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音樂界迎來一場革命：下一首歌流行什么，聽眾說了算；公告牌排行榜，消費者來決定。有人說，這是唱片業史上最平民化的時代。
【唱片業的一場革命】
2000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埃維·王和幾名商學院畢業生攜手創建新創企業Shazam。他們的想法是，開發一種軟件，利用智能手機在數秒內識別一首歌，哪怕是在嘈雜的酒吧或咖啡廳。
兩年后，公司投入運營。至今，這一軟件的下載量已超過5億次，前后共識別過300萬首歌曲，是全世界最火的應用程序之一。它在唱片行業掀起一場革命：不僅讓用戶輕松識別不熟悉的音樂，也為音樂總監們預測流行提供了依據。
Shazam有一支團隊，及時更新世界各地最新錄制的歌曲（包括歌手自錄單曲），以充實其龐大的音樂庫。通過研究每天高達200萬條的搜索信息，Shazam可以最先知道什么歌在什么地方受歡迎。“有時，我們在大多數人還未聽到歌曲之前幾個月，就預測其會火，”Shazam前首席技術官杰森·提圖斯說。
去年，Shazam推出一幅與搜索數據聯動的互動地圖，用戶可以鎖定世界某一城市，查找當地在Shazam上最受歡迎的歌曲。這張地圖好比一個全球最新流行單曲的實時“地震儀”，星探們可從中挖掘到極具潛力的未來之星。
“我們知道一首歌從哪里開始流行，及其完整的傳播路線，”提圖斯說。以2013年紅極一時的新星洛德為例，Shazam的工程師可以讓時間回轉，追溯到她第一首引起國際轟動的單曲《Royal》，如何從其家鄉新西蘭傳到美國鄉村音樂圣地納什維爾，再到美國東西海岸，甚至精確到哪一天，它在全美近3000個城市達到播放高峰。
Shazam成為美國音樂經紀人最受歡迎的應用軟件。去年2月，該公司宣布涉足音樂制作領域，與華納音樂集團聯手打造通過Shazam軟件脫穎而出的歌手。
【群眾智慧代替專家直覺】
像Shazam這樣引領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的新創企業并非獨此一家。通過研究“聲破天”數據，承辦商安排演唱會巡演路線，以便最廣泛地接觸忠實歌迷；一些歌手根據網絡音樂電臺“潘多拉”顯示的點播流量決定每一站演唱的曲目。事實上，所有搜索、流量、下載和分享都被用來回答音樂圈內一個古老的問題：下一首歌，人們想聽什么？
過去，唱片公司老板通常用直覺回答這個問題。如今，大數據改變了力量平衡，以群眾的智慧代替了專家的直覺，讓唱片公司更加清楚地知道人們想聽什么。這是數字革命給利潤持續下滑的流行音樂產業帶來的希望。顯然，它有利于唱片公司賺錢。
紐約音樂數據分析公司“Next Big Sound”通過搜索“聲破天”、Instagram等網站的粉絲群預測未來流行趨勢，利用數據模型列出一張明年可能大火的百名藝人名單。“如果你簽了我們名單上的藝人，其中20人將登上‘公告牌200強’，”Next Big Sound數據分析師維克多·吳說。20％的成功率看起來挺低，但它掀起的全球影響力可能令你目瞪口呆，說不定其中還有下一個碧昂絲。
Next Big Sound的一款優化軟件“Find”發現，盡管“推特”等社交媒體已成為新歌傳播的重要渠道，但電臺依然是推介新歌的最佳平臺。為了向電臺DJ證明一首全新單曲能一炮走紅，每一家唱片公司都會提供一堆表格：實體銷量、YouTube點擊量、“臉譜”互動量、目標群調查……總之，各種數據，多多益善。
“DJ因為個人喜好選擇歌曲的想法早就過時了，”美國最大的電臺運營商iHeartMedia副總裁拉達·蘇布拉馬尼亞姆說。
數字唱片公司DigSin首席執行官杰·弗蘭克也表示，這種做法不是要把人的因素從電臺抹去，而是最大程度地呈現人的因素——受眾的反應。“這恐怕是電臺史上最平民化的時刻，”他說。
【公告牌，消費者說了算】
音樂排行榜也發生了類似的革命。以“公告牌熱門單曲100”榜單為例，自1958年創立以來，一直依據唱片店和電臺提供的信息排定座次。但兩者皆不可靠，因為唱片公司常常為了促銷向他們行賄，或者唱片店因為缺貨而不愿推廣某一專輯。
