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起，余杭老百姓就收到一份關于余杭法治指數的問卷調查，上面可以對余杭當年的黨風、行政、司法、權利救濟、市場秩序、監督工作、民主政治、社會安全感等方面的情況打分。截至目前，余杭已發放15676份這樣的問卷。
說到這張卷子，不得不提一個人，在余杭，有個愛折騰的倔老頭叫馬其鏢，大家管他叫老馬。
2005年，時任余杭區司法局局長的老馬正在搞“法治余杭”建設，專家組建議，衡量經濟有指數，搞法治也必須得有個衡量指數，于是請來浙大光華法學院設計指標體系。于是就有了全國首創的余杭“法治指數”。
小到家里漏水，大到人命關天
都有貼心的人民調解員來搞定
余杭“法治指數”的概念在全國是首創，它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而是建立在對余杭村（社區）、鄉鎮（街道）、各機關等全體量化考核的基礎上，結合法治民意調查反饋的龐大體系。當初，法學院教授設計的量化評估體系，老馬覺得缺乏實際操作性，要求重新做，教授先后改了三稿，終于讓倔強的老馬點了頭。家庭不和睦、鄰里有矛盾，孩子上學調皮搗蛋不聽話，家人工作、經商遇到難題……這些你自己解決不了的麻煩，你都可以在“法治余杭”體系中尋找到對應的解決方案。
老馬今年63歲，退休后，他成了余杭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員。醫療糾紛調解一般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有的糾紛一調就是一兩個月，老馬本著情、理、法三結合的原則，3年來苦口婆心，成功調解了200多起醫療（患）糾紛。
在余杭，像老馬這樣的人民調解員，一共有2066名。僅2013年，余杭各調解組織共受理的21090件糾紛中，調處成功的就有20792件，成功率達到98.6%。
早戀、斗毆、網癮、拍不雅照
叛逆期青少年，法治副校長管起來
學校政治處一個電話，王斌就飛毛腿般趕去學校，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地給叛逆少年現身說法。他的身份其實是余杭臨平南苑派出所副所長，3年前，開始擔任臨平職業高級中學的法治副校長。
臨平職高就在南苑派出所管轄的區域，學校有93個班，4300多名學生，其中有80個班還是非全日制的。學校周邊車水馬龍、商業繁華，不少學生還是住校生。
在余杭的107所學校中，像王斌這樣的法治副校長一共有162人。
除了每學期兩次的安全教育大課，平日里，王斌操心的事比一般孩子家長還要多，比如學校里男女同學有沒有早戀苗頭，男孩子之間有沒有拉幫結派現象，高年級同學有沒欺負低年級同學，下課后有沒有孩子去網吧、KTV、棋牌室等明令未成年人不得入內的場所等等。王斌說：“自從當了法治副校長，我可以把學生間的矛盾，在萌芽狀態化解掉，不但保護了孩子，無形中也給自己減了負。”
職高的孩子調皮難管，每天上下學的點，王斌都要派隊員去學校附近溜達，防止孩子和不良社會青年接觸、聚眾鬧事、去網吧打游戲等情況的發生。
辦了十年廠，合同一份沒擬過
村里律師免費上門送你“法律體檢”
40多歲的陳老板只有初中文化，是余杭星橋街道一家來料加工企業的老板。、
企業原來是個體戶性質，有10多個員工，現在“個轉企”成了有限責任公司。最近，陳老板交了一個新朋友，叫蔣新，他是浙江奇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他們認識是因為一次免費的“企業法律體檢”。今年，余杭區開展了“個轉企”法律服務直通車，通過325個村社區的法律顧問上門為1600余家“個轉企”企業開展無償法律服務，并率先在星橋街道開展試點，蔣新是試點街道4個村的駐點律師，陳老板是他第一個成功拜訪的服務對象。“法律體檢有涉及企業結構、管理、財務、產權、法務方面的60多項內容，陳老板的企業體檢下來不到70分，相當于不及格。”
蔣新說：“體檢下來我發現，陳老板公司員工因為流動性大，有人沒簽勞動合同，沒繳過社保；企業做了10年加工生意，居然從沒擬過訂做合同，跟客戶的訂單都是QQ聊天記錄；陳老板有個股東，但從沒開過股東會議，有事兩人都是打電話口頭商議的。”
“我勸老板，現在公司上了規模，應該跟工人簽勞動合同、繳納社保，這對企業和員工都是有保障的；我還為他免費制作了一份訂做合同，告訴他，只憑QQ聊天記錄做生意是有很大法律風險的；股東會是碰頭會，不能用打電話代替，而且會議的決定是要形成書面材料，以便日后形成不必要糾紛。”
蔣新的“良藥”苦口，陳老板表示接受需要一點時間。于是，蔣新留了電話和QQ，兩人經常聊天成了朋友，陳老板的企業也一步步規范了起來。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