融視為三大戰略之一，今年成立了獨立的農村金融事業部，由副總裁袁雷鳴親自掛帥。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深化農村改革，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著手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截至2014年底的數據顯示，中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農村貸款余額為19.4萬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比重不到23％，農村村鎮銀行縣域覆蓋率僅為54％，這意味著大量的農村缺乏最基礎的金融服務。

農村金融這個巨大的市場，基本還是處于半荒漠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也限制了農村的產業和經濟金融。畢竟對城市企業家來說，金融已經成為產業促進的重要工具。

盡管“供給側改革”是2016年的關鍵詞之一，但對農村金融來說，距離出現真正的巨頭還有很大距離。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城市里可以鏖戰超市大媽的巨頭們，在農村的腳步都走得不算快。

中國向來適合農村包圍城市，但金融在農村卻總是呈現水土不服的癥狀。這背后有一個重要原因，數據。

農村金融的痛點

當討論中提到農村金融的時候，一位朋友的第一反應是，“扶貧辦？”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農村金融長久以來，存在的痛點很多。

第一，農村傳統機構效率低下，審批流程冗長、放款效率低下，資金供應不足；農村典當行、互助會、抬會自有資金不足，風險控制水平落后、無法跨區域配置資金；農村個人放貸、熟人借貸規模小、合規性差，不確定性高。

第二，農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大量資產無法獲得有效識別和合理定價。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消費性需求，和原料、農機采購、養殖種植、農產品加工等生產性金融需求都得不到有效滿足。

第三，農村資產獲取困難。不管是社區場景、供應鏈場景還是B2B場景，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資產獲取都相對困難，不易獲取相應的資產資金管理體系。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農村信用基礎設施差、風控成本高，優質資產很難被有效識別和定價。農民往往不在央行征信的覆蓋范圍內，又沒有抵押物和擔保人，傳統銀行很難把錢放心借給農民。利率高、不規范的民間借貸成了他們的主要借款渠道。

所以，農村金融的痛點核心，最終歸結到了數據匱乏、以及由此造成的風控缺失。這是金融的命門，沒有合理的定價體系，農村金融想要真正規模化，基本是天方夜譚。

幸運的是，移動互聯網來了。數據顯示，農村的網民數大概占整個中國總網民數的1/3，有1.7億左右，其中的1.5億是手機網民，他們手機上網的比率，比城市還高3％。他們網購、支付和理財，他們的行為變的可被數據化。

生態圈或成為發展方向

很顯然，農村金融已經成為促進三農產業發展和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助力。這其中，誰手握數據，誰就能玩轉這副大棋。

但數據如何使用，才能達到一個更好的效果，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從多個企業的探索來看，圍繞三農生態圈來做，可能是一個方向。

最近剛剛完成1.5億元A輪融資的可溯貸就是這個思路。

可溯旗下目前有三個主要業務，可溯貸、可溯生活和可溯數據，分別負責三農生態圈中的不同角色。其中可溯貸負責解決農村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可溯生活作為電商，充當流量擔當的角色，負責產品的銷售渠道；可溯數據則是一個農產品質量追溯平臺，通過物聯網數據采集，結合GPS全球定位系統、攝像頭監控、數據記錄平臺、氣象變送器等，覆蓋生產、倉儲、運輸等環節，負責農業產品安全性。

這其中，可溯數據承擔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農業數據化。通過產品質量追溯系統，解決了此前農業很難量化分析的問題。通過數據庫的分析，也可以提高農民、農企的資金使用效率，幫助農企科學運營。同時，信息透明的品質保證也會直接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幫助企業打造品牌。

對整個農業產業生態圈來說，數據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可溯貸CEO劉棟曾表示，農業大數據是農業信息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重要的農業資源，可以幫助破解農業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的雙重擠壓。通過大數據精準實現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將成為推進農產品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改革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