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選擇相信誰，我，還是你那臺撒謊的 iPhone？

在戀人眼中，證據確鑿的出軌無疑是讓人心碎的。對于生活在21世紀的這一代人來說，想要發現戀人出軌的證據，顯然并不困難，捉奸的科技成本變得十分低廉。

為富蘭克林羅斯福著書立傳的寫作者們，向他的妻子埃莉諾爆料了一沓信件，寄件人是羅斯福的婚外戀對象 Lucy Mercer。克林頓性丑聞事件的揭發，是通過一卷錄像帶，以及實習生及萊溫斯基衣服上那塊臭名昭著的污漬。而施瓦辛格與女管家的私生子丑聞，則是在和妻子進行婚姻咨詢的時候遭到曝光。

然而在當今社會中，更多出軌行為的曝光，不再以上述方式出現。離婚律師的報告表明，他們在幫助代理人對薄公堂的過程中，通常依據收集到的網絡數據展開辯論，這些數據來源包括可穿戴設備和一些智能手機應用，如Find my iPhone 以及 mSpy。這種數據收集方式所提供的呈堂證供，把普通的婚外戀官司變成了一種社會大討論：可否依據數據所呈現出的個人信息，衡量其情感忠誠度。過去虛擬世界中的“奧威爾式心碎”（譯者注：喬治奧威爾在其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描述了一個極權自由主義下的世界觀，其中包括“個人隱私遭到嚴重侵犯，日常生活中充斥了直接或間接監控”）也許正在變為現實。

“互聯網所呈現的數據，就像衣領上的唇印一樣清晰”，一名在英國工作的離婚律師Sam Hall，用這種比喻來形容大數據在離婚案中的效果。

這些萬能的大數據在2011年里大量涌現，引起了大眾的警覺。一名男子宣稱，當他用Find My Friends app時，明明定位到妻子正身處一片氣氛浪漫的住宅區時，她卻短信自己聲稱此刻正在郊外。“當我們一同坐在離婚律師的辦公室里，我手機上這些美麗而珍貴的行跡路線可起了大作用”，該男子在MacRumors.com上發布了的這條消息，迅速火遍互聯網。

同年，運動手環Fitbit也引發了使用者和隱私保護領域的權威們的不滿，理由是該公司不小心混淆了功能設置中的“公開發布”和“本人可見”，導致一些用戶的性生活數據出現在他們的檔案中，而Fitbit并未對用戶們的抱怨做出回應。

更加火上澆油的是，這些可穿戴設備和追蹤定位App正日趨流行。根據尼爾森2014的數據顯示，平均每六名消費者中，就有一名可穿戴設備的使用者。盡管谷歌眼鏡并沒有熱銷，德勤公司預計，目前的可穿戴設備市場能生產大約30億美元的價值，到2020年，市面上可能會出現上億種可穿戴設備。而電子追蹤的最大優勢在于，被追蹤者往往毫不知情，否則他們早就選擇關閉定位功能了。

如果伴侶們都在使用可穿戴設備追蹤對方的行跡，可以說他們本身的關系已經岌岌可危了。然而很多時候，這種監控行為并不是自發主動的。

舉個例子，Hall描述了一個已婚客戶的情況，他在參加某朋友的單身派對時，與其他女性互相發送露骨的性愛短信。當他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正打開iPad，iCloud已經把他的短信內容和圖片推送了過來。

“有時候，掌握了這種科技能力的人會變成一個超級偵探”，Hall說道，“科技搭檔能幫你掌控局面”。然而真實場景并非如此，“科技總是比你搶先一步”，來自美國婚姻律師協會的James T. McLaren有不同的看法。

該協會不僅觀察了包括數據追蹤的離婚案件。2012年的調查報告顯示，92%的離婚律師都匯報了一個持續增長的數據：越來越多的離婚案件開始用智能手機所提供的信息作為證據。另一份調查則顯示，81%的離婚律師宣稱，在過去五年間的離婚案件中，社交網絡成為另一大取證來源。

GPS技術在近年來的發展，讓可穿戴設備能夠提供多方面的數據，而這些數據可能為個人傷害案提供佐證。在去年，曾經有律師接下過這樣的案件，一位私教在車禍后發現自己的身體機能大不如前，她在Fitbit上的數據成為了有力證據。通常情況下，來自可穿戴設備和Apps的數據，例如心率、地點、信息、郵件等，并不應當成為實質證據，McLaren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作為輔助證據。目前來說，法庭也許無法完全根據移動端的大數據來進行審判，但是根據調查報告來看，這些大數據對于被告而言，顯然是個減分項。

