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需要的證件多、證明多，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個人信息都分散在戶籍、公安、社保等部門，彼此各管一攤，信息沒有聯網共享，還造成重復建設和數據“打架”。除了部門分割，還有地域分割，很多人換個地方工作，社保、醫保等無法接續，辦個事要來回跑開各種證明，再加上一些部門服務意識不強，不作為、慢作為，百姓辦事就越發難了。
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社會化公司已經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隨時掌握個人行蹤和消費行為，如果政府還停留在坐等民眾跑腿開證明的時代，就太落伍了。在這方面，政府和公共部門應向社會化公司學習，通過技術改造、購買服務等，搭上數據時代這班車。
當然，讓民眾少跑腿、減少辦事難，只是政府數據戰略的一個結果，加快政府信息化和互聯共享，意義遠不止于此。技術變革尤其是大數據的出現，對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意義深遠。
在西方發達國家，“數據治國”已經成為一項重要戰略，信息公開和數據化管理，對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美國，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最小數據集”制度，在各個領域強制收集必要的數據，并據此制定政策、進行決策，推動了管理的精細化，也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開放透明。而最小數據集的出現，最早就是出于不同組織之間信息交換的需要。
由此可見，建設開放透明的現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治理水平，都需要建立先進管用的政府信息系統，把大數據思維引入政府管理。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先從政府信息和公共數據的互聯共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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