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大數據,我們總能在新聞里看到類似谷歌、微軟、IBM以及國內的“BAT”這樣的大公司,在做一些“基于大數據分析”的新產品、新服務……那么,我們普通的平民百姓,是不是只能對著大數據“遠遠觀望”呢?
其實,隨著大數據平臺在“互聯網+”時代的快速興起,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眾籌眾創等理念,已漸漸開始深入人心——比如,作為一個普通人,利用互聯網上的大數據平臺,就能影響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未來的某些發展規劃。
刷卡數據,揭秘“丐幫”勢力范圍
近日,在一節名為《大數據,云平臺與規劃轉型》的網絡公開課上,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信息中心茅明睿副主任,展示了一個好玩的研究——通過每個人手里都有的“公交一卡通”,就能揭示活躍在北京地鐵里眾多“丐幫”人士的動向。
“我們坐地鐵,是為了通勤。某些人坐地鐵呢,是為了‘工作’需要。”既然是“工作”,投入的時間自然更長——茅明睿和規劃研究院的同事王良設定了這樣一個標準:同一站點進出,且進出站時間超過2小時,并且出現類似行為超過4次的群體,就極有可能是北京地鐵里的“丐幫”。他們利用2014年8月～9月間10天的地鐵刷卡數據分析:當時地鐵中的行乞群體為481人,平均每人在地鐵中的活動時間為9.2小時。從這些人的出行時間看,無論是周末還是工作日,他們都會集中在早上6:30-7:30之間進站,在18:00-19:00之間出站,這與上下班高峰的時間基本一致,且周末的進出站量明顯低于工作日。
刷卡數據還顯示:該群體基本分布在中心城外圍和綠隔地區,最主要集中在各地鐵站的終點站,如5號線北端的天通苑北、天通苑,南端的宋家莊,1號線西端的蘋果園,八通線東端土橋站,6號線西端五路居,4號線南端新宮站等。這些站點大多既是市區線路的終點站,也是郊區線路與市區線路換乘的起點站。
而再通過實地調研,茅明睿他們發現:上述站點中,一些市郊的地鐵站附近通常都有待改造的棚戶區或者城中村,能夠為行乞群體提供廉價的住房。而城北如沙河、生命科學園、回龍觀等行乞群體的聚居地,則是因為該區域客流量較大,客流群體年輕且收入高、以外地來京大學畢業生為主。“這些人的錢更好要。”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28日北京市公交地鐵調價,也成了北京地鐵“丐幫”的大事件:由于在票價上漲的同時,規定了乘客在地鐵系統內滯留時間超過4小時將受到懲罰,乞丐在地鐵里“加班加點”地“工作”反而變得不劃算。茅明睿他們對2015年1月7日～13日的刷卡數據分析發現:此前追蹤的481人中,有高達58%的人,已經查不到任何刷卡記錄。僅有8人保持原來的出行模式,他們在地鐵中滯留的時間,也從9.2小時降至3.2小時。
不過,在這7天的刷卡記錄中,符合之前行乞人員行為模式的刷卡記錄,又新增了84條。這84人在地鐵中的平均滯留時間為4.4小時,仍然聚集在天通苑北、天通苑、宋家莊、新宮等地,但蘋果園站不再是聚集區。而這與之后《北京青年報》的報道《地鐵漲價及禁乞討,北京著名乞丐村“人去屋空”》中提及的蘋果園地鐵站西北側的金頂山村的情況相吻合。
“有關部門想要徹底治理地鐵乞討的話,這些數據都可以有效幫到他們。”茅明睿說。
精確記錄“用腳投票”
對于當今的城市規劃師們來說,類似“公交卡數據查乞丐”這樣的研究,不過是利用大數據輔助城市規劃治理的一個再細致、再具體不過的小案例。
“光是公交卡數據,就還有更大的應用:比如北京地鐵調價,究竟對多少上班族分別有多大的影響?哪種調價方案可以讓影響最小?……這些都可以算出來。”茅明睿很希望他們這些規劃師們的這個研究成果,可以放到北京地鐵調價聽證會上來展示一下,可惜“不知道應該找誰”。
就像地鐵調價一樣,一個城市里相關部門的一個決定,可能會給很多人的生活帶來影響。
茅明睿曾經觀測過北京前門地區某日下午3點的一張熱力圖:沿著前門大街,西側是大柵欄、東側是鮮魚口、草廠保護區。這一東一西兩個區域,無論是路網結構,還是地理位置、建筑風貌等要素,看起來都幾乎并無二致。然而在熱力圖上,兩個區域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人口密度——西側人流密集,東側卻出現了人口空洞!
身為規劃師,茅明睿很清楚這兩個區域背后的政策差別——西邊以“楊梅竹斜街”為代表的一系列胡同,從2010年開始,西城區通過漸進式更新改造的形式,逐步將其打造成為展現老北京歷史文化風貌的街區；而相對應的,東邊的區域,則只有簡單的“拆遷改造”的規劃。“一個人知道自己家早晚要被拆,誰還會用心經營這邊?”
茅明睿說,一個合理的規劃政策,會帶給一個地方的市民“好好生活下去”的信心,反之則會漸漸人去樓空:“城市,要有人才能有發展。一個地方人都不愿意待,還能有什么發展?”
