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為特大型城市危險化學品監管帶來嚴峻的警示。危化品是一把雙刃劍，它切斷了貧困之鎖，但也可能割開災難之門。災難是一本教科書，她再一次告訴我們，沒有人永不犯錯，科學的法則與嚴明的執法，才是解決問題的王道。

危化品監管一直是特大型城市的一塊“心病”。過往的全國經驗表明，傳統的“人盯人”式監管，往往產生“貓抓老鼠”般的尷尬。有些地方面對數千家企業，數百種危化品的生產、儲存、使用、經營、運輸等多環節的風險點，以傳統方式進行監管，往往會力不從心。

監管力量同需求間存在巨大錯位的情況下，飽受詬病的選擇性執法與運動式監管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技術變革推動著監管創新。在這個移動互聯時代，構建一套以大數據為基礎的全新監管體系，通過破除種種信息壁壘來提升事中事后監管效能，不僅可能，而且勢在必行。

在這一過程中，法治絕不可缺席。上海曾于2005年頒行《上海市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辦法》，在危化品監管方面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然而，十年之間，事易時移，法律修訂已成當務之需；修法所體現的，也應當是監管思路的轉變。

一方面，危化品監管應當從注重危化品的物理集中，轉向更為注重危化品的信息集中。危化品的物理集中，對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減少風險點的分布，確有其積極意義。但如管控不力，也容易誘發風險傳導與擴散。因此，比物理空間更重要的，是明確規劃選址的安全標準。而不管風險源如何分布，了解真實的信息，讓監管者知道具體的風險點和風險流向，遠遠比將風險源進行物理固化更為重要。畢竟，隨著危化品的銷售與運輸，其風險流動不居。

另一方面，危化品監管方式應從注重危化品經營許可證的核發，轉向更為注重全面動態的電子信息監管平臺的構建。此前，經營危化品固然需要獲得許可，但一紙許可證并非確保安全無虞的不二法門，審批之后的精細化監管與精準式執法方為正道。在這方面，信息的全面與及時是根本保障。

在目前的監管格局下，危化品在生產、儲存、使用、經營、運輸的不同環節，除企業承擔主體責任外，由安監、交通、公安等部門分別承擔監管職責，這些主體對信息報備的寬嚴尺度不一。這樣的寬嚴不一，以及各監管部門、企業主體間存在的種種信息壁壘，大大影響了監管效能，甚至可能導致事故發生后的追索無門。這方面，法律法規應當強制性要求各地建立統一的危化品電子信息監管平臺，并責令相關企業及監管部門將信息輸入該平臺，從而形成危化品信息監管的閉環，為精準式執法提供基礎。對于拒絕輸入信息的企業，可以納入誠信系統，加大現場檢查頻度，并將該信息提供給銀行、海關、檢驗檢疫等部門，提升其經營成本，從而形成激勵相容、悖信受懲的良性循環。

此外，國家層面需要確定統一嚴格的監管標準，以避免各地標準不一帶來的監管套利。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如果各地信息分割，監管標準寬嚴不一，極易誘發監管套利行為。采取高標準的區域，有可能喪失競爭優勢，在劣幣驅除良幣之下，久而久之，將會形成競相降低監管標準的態勢。舉例而言，由于危化品的運輸對車輛及駕駛員均有特殊要求，上海為確保安全，司機在裝車、運輸、卸貨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用手機發送信息，以確保人車合一，外地車輛運輸危化品進出上海，也須嚴格執行這一要求。危化品不是普通的商品，為了維護公共安全，不宜在監管領域引入區域制度競爭，應該實行同一標準。全國統一監管標準，避免形成規則洼地，具有強烈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