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導演賈樟柯在上海圖書館進行了一場“關于現實，關于電影”的講座。相對于網絡，賈樟柯認為電影永遠是一種線下的藝術，“任何一個時代的電影創作，都是去感受人，去感受生活，這是什么樣的大數據都取代不了的。”《解放周末》獨家編發講座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我喜歡人與人之間不設防、很親密的那種感覺

我的故鄉跟李白的故鄉非常近，我們倆的家鄉隔一條黃河，黃河那邊是榆林，這邊是山西呂梁。黃河是非常特別的，我們從小守著黃河長大，但是你偶爾去河邊看的時候，你親近不了黃河。黃河非常兇險，最起碼在山西、陜西那一帶沒有什么船運，到冬天結冰以后流的是冰塊。我有一次冬天去磧口的時候發現都是冰凌，那種冰塊撞擊的聲音非常壯觀。黃河屬于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也非常熱愛這條河流，但是我們親近不了它。

可是到了三峽和長江，完全就不一樣了。那條河流非常繁忙地在運轉，人密集地流動，物品頻繁地交換。在河流上坐船行走時，好像漂流在一個國畫里的世界。你會感覺特別親切，有碼頭、有江湖的那種感覺，我特別喜歡那個地方的山水，特別是河流。

另一個我喜歡那里的原因，是因為重慶是一個移民地區，人們的性格相當外向，也非常幽默，經常走在街上互相對視一下就開始聊天，聊著聊著就手里抓一把瓜子給對方，說：你也吃一點。而在我們老家那邊，對視一下可能就要打一架。我非常喜歡人和人之間不設防、很親密的那種感覺，所以我很喜歡那個地方。從《東》、《三峽好人》到《天注定》，這幾部電影里都出現了重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喜歡方言，我喜歡去有方言的地方拍電影。山西有古老的方言，重慶有方言，湖北有方言，廣東話也是古老的方言。

今天，整個中國處在劇烈的遷移中，我們小的時候很少有機會旅行，每個人都在出生的土地上生活，除非當兵或者上大學才能離開家鄉。而今天在高鐵上，在碼頭上，在船上，在飛機場，在長途汽車站，在高速公路上，很多人都在遷移。這個世界越來越相似，地區的差異越來越小，但是語言是一個人最后的文化身份，它展現出我們文化的區別。我講山西話，你講上海話，這里面有我們的很多成長經歷，包括教育、傳統，有很多文化身份的識別在里面。我很喜歡這些地區，是因為電影不全是由主角構成的，它是由每一個人物構成的。比如說男主角在電影里去買火車票，那個感染力不僅來自于男主角，更來自于他周圍的那些面孔，我覺得這些地方可以發現感人的面孔。大家用方言表演的時候都是母語，非常自在，語言的色彩也非常好。像我老家的方言里面，我們把“扔東西”叫“搏力”，這是多古老的一個詞。如果我們換成用普通話，那種感情色彩和生動性就會有所下降。

電影除了影像所呈現的這些實在的內容之外，人們的那些表情、體態能夠帶給我們更多感動。電影的確就是面孔的藝術，因為它和文字不一樣。我們在電影里面看一個人端著碗吃5分鐘飯，哪怕他一句話不說，從這個面孔里面，你就能閱讀出豐富的情感信息。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我的電影當中，我自己心里有一個獨特的我個人的人物畫廊，因為我在生活里面比較留意這些能夠感染我的面孔，所以陸續地把他們帶到我的電影里面，說不定下一次就是你。

我也是說書人，只不過我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故事

對我來講，寫電影劇本時首先要建立的是一種電影的氣味。包括我剪輯的習慣也是，有時候為了電影的氣味，可以放棄敘事的連貫性，因為我覺得氣氛最重要，氣味最重要。

我想找到一種苦澀、悲苦的感覺，它讓我想起我小時候聽的晉劇。晉劇里面有很多是悲劇，晉劇大部分是戶外演出，一般都是冬季，天很冷，同時農閑，人們有時間了，在村里和在廟里搭個臺子就開始演出。因為是戶外演出，所以整個晉劇發音的方法非常野，必須吼出來，在野外才能被人聽到。晉劇的很多故事都非常慘烈和悲情。在晉劇里面我最喜歡的是黑頭（花臉），這一般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們的唱腔苦澀、悲情，特別是在冬天大風的日子里，斷斷續續地聽兩句丟兩句，這是我的一種兒時記憶。