人們常用“用腳投票”一詞,來表達人們對于某件事物的真實評判、訴求等。而從大數據的角度來看,這種“用腳投票”更是可以被記錄、被量化的:刷卡記錄、熱力圖、GPS軌跡、手機信令、帶位置的微博、照片數據……這些來自每個人身邊的“大數據”信息,比傳統的“意見簿”“調查問卷”“聽證會”更能反映真實的社情民意。
真實的數據反映的情況,往往會打破人們的固有印象。
茅明睿用北京的兩個郊區——通州和順義的職住比(同一區域內的就業人數和居住人數之比)來舉例——作為北京著名的“睡城”,通州給人的印象往往是“遍地樓盤”“上班族天天候鳥式往返”；而順義區依托首都機場周邊的工業區,帶來大量就業機會,看起來似乎通州的職住比要遠低于順義。然而,數據卻顯示,兩個地方的職住比幾乎持平。“有了大數據,規劃者和決策者可以避免很多‘印象流’的誤區。”
“對于城市規劃來說,大數據能讓我們更加清楚市民的訴求,我們甚至可以引導市民來參與城市未來的規劃治理。”
城市規劃,設計過程市民就可參與
2014年秋,大柵欄,北京國際設計周。在一個名為“城市界面展”的展覽現場。不少參觀的人一個個都化身《還珠格格》里的“容嬤嬤”,拿著紅藍兩色的大頭針,在不停朝著墻上的一面地圖扎去。
這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游戲,而是一個邀請市民對于北京的步行街道做出一個直觀的評價——藍色的大頭針代表步行環境很好,紅色的大頭針代表步行環境不好。最終,這張“可憐”的地圖,被扎了1560個點。
“扎針地圖”活動,是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創辦的一個名為“CityIF”的網絡平臺發起的活動。收到1560個扎針點后,規劃師們把它們變成了電腦地圖上的坐標數據,并通過互聯網街景照片爬取,獲得了相應的12480張街景照片。同時,在綜合考慮了國內外相關研究以及北京特有現狀后,規劃師設定了9項指標,并進行了實地考察,來對照印證市民“扎針”評價的有效性。
結果顯示:評估結果與公眾評價“完全一致”的點占到了總樣本的67.4%,超過2/3；“存在爭議”的點占31%,不到1/3；僅有1.5%的點存在極端差異。“這個結果,說明這次活動收集的數據已經是比較科學,足以體現大家對于步行環境的真實評價了。”茅明睿說。
整理好的“扎針”數據,被規劃師們整理發送到了“CityIF”的微信公眾號里,供市民查閱。“我們將來還打算把之前調查沒覆蓋到的北京市的步行街道區域開放出來,讓大家可以在網上接著‘扎針’。”茅明睿說,“扎針地圖”活動,實現了公眾參與的空間轉換:從實體空間轉換到線上,并讓其在未來可持續,變成有價值的空間數據、規劃數據。
依照同樣的思路,“CityIF”也發起了“北京積水地圖”等公眾參與項目。規劃師們希望,在城市發展規劃過程中,市民不只是像以往那樣,在方案實施后提出反饋性評價,而是在規劃過程中就可以參與進來。
創新,需要更多開放數據
國務院最近一次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回到“人的城鎮化”上來。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規劃師龍瀛博士認為,傳統的規劃,往往“見物不見人”。而要想實現“人的城鎮化”,城市規劃的模式亟需轉型創新。
在“互聯網+”時代,公眾參與的空間、時間、形式、成本、入口、傳播和力度,都與之前有著顯著的不同:無論是分析師、規劃師們主動尋找公眾發出的數據和信息,還是公眾自身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參與,都比之前變得更有效、更直接、更便捷。
“大數據的一個核心是對應著人,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人的尺度的活動、移動和心情等,這是以往的計算機輔助設計CAD、地理信息系統GIS、決策支持系統DSS……甚至是規劃支持系統PSS都不具備的。”2014城市規劃年會大數據自由論壇上,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崔功豪的發言,闡明了人、大數據與城市規劃三者之間的意義,也為當下城市規劃的創新,點明了一個發展的方向。
要想做好這個方向的創新,對于大數據的發掘、整理和分析的工作也必須更加到位。而這些的前提,則是有些城市規劃治理相關的公共部門掌握的數據,能夠更通暢地公開和互通有無。
“分析師和規劃師們現在正致力于一些數據的‘可替代性’研究,力圖用我們能從公開渠道獲得的數據來分析、研究更多的問題。”但茅明睿也表示,這種“可替代性”終歸還有著相當的局限,而各個城市里的規劃設計研究院,獲取數據的權限和途徑也相當有限,“我們很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多支持我們一些。”
規劃師們還希望政府部門能提供支持的,就是加強大數據公眾平臺的軟件建設。“我們現在一提發展智慧城市,發展大數據平臺,就看到各個政府大量訂購服務器、傳感器……不是說這些硬件系統不重要,這些是基礎。”茅明睿說,“但如何構建一個科學的平臺,讓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更加便捷、有效,才是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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