另一個影響榜單公信度的因素是，它不僅反應聽眾的喜好，還一手“制造”這種喜好。哥倫比亞大學曾做過一個著名實驗，證明人氣可以“自我實現”。研究人員讓實驗者去各音樂網站聽歌，結果發現他們大多根據下載量排名選擇歌曲。
如果排名被人為操縱，結果會怎樣呢？于是他們進一步實驗：有些網站按真實的下載量排名，有的則反其道而行，把最不受待見的歌曲放在第一位。結果，后者的境遇發生巨變，一躍而為熱門金曲，而原先受歡迎的歌曲則遭冷遇。
為了杜絕這種造假可能，從1991年起，公告牌根據收銀機的銷售終端數據確定排名。“這是革命性的改變，”公告牌現任負責人西爾維奧·歐特洛盧剛說，“我們終于得知，哪張專輯真的賣得好。”
幾乎同一時期，公告牌改用通過調查公司尼爾森監控電臺播放數據。結果發現，嘻哈音樂和鄉村歌曲的排名迅速攀升，老派搖滾則日趨衰微。這也許意味著，由東西海岸白人主導的音樂產業并不重視城市少數裔和南部白人的音樂口味。
另一個巨變發生在2000年代中期，公告牌開始追蹤音樂流量和下載量。一些不曾入唱片公司法眼的歌曲，如2005年“黑眼豆豆”的《My Humps》大行其道；瑞典姐弟組合“刀”樂隊的專輯《深切》不被唱片公司看好，卻受到歌迷熱捧。
如今，無論唱片公司總裁、電臺總監，還是業界分析人士、記者，幾乎形成一種共識：較之幾十年前，消費者的口味由唱片公司主導，今天的消費者對“公告牌”已經有了更多發言權。
【趨同與混搭】
不過，問題隨之而來。當消費者有了更多發言權，他們喜歡聽熟悉的旋律，反復循環地聽，導致一些歌曲不斷被電臺重復播放，缺乏新意。
iHeartMedia一家子公司的數據顯示，40家主要電臺去年播出最熱門十首單曲的次數幾乎是十年前的兩倍。2013年最受歡迎的歌曲是羅賓·西克的《Blurred Lines》，播放次數比2003年最受歡迎歌曲《When I’m Gone》多70％。連2013年第五受歡迎歌曲《Ho Hey》也比十年前任何一首歌曲的播放次數多30％。
我們不僅在重復聽同一首歌，而且這些歌本身也變得越來越雷同。隨著唱片公司越來越捻熟于什么樣的歌暢銷，他們更愿意投資類似的模仿歌曲。業界開始擔心，過分依賴大數據將造成風格和類型的“群族化”，致流行音樂陷入令人沮喪的平庸。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2012年發表一份報告稱，輕松愉快的音樂風靡全球。流行歌曲似乎變得越來越寡淡、嘈雜、意料之中，一遍遍重復相同的旋律。報告研究了1955年至2010年間錄制的46.4萬首歌曲，發現新千年里播放次數最多的歌曲呈現一種趨勢，即“音高轉換越來越缺少變化”。
問題不在于流行歌手們。我們的大腦傾向于選擇已知旋律，正如俄亥俄州立大學音樂理論家戴維·休倫所言，我們聽音樂時，有90％的時間是在聽已聽過的歌曲，因為熟悉的歌無需花更多精力去思考。從心理學上講，這叫“流暢性”：當一條信息被流暢消費后，會自然滑入我們的期望模式，令我們產生滿足感和自信心。
“熟悉的東西讓人舒服，特別是當你感到焦慮時，”南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諾貝特·施瓦茨說，“心情不好時，你會想見老朋友，想吃好東西，這和媒體消費是同一個道理。你心煩意亂的時候，不會想看一部新電影，或者嘗試聽一首新歌。你會找一部老片，一首熟悉的歌。”
說音樂正走向單一化，變得更無趣、更嘈雜、更重復，也許過于簡單化了。既然唱片公司認識到嘻哈音樂和鄉村音樂如此流行，于是將這些風格與傳統流行樂融合，創造出新的聲音。去年夏天的一首流行曲《問題》即融合了迷離的薩克斯風、90年代流行的人聲、輕聲合唱和女聲說唱。它聽起來很陌生，卻又似乎無處不在。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好萊塢風格融合的副教授格雷特·徐說，“混搭”固然有風險，但結果可能是巨大的成功，因為它們滿足了多數聽眾的需求：既新鮮，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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