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ing your DNA will is not a panacea.-by Walter Gilbert
沃特·吉爾伯特(Walter Gilbert)是一位美國物理學家與生物化學家，分子生物學的早期研究者之一。
1980年與弗雷德里克·桑格因為發展了測定DNA序列的方法，而與保羅·伯格(Paul Berg)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運用桑格直讀法原理，獨立地提出更簡便的測定核苷酸順序的方法——化學降解法。他用化學反應將DNA裁剪成一系列不同長度的核苷酸片斷，它們的一端相同，并標有放射性同位素，測定各片斷的長度和另一端最后一個核苷酸，就能決定DNA相應位置上的排列順序。
2014年在德國巴伐利亞州林道召開的“The 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林道的諾貝爾獎得主會議)上，來自美國Rice University(萊斯大學)的Mohit Kumar Jolly采訪了這位開創了測定DNA序列的方法的諾貝爾獎得主。
Walter Gilbert和Mohit Kumar Jolly2014年在林道
Mohit Kumar Jolly (MKJ): 看來您的介紹，您曾獲得在劍橋大學拿到數學博士后，很快成為哈佛大學的理論物理教授，后來又從事分子生物學工作，并在諾貝爾化學獎領域取得成就。您能跟我們談談是如何做到在這3個不同的領域跨界的嗎?
Walter Gilbert (WG)：其實，在我的人生中，已經多次改變研究領域，因為我一直想探索新事物。我在大學里，是學習化學和物理的科班出身，但卻發現化學無聊，于是我專注于高能量的量子場論。
在取得我的博士學位后，我在哈佛大學從事物理教學，主要研究量子力學和電磁學。
后來，我在英國劍橋的一次聚會上遇到了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他給了我六篇文章，讓我了解他們在做的分子生物學實驗。我參觀了他們的實驗室后，覺得他們的工作很有趣。
因此，在送走了我帶的即將畢業的理論物理學畢業生后，我成為了一名分子生物學家。
在那個時間點上，我甚至還開了一家名叫"Biogen"的生物公司，并且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了該公司5年的CEO。這對于一個搞科研的人來說，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
在2002年，我關閉了我的實驗室;現在我成為了一個當代藝術品的生產商和消費者。
Walter Gilbert ：“I have always found it very easy to change fields. In this process, I have realized that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make you think about all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in the world.”
——我一直認為跨界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你思考世界上不同的人和事”!
Gilbert向另一個諾獎得主Brian Kobilka展示其作品
Mohit Kumar Jolly (MKJ): 我們知道您曾因發現DNA測序而獲得諾貝爾獎，那您是從什么時候意識到全基因組測序會越來越便宜的呢?
Walter Gilbert (WG)：DNA測序費用會不斷下降，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1985年的時候，個人的全基因組測序費用高達30億美元;而在今天，完成一個人的全基因組測序僅需5萬美金。我希望：到2020年，無論是醫院還是第三方檢測，個人全基因組測序的費用可以下降到幾百美金。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全基因組測序并不意味著一定是“精準醫療”，我曾經對我自己的全基因組進行了測序，但是它忽略了局部的基因組重排，因此這算不上是絕對的“精準醫療”。
或許在普通人看來，只要我們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后，就可以通過編輯我們的基因來設計高智商的后代，但是我只能說這是個“神話”，因為在生物學上，并不是一個基因就對應唯一屬性。
Walter Gilbert talking to a Young scientist at #LNLM14
Mohit Kumar Jolly (MKJ)：目前有關“個性化醫療”的主題討論得相對火熱，您怎么看待“個性化醫療”的前景?
Walter Gilbert (WG)：站在我個人角度，我是很看好“個性化醫療”的發展的。然而現在市場上對“個性化醫療”存在2大對立的觀點。
站在患者的角度，每一個患者都有不同的新陳代謝機制，即使是患了同一種疾病也會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同樣的癌癥，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現亦不同。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它們分類成有限的亞型，然而開發針對這些亞型的藥物，但是它們的有效率并不是很高。
另一種觀點是站在大藥廠、藥物研發商的角度，他們并不喜歡“個性化醫療”，他們更喜歡標準化的方式;否則，他們大批量生產的“仿制藥”怎么賣?
讓我很困惑的是：藥企為什么沒有意識到“當基因測序越來越深入，其病例的亞型就將分類的越來越細，這將進一步有助于藥物的臨床試驗”。因此我認為，制藥大亨們想要占領“基因測序”市場的制高點，他們得首先轉變下自己的觀念。
Mohit Kumar Jolly (MKJ)：當下在生命健康領域的另一個熱門話題是“大數據”，您怎么看?
Walter Gilbert (WG)：“大數據”即是要收集大量的數據集，發現基因和疾病之間的相關性。毫無疑問的是，我們收集的數據是有作用的，但是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如何解釋它。
另外，你必須記住，所有的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并不意味著生物學上的顯著。所以說，大數據絕對不是萬能的。
Mohit Kumar Jolly (MKJ)：最近還有一個爭議性較多的問題，是關于“基因專利”申請的，您怎么看待“基因專利”申請的?
Walter Gilbert (WG)：我同意最高法院的決定，即我們不能申請任何自然存在的物種的專利。由于基因是個體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它不應該被允許申請專利。
不過，我認為有些公司申請基于某個特定基因會產生某些疾病的基礎上的診斷方法(基因測試)是可以授予專利的。
并且我認為，專利完全是一種倫理道德上的行為。它屬于一種社會上層建筑，給做出了某項發明的作者提供回報的壟斷行為。因此，專利只能控制商業行為，而不是用來獨霸學術研究的，科學研究更應該是開發的與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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