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廣州市社科聯、南方日報社和暨南大學聯合舉辦廣州新觀察第四期圓桌會，以“善治 參與 共享：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建設”為主題，研討轉型期的社會治理。會上，專家建議，借力“大數據”建立社會治理大平臺，同時制定社會組織信息公開條例，規范社會組織信息公開，讓社會組織在陽光下運作。同時要給予社會組織成員參政議政機會，暢通社會組織的利益表達渠道，更好地實現善治。
1探索政府善治、公眾參與、社會共享的良好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我國社會發展也出現了急劇變革的局面。
在此次研討會上，廣州市社科聯主席曾偉玉表示，在當前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利益格局不斷調整，利益群體多元化，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傳統社會管理體制和手段也遠遠不能適應今天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形成政府善治、公眾參與和全社會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良好格局，如何更好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就是我們所要研討的問題。”
當天參與研討的既有高校專家、也有社會組織代表，還有政府官員和基層組織的代表。曾偉玉希望各方代表的互動和交流，能夠形成比較好的研討成果，為今后黨委政府更好加強社會建設，實現善治格局，提供更好的意見和建議。
會上，廣州市越秀區委副書記、社工委主任劉梅為與會專家帶來了一線的經驗。據介紹，越秀區借鑒國外先進地區的經驗，應用互聯網+，信息化手段，將業務部門服務管理事項和群眾的數據納入到網格，也就是網格化管理。
同時，越秀區還加大了社區社會組織的培育力度。受上海的啟發，該區構思了“專業+草根”的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模式，引入了4家專業社工機構，也找來了試點社區，挖掘社區自己內生的需求和資源，從項目策劃、能力建設、資源拓展、經費支持、場地提供等方面孵化培育，促進社區草根組織的建設，使他們成為具有一定服務管理功能，有一定能力的社區組織。
天河區車陂街道黨工委書記王亞平則分享了該街道的變化及其背后的治理機制。
據介紹，車陂街的車陂村是天河最大的城中村，曾經是“臟亂差”的“代名詞”。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車陂村內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有成行成市的亂擺賣現象，村內像蜘蛛網一樣的空中三線也逐步入地，村里還有了微型消防站及交通微循環，逐步達到了“干凈整潔平安有序”的目標要求。這種變化的背后，其實是機制的轉變。車陂街實施了一支隊伍管全部的綜合執法改革：在不增加人員編制、不改變人員編制、不改變執法主體的情況下，形成了涵蓋公安、城管、工商等執法力量的綜合執法大隊。綜合執法大隊形成之后，車陂街亂擺賣現象得到了徹底的遏制。
2“給予社會組織成員參政議政機會”
在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蔡禾看來，在社會治理中，讓社會“自己管自己”其實是一種回歸，現在引入市場經濟力量，讓私營部門也參與承擔公共服務職能，有助于提高效率。而在推動社會組織發展以及降低社會組織設立門檻方面，廣東“可能都是走在國內前列的”。
不過，蔡禾也指出了當前社會組織發展必須避免的一些問題。
“一個組織如果只為了承接服務，那么它的出發點只能是工具性的。”蔡禾說，社會組織在服務過程中，如果不反映所在群體的需求，推動該領域的公共政策發展，那么它的發展是有限的。社會組織應該真正參與到社會治理結構中，成為所代表人群的利益表達者。
蔡禾提醒，如果沒有組織化渠道進行表達的話，任何利益表達就一定是個體的表達，而個體表達成功的概率是不大的。
持類似觀點的還有浙江大學光華法學特聘教授葛洪義。他說，怎么保護社會成員的合法權利，并支持他們為了維護權利合法組織起來，是當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在處理群體性事件中遇到的無法談判的被動局面，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能夠代表群體的合法組織。為此，葛洪義建議，在職能轉變過程中，政府應該成為服務主體，而社會組織則應成為所在群體的利益表達主體，否則遇到群體事件，“就是面對分散的群體，很難做矛盾化解的工作”。
而廣東省社會組織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湯娟也呼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評選時，要考慮到社會組織界別的廣泛性和代表性，給予他們參政議政的機會，為社會組織提供利益表達渠道。
3 建議制定社會組織信息公開條例
社會組織如何自我約束？這也受到研討會專家的廣泛關注。
截至2014年底，廣東省省級社會組織是有2592家，但是參加評估的單位也就250多家，其中能夠被評到5A級的社會組織很少。“從這些數字我們就可以看到，社會組織在獲取資源的能力、內部管理能力、公信力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湯娟表示。
“社會組織既要表達利益，也要約束好自己。”蔡禾表示，就如全世界的工會代表工人利益，同時也在管理工人，其本身也是社會治理功能的一部分。
不過，蔡禾也提醒，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監督不要走到行政監督的老路上，而是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監督，借助現代手段，將重心轉移到制定規范、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法律法規上面來。社會組織拿著社會的錢，信息應該向社會公開。而政府則是負責制定好社會組織信息公開條例，建立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平臺，老百姓上這個平臺就可以看到，這些社會組織拿了多少錢做了哪些事。
湯娟也表示，社會組織的信息化建設實質上也是社會管理創新。我們應該以構建現代社會組織培育管理體系為中心，依托社會組織信息網絡平臺，加強社會組織的指導和監督管理，實現社會組織的信息公開，建立社會組織的公眾監督，提升社會組織的誠信度和公信度。
“因此，我覺得要進一步加大社會組織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投入，要建立多方聯動的應用管理機制，從多頭分管轉變為協同治理的社會治理局面，形成社會治理大平臺、大數據、大聯動的格局。”
湯娟建議，要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形成以項目為導向的政府購買服務體制，特別是要將政府購買服務向等級評估高的社會組織傾向這些政策落到實處。同時，要借鑒香港的經驗，加強和創新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引導社會組織嚴格依法辦會、遵守章程，建立健全理事會、監事會等內部監督體制。
4 社會組織要避免成為“準政府部門”
在葛洪義看來，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建設服務型政府，提升政府服務能力，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也要提升服務能力。
“那么，服務到底是指什么呢？”葛洪義表示，服務型政府實質上就是服務于干事情的人，也就是說有沒有為服務對象提供一個將事情做好的環境。在這其中，我們就是要讓社會能夠管好自己，而政府只是提供一些輔助性的幫助。如果政府管得過多，責任也會無限增大，老百姓遇到什么問題都會找政府，最后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承擔無限的責任。
另一方面，有些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轉移后，會產生變相審批等現象。為此，葛洪義提醒，要防止社會組織變成“準政府部門”或者“二政府”。深化改革就是讓社會發揮作用，使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讓社會組織、讓企業充滿活力。法治建設同樣要讓社會成員擁有自己的權利，并且依法依規行使自己的權利。
作為社會組織代表，廣東省家具協會會長王克也表示，在社會管理轉型中，行業協會要不斷的提升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努力為行業服務、為政府服務、為企業服務，推動提高社會組織負責人、工作人員的職業化。“政府可以適當將一些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物交給有能力、有責任者。社會組織不是萬能的，有所為有所不為。”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