當我寫電影劇本的時候，這種記憶的情感開始影響我。在研究電影人物命運的時候，我悲哀地發現，在當代社會，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跟我們一起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的人，有時還是會滋生出只有在古典文學里才看到的個人悲劇，比如我們在《水滸傳》里看到的武松的悲劇、林沖的悲劇，比如說在晉劇里面看到的故事，比如在武俠電影里看到的故事，它讓我覺得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延續的。有時候我們覺得歷史非常長，比如說我們以為清代非常久遠，但其實也就隔了四五代人而已，你爺爺的爺爺可能就是清朝人了。

從空間上來說，過去的一切也并未走遠，比如在山西的那些老城里散步的時候，我們仿佛還處在古代，古人的命運跟我們的命運糅合在一起。如果說電影是一種敘事性的藝術，你從事的是一種敘事藝術工作的話，這個工作本身就是在傳遞人類的這種經驗。《水滸傳》　想傳遞的可能是宋代的經驗，胡金銓的電影傳遞的是明代的經驗，蒲松齡的小說傳遞的是清代的經驗，是人類曾經生存的一種經驗的記憶。說白了就是跟評書是一樣的，我們都是說書人，只不過過去科技不發達，我們的生存經驗是用口述講述下來，今天有了電影，我們可以用電影的形式存留下來。我曾經說過，我也是一個說書人，只不過我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故事。

電影永遠是一種線下的藝術，電影的中心焦點一定是人

如今，互聯網絡、虛擬空間四通八達，但是，電影永遠是一種線下的藝術，電影的中心焦點一定是人。任何一個時代的電影創作，都是去感受人，去感受生活，這是什么樣的“大數據”都取代不了的。

我喜歡超級寫實的自然狀態，電影這個媒介最大的魅力就是完全復原。如果我們研究電影史會發現，人類為什么會發明出電影來，人們發明電影的沖動在哪兒？就在于人類一直有一種渴望，希望還原我們生活的世界。一開始是古典主義的繪畫，用繪畫的方法來還原。后來發明了照相，發明了照相之后還不滿足，因為照相是靜止的、瞬間的，就繼續發明活動影像，再后來有了聲音，一直到出現彩色電影。電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夠把我們自然的狀態呈現出來。

然而，優秀的電影又是帶有作者個人的情感經驗的。在我自己創作的過程中，我會隨著人物的故事情節的推進，去感受他的生活和他自身的情感世界中非常詩意的時刻，我覺得詩意遍布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我記得有一次在大同探險的時候，一位給我們開車的司機，突然有一天他看著一群在地上爬的小螞蟻，非常感慨，甚至有一種想哭的沖動。他跟我說，他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動物世界》，他特別喜歡動物。在那種時刻，他跟動物之間產生了一種非常美好的生命的關聯。而這種生命的關聯，就是每個導演想拼命在電影里呈現出來的。

電影講述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命運。我們為什么要把一些人的遭遇拍成一部電影？因為它需要聆聽。比如今天我們去注冊一個微博賬號很容易，注冊一個微信號也很容易，看起來你很容易說話，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有人聆聽嗎？這是一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也讓我對電影這樣一個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在網絡時代看起來是一個很古老的藝術，有了一種全新的理解。我覺得它依然是一種非常好的表述形式。

創造永遠都是文化藝術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是一個四海為家的人，我的生活方式也是這樣，經常天南海北地行走。記得有一次旅行，我從香港到臺北，從臺北到漢城，再從漢城到曼谷，這幾個城市太像了，都是高架道路，高架道路兩邊的廣告都一模一樣。甚至每個城市的女孩們化的妝都是一樣的，讓我覺得很枯燥。因為這個世界太枯燥，所以我必須出去多走一走，去尋找有差異的地方。

我剛開始拍電影《小武》的時候，是一個28歲的年輕人，剛剛步入到電影的工作中。從那個時候開始，電影界的前輩導演給了我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支持，當然也有非常大的物質支持。我們常說電影是一個獨特的國度，在這個國度里，電影人之間有遠親，也有近鄰，還有近親。這樣的一個氛圍，給了我非常大的影響，我一直對電影抱有專業上的努力、專業上的要求。

當然，電影有很強的商業屬性，那是電影從創作到進入影院跟觀眾見面的一個工業系統。可是，當我們看上世紀60年代新浪潮電影包括德國的新電影運動就會發現，每一次有創造力的電影運動，每一次出現大批的有創造力的導演的時候，這些導演都具有豐富的電影實踐，而這些豐富的電影實踐都是文化活動，而不是商業活動。

今天，中國的電影環境有些讓人失望，它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商業活動，而不是文化活動。從這個角度來說，保持對電影這個行業的專業要求就顯得非常重要。有很多電影沒有專業水準，也沒有創造力，但是它們有很高的票房，能聚集很多的人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因為有這樣的一種存在而喪失專業標準和專業要求，因為電影的核心是創造，創造永遠都是文化藝術非常重要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