McLaren提出了一種，如果丈夫發現妻子時常出現在某個可疑地點，那么他就能以此為由，雇傭私家偵探進行調查。而對于法庭來說，私家偵探發現的實質性證據是更為有力的。

追蹤他人、乃至配偶的合法性一直飽受質疑，一些夫婦閑的沒事，開始監控彼此手機上的數據，一些律師這樣告訴我，他們在對方的手機上裝載各種追蹤類App，或者從可穿戴設備上下載信息，這種行為通常是非法的。如果某個潛在（打離婚官司的）客戶向McLaren提及一些監控方面的問題，McLaren表示他不太愿意經手這樣的客戶，因為他很可能要承擔侵犯隱私的風險。

Harry Houck是一個婚戀方面的專職調查員，“警察需要傳票才能進行監控”，他們不允許安裝任何追蹤軟件去追蹤他人。但是由于很多智能手機和電子設備都是配偶雙方共同使用的，這就讓他們下載使用追蹤軟件的過程變得合法。

“我們警察不能使用這些追蹤軟件”，Houck是一名紐約警局的退休探員，他說，“但是丈夫和妻子卻可以使用，因為他們總是共享同一部手機”。

隨著技術的更新，追蹤技術也變得更加強大，最新迭代的設備已經開始研究“超追蹤（hyper tracking）”功能。Jeff Chester是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的CEO，他認為數據追蹤技術會變得更加精準和及時，對于那些大公司和質疑彼此的配偶們來說，新技術可以更好的監控人們的行動。

“廠商鼓勵我們全天候使用這些設備”，Chester說到，“聽起來似乎無害，只是監控你的心率，查看你去了哪里，但是人們會把這些瑣碎的信息拼成一個完整的事實”。

客戶們在大數據上尋找伴侶的不忠行為，通常是為了獲取“心靈上的慰藉”，而不是法理上的證據，Scott Lewis是在一名密歇根的私家偵探，他認為，“伴侶們通常都感受到了另一半的出軌行為，但是他們只是想在糗事曝光之前先有個心理準備”。

此外，在離婚過程中，新技術可能會更多暴露更多事實，比如另一半可能有一些藏匿的財產。Gary Traystman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離婚律師。電子銀行賬單，身體狀況，甚至精神疾病史，都會被智能手機發現，這些證據會被提交至法庭。Traystman談起一個案例，他客戶的丈夫在先前的陳述中，并沒有提及旗下的投資賬戶和芝加哥的房產，而通過追查他的電子郵箱，這些都被發現了。“網上留下的痕跡是無法被抹去的”，Traystman這樣總結。

另一個流行的追蹤方式是市面上那些宣稱幫你及時了解“孩子去哪兒”的一系列軟件，比如Trick、Tracker、Phone Tracker等等。另一款軟件mSpy自我標榜為“用戶可以放心使用：了解你孩子的動向，預防小偷，管理員工”。mSpy每月費用高達39.99美金，收集各種截屏，GPS定位數據，通話數據等信息，甚至還原SnapChat上閱后即焚的內容。mSpy在公司網頁上表示，“用戶自己對監控行為全權負責”。

事實上，在許多案例中，這種費時費力的數據監控方式依然廣受歡迎，追蹤類App和可穿戴設備幾乎讓私家偵探們無活可干，因為他們的追蹤結果往往不夠準確。律師們往往也會告訴客戶，數據分析有時候也不是完全準確的。

“試圖追蹤一個身處紐約的人簡直太困難了”，David Schassler是一名婚姻方面的私家偵探，“在曼哈頓的高峰時段，這種追蹤很可能被糟糕的交通狀況所阻礙”。Schassler接到的咨詢電話中，有70%與調查伴侶的忠誠度相關，“我們都快被這些案子弄瘋了”。

戀人們一旦分手，追蹤軟件也能避免兩人的尷尬相遇。Spit可以大致追蹤前任的蹤跡，從而避免尷尬重逢，Udi Dagan是這款軟件的開發者。從自身和朋友們的經驗出發，Dagen的軟件通過捕捉人們在社交媒體如Instagram、Facebook上標注的地點信息，從而大致獲取那個“不想遇到的人”的活動范圍。

“我們恰好把這個概念反過來使用了”，Dagen說道，“這是反社交軟件，我們用不連接替代連接”。

因此，技術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引發離婚，另一方面也讓分開了的怨侶們多少舒服了一些。如何衡量伴侶的忠誠度，看來我們只能去找大數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