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人類文明邁入科技始之狂飆突起、繼為時代先鋒的新紀元。20世紀，隨著科學各領域的廣泛交叉、科學與技術的深度融合以及科技與工程的風云際會，涌現出以曼哈頓原子彈研制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為代表的大科學工程范式。一者不僅洞開微觀世界之門，而且釋放出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所有最偉大的神話均遠未企及的巨大核能。二者不僅使人類跨出孕育并繁衍我們的地球，而且變宇宙天塹為人間通途。三者及萬物之靈長人類，通東西哲學之兩極，不僅用還原論上“全元素洞幽的放大鏡”，窮盡生命系統全部構成元件(基因);且以整體論上“巨系統覽勝的望遠鏡”，匯融萬千元素為一體，集大成!

大科學工程，是以工程方式、計劃手段、匯聚科技資源與力量整體推進重大科技計劃的最新范式，是科學研究由傳統的“手工小作坊”向現代大規模“工場”演進的一次革命。20世紀以來，它既創大數據源流，又通大發現新洲。近年來，風起云涌于全球的大數據浪潮，就發端于幾乎同時出現的物理學強子對撞機實驗與基因組學研究。雖然無論文明之初的刀耕火種，還是文明繁盛期的潛海探天，人類理性對自然、對自我的探究，無不經歷數據、信息(數據間的關系)、知識(信息中的模式)與智慧(知識中的原理)四大范疇，而無關結繩計數還是電子超算。但大科學研究終以數據洋流正信息時代之本，IT時代終于在長期有T無I之后，有了I!

科學史，是一部厚積薄發的發現史：人類對某個領域的認知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會出現一個或者幾個劃破歷史長空的科學大家，應承時代的召喚、指引紀元的更替，促使重大發現噴薄而出，迅速匯聚成滾滾洪流，沖破已有理論信條的桎梏，開辟全新的理性認識境界，點燃一個或多個學科使其呈現爆發式成長乃至革命性突變，推動該領域進入大發現時代。其中，厚積階段通過積累大量數據而“聚能”，繼而突破“能壘”、實施“點火”。歷史上，自發、散在的研究聚此勢能往往需要數代人的皓首窮經，而大科學范式的“兵團作戰”以空域和領域維度上的大規模換取甚至超越時域維度上的長尺度，實現今朝一日、史上數年。

大科學成就王者

科學，源于人類理性覺醒后至真、至美、至善的可思性內生張力，力在悟性;而鼎盛，一定程度上賴于其實用價值、尤其是獨特價值突顯后至實、至用、至效的可視性外在引力，力在物性。因此，科學在最近500年間不斷鼎新人類文明的同時，自身也被現代文明徹頭徹尾地重塑，如科學研究的體制與模式。17世紀前的上千年，科學研究一直以最初的個人(或學派)自由探索為主，18世紀發展到松散的學會(或無形學院)，再到19世紀的實驗室模式，20世紀則迅速上升到國家規模甚至國際規模。21世紀，科學已真正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甚至成為國家或地區重要的戰略產業，科學技術縱橫捭闔的一體化潮流勢不可擋。一方面科學整體化、技術群體化;一方面科學技術化、技術科學化。其中，大科學范式一馬當先，譜寫了不朽的春秋，當代全球產業的風向標——從信息技術、空間技術到新一代生物技術，無一例外均源于大科學工程。美國更是憑借一系列大科學計劃拔地而起、脫穎而出，迅速成為人類科技史上新的“盟主”。

