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現行教育體制受到了質疑，尤其是人才批量化培養的模式，注重規模而忽略質量的態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爭論。源于西方的現代教育制度，似乎有向中國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靠攏之意。百度“作業幫”3.0攜手教育部，將有望通過大數據實現中國的“因材施教”，讓教育在規模化的指責與個性化的高成本之間找到一條新的均衡之路。

教育制度的特里芬兩難：規模化VS個性化？

當我們對從幼兒園就開始的“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戲規則熟視無睹時，美國商業思想家賽斯·高汀(Seth Godin)提出了“教育陰謀論”的尖銳看法，對規模化教育進行了猛烈抨擊。他指出，“人們期望通過培養孩子的服從性來獲得長期的高效率，大規模的教育并不是為了激發孩子的求知欲或是培養專家學者而設計的。它的發明是為了迅速而大量地制造符合工業化體系要求的成年工人。規模比質量更重要這個教育理念正好與當時大多數實業家的觀念相吻合”。

實際上，中國的不少教育專家也對目前普遍采用的、起源于19世紀的教育模式提出質疑，認為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統，將讓教育陷入僵化死板，而教育本應是由具體實施者因時、因地、因材施教，才能取得好效果。孔子第76代傳人、孔裔國際教育集團董事局主席孔令濤先生就提出，“因材施教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顯然，教育制度陷入了“特里芬兩難”，規模化教育可以降低教育成本，擴大規模，但難以保障教育質量；而個性化教育雖然可以提高教育質量，卻成本高昂，難以做到社會化普及。部分專家認為，依然要現代方法解決現代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就表示，“不推進中國教育制度的現代化，即使從古代把孔子請回來，從西方把杜威請過來，也還是一籌莫展”。

大數據創造的教育奇跡

個性化教育的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學生。然而，當一位老師要面對50甚至100位學生時，這項任務想起來就讓人頭疼。“不得不承認，對于學生，我們知道得太少”——這是卡耐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育學院介紹中的一句自白，也是困擾當今教育界的重大問題。

為何老師不能充分了解學生？因為傳統數據注重的是結果性的紀錄，往往是階段采集，如各門各科的考試成績等，這些數據不涉及到過程，因此，很難讓老師充分了解每個學生。而大數據的到來，恰恰從過程角度給了老師了解學生的途徑與方法。說起來，大數據有些“雞毛蒜皮”地記錄每一個學生的微觀表現——什么時候翻開書？聽課時什么時候微笑、點頭或打瞌睡？做一道題用了多長時間？和哪個同學討論過？這些數據看似雜亂瑣碎，但如果經過數據加工、挖掘和呈現，卻能給老師新的決策依據——這小子考試不及格到底是因為學習不認真？還是做題效率低沒有分配好時間？還是請假請得太多？

以美國Carpe Diem學校為例，在建立了在線系統后，其試點學校有7 個年級，240 名學生，只配備了一名數學老師和一名助教，學生的數學成績卻非常好，教育成本也降低了25%，被《商業周刊》評為美國最好的高中。

近日，百度作業幫聯手教育部收集全國各地中小學的電子試卷，老師備課教案、優秀教學視頻等。利用大數據分析各地學生的學習狀況、知識點薄弱環節等，為各地老師的教育教學活動提供指導，大數據的應用，令規模化的個性教育成為可能。

百度作業幫：打破教育特里芬兩難

規模化還是個性化？百度作業幫的模式創新，打破了中國教育的“特里芬兩難”。通過百度的數據聚合，眾多的教案、教學視頻將得到共享，將老師從繁重的創造課件的原始勞動中解放出來，變“創造者”為“管理者”——老師今后將無需每個課件都從頭親自制作，而是做好管理、挑選工作即可。這讓規模化的長處得以發揮，讓教育的可復用性增加，降低了教育的整體擁有成本(TCO)。

而在個性化上，由于百度作業幫的開放性，將讓學生可以自由挑選自己喜歡的內容參與互動。同時，百度作業幫可利用百度大數據分析技術，分析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學科、知識點、區域等緯度發布需求報告，從而為教學提供決策支持。讓教師了解學生的成本降低、效率倍增，讓規模化的個性教育成為可能。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后首先領導了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1983年10月，他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或許，百度作業幫，正是這樣一個滿足教育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有益嘗試。借助大數據，中國教育的規模化、個性化的融合，將是大勢所趨。