美國科學的興起，主要得益于英國的科學傳統和德國的科學體制。一方面，資本創造出強大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所創造的社會民主空氣和實用主義哲學使美國科學的起飛一開始就踏在“巨人的肩膀上”。整個19世紀，這個年輕的國家以其技術上的創造性聞名天下。1890年，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超過英、法、德，位居世界首位，但此時的科學只是“再版的英國小科學”和“再版的德國實驗室”。美國雖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但未從其上站起來。美國科學的起飛，嚴格來講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更確切地說，是創造性地實施“曼哈頓”“阿波羅”兩大科學工程后。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次年，“曼哈頓”計劃實施，標志著美國“大科學”的開始，同時揭開了人類“大科學”時代的序幕;1945年，兩顆原子彈相繼在日本爆炸，迫使日皇求降、宣告二戰結束。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隨即啟動“阿波羅”計劃。之后，正是憑借“曼哈頓”計劃發展的原子能技術和“阿波羅”計劃開發的制導、控制新技術，美國才主導了戰后50年全球武器裝備的革新。而“曼哈頓”計劃發展的1-5代計算機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阿波羅” 計劃完善的衛星技術，則直接構成了當前信息化軍事革命的基石，正是它們把美國送上了一尊獨大的“霸主”地位。兩大科學工程不僅保障美國贏得了二戰、冷戰，而且令其茅塞頓開，進而確立了美國政府不因黨爭、輪替而動搖的“鐵石戰略”：全力實施大科學計劃，穩固其超一流科技大國的地位，并以此為龍頭帶動其高技術的發展。確實，每當美國政府需要調動全國科研力量攻關，用科技促進國家安全和美國工業在國際上競爭力的時候，它就會推出“大科學計劃”。而且，美國政府 “領導世界”的欲望越強，面臨世界經濟和軍事競爭的壓力越大，其大科學計劃的規模就會越大，項目就會越多。美國一直自我標榜是長期搞市場經濟、崇尚自由、反對“計劃”的國家，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度能再三動員和集中國家規模的科技資源于大科學攻關，足見其大科學計劃背后國家戰略至上、原創戰略制勝的靈魂和“法寶”。美國這種單獨“領導”和支配世界的欲望，決定了它必然把有益于提高綜合國力的“大科學計劃”繼續下去。冷戰結束，“星戰”計劃受阻。中國崛起， “腦”計劃新啟。其中況味，值得深思。

正如信息化軍事革命，美軍全盤借用蘇軍革命性理論一樣，“規劃科學”、甚至“大科學”模式，美國同樣是悄悄接受的蘇聯“十月革命”后創立的理念。蘇聯在20 世紀20年代首創的“大科學”事業和“規劃科學”思想，在西方起初被視為“布爾什維克瘟疫”。但是，戰爭和經濟大蕭條迫使資產階級政治家明白，“科學的應用并不是科學本身能解決的問題，而先發現人類的各種需要，然后再經精心思考和嚴密計劃，才能找出方法，從而滿足這種需要。科學功能的這種萌發意識，確是 20世紀社會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這里，英國科學史家貝爾納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對“大科學”形成的歷史貢獻。蘇聯的“規劃科學”思想，通過 1931年第二次世界科學史大會傳到西方。此會，蘇聯派出了以布哈林為首的代表團到倫敦，蘇聯學者充滿革命與科學精神的論文，把科學史的全新視野展現于西方“地平線”。會后，貝爾納開始了其英國與蘇聯的穿梭式訪問，并發現：借助“大科學”計劃，蘇聯的科技事業特別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國防科技和工業科技突飛猛進，其發展水平已與美國并駕齊驅，發展速度甚至高出一籌。進而令他確信：“蘇聯的‘大科學’模式是對的，蘇聯的規劃科學取得了成功。”以其為首的西方左翼集團從此開啟科學學研究，論述“大科學”思想，繼而出版了享譽全球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戰后，他還自覺地將“大科學”原則，用于西方各國科學事業的重建。1962年，美國科學學家普奈斯步其后塵，出版名著《小科學，大科學》，從而使美國集“大科學”實踐、理論之大成。

根植蘇聯的“大科學”思想隨著共和國的新生傳到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積弱積貧上百年的中國幾近崩潰。在西方全面圍堵、封鎖的背景下，我國別無選擇地走上了蘇聯的國防科技發展道路，即“規劃科學”“大科學”的發展道路。我國在確定國防科技發展方向、選擇重點攻關領域上，充分借鑒蘇聯“老大哥”的成功經驗;在調集力量、組織攻關上，大力發揚我黨在長期武裝斗爭中形成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優良傳統;在兼顧科學決策與行政管理權威上，我黨大膽起用錢學森、錢三強等一批培養于舊中國、成長于西方列國、但擁有強烈愛國心和卓越科研、管理能力的科技領軍人才。事實證明，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大科學”之道，是自強之道，